郭嵩焘：一个被唾骂的“异类”与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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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闻溪 知本论 2024-01-07 21:03 听全文
他1835年中秀才，1836年就读岳麓书院，为通“夷情”，最先提出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以洋务之“罪”，负独醒之累，受娥眉谣诼，是一个孤傲的先行者。
他公开提出“以法治国”“君主不如民主、人治不如法治”等观点，作为洋务先知，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其诸多思想超越了同时期的官僚，乃至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由此导致他频遭非议、背负骂名，直至在悲愤中辞世。
他，就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被誉为“洋务先知”的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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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但郭嵩焘出生的年代也是世界格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带来的巨额利润迅速巩固了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并继续向海外扩张殖民地，而且国内人民人#权#意识日益高涨，权利运动此起彼伏，宪#章#运动也开始酝酿发端，一个人类崭新的文明即将出现在英伦三岛并必将传播到全世界。
1799年10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帝国，成为拿破仑一世。拿破仑建立军事独裁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他在法国建立银行，发展教育，建设水陆交通系统，颁布了影响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拿破仑法典》，确立公民平等，宗教宽容，个人自由，财产神圣，等等等等。通过十多年的战争，拿破仑征服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也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了全欧洲。
而美国也在独立战争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共和国，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制订，1789年3月4日生效，同日，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1797年，华盛顿任满两届拒绝连任，亚当斯接任第二任美国总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国家最高元首上的和平更替。
华盛顿肖像（油画作者：Rembrandt Peale）
1816年门罗就任美利坚共和国第五任总统，他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著名宣言也即门罗宣言。影响今后人类世界历史进程的三大现代民主国家美、英、法已经初具雏形。而在郭嵩焘出生前三年的1815年，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俾斯麦也呱呱落地。
西方世界山河已经沸腾，日新月异，而神秘古老的东方依然静悄悄，钟声悠然。
1799年2月，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三，北京城满大街在传递一个信息，统治大清朝长达64年之久的乾隆爷弘历终于驾崩，这位人类历史上统治一个国家时间最久的独裁者把中国这艘肮脏破旧的巨大木轮开到了恶浪滔天，危机四伏的历史三峡的谷口便撒手而去，他的第十六个儿子，深肖朕躬的永琰也即后来的嘉庆继承了他的帝位。
嘉庆皇帝画像
满清王朝的这位第五任君主显然并不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一只巨大的烫手山芋，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嘉庆的表现类同智障。乾隆死后第五天，他搞掉了自己独裁路上的最大威胁权臣和坤，然后向臣民许诺“咸与维新”。但一直到他死去的1820年，他也没有开启过所谓维新改革。
1805年，陶醉于成功消灭白莲教的嘉庆皇帝突然采取严禁西洋人在华活动的一系列强制措施，算是他对世界局势作出的自我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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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1835年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等人成为好友。
1840年22岁的郭嵩焘在友人推荐下来到浙江，成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那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来自英国的东方远征军于浙江登陆，先攻占了定海，一月后北上渤海。越明年，英军炮轰广州，随后攻占厦门。
短短的时间之内，定海、镇海、宁波、慈溪、余姚、奉化以及吴淞、镇江、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郭嵩焘当时正在浙江，他亲眼目睹了浙江海防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之下如此不堪一击。而这场战争给郭嵩焘心理上造成的冲击无疑更加巨大，甚至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1847年郭嵩焘第五次考试考中进士。然而，仕途才刚刚开始。郭嵩焘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他依定制回乡丁忧。就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太平军一路北上，于1852年9月围攻长沙，全省震惊。
当时，郭嵩焘一家与左宗棠一起在湘阴玉池山梓木洞躲避战乱。危难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根据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极力推荐，在赶赴长沙就任途中，特地派人携带重金，邀请左宗棠出山守卫长沙。
然而，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却摆出名士架子，没有答应。郭嵩焘带着众人前来劝说：“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
在郭的极力劝说之下，左宗棠最终决定临危受命。后来又极力劝说在老家丁忧的曾国藩奉诏总办全省团练事宜，兴办湘军以镇压太平军，郭嵩焘随军行动，积极出谋划策，成了曾国藩的幕僚。
1853年5月，太平军围攻南昌，郭嵩焘随湘军一同奔赴前线，连续几场作战湘军均告失利。郭嵩焘观察发现，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实力相差甚远，致使湘军同时要应对陆路和水路的进攻、腹背受敌，于是建议湘军大力兴办水师。曾国藩听取了他的建议，把水师作为建设重点，逐步赢得水上作战的主动权。
平定太平天国战图
对于团练武装来说，因为不在清朝官方兵制之内，没有固定的军饷供给，经费筹措始终是个大问题。1853年至1856年期间，郭嵩焘受曾国藩派遣，到湖南、浙江等处筹集粮饷，当起了湘军的“粮草官”。他曾担任湖南劝捐大员，大力推行厘捐制度，对所有经过本地关卡的商品进行征税，以税收来维持湘军运转。后来，这一做法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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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在江、浙、粤等地为官过程中，对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商业模式、科学技术等有了较多的接触和理解，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见解的洋务观。
1856年，郭嵩焘在上海为筹集湘军粮饷时，那年他38岁，已是湘军的重要将领。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已经营得有模有样。
清末的洋泾浜。两岸各式中西建筑鳞次栉比，水道中航路繁忙
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西式的洋房、西方的火轮船、街道上行走的夷妇和“极秀丽”的洋小孩，科技书籍以及与夷人交往中的礼节，这一切让郭嵩焘开始对有了西方转折性的认识，对夷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夷人不再是观念中缺乏教养、野蛮的形象。在当地与法国西洋行的“头目”时，前来和郭“握手相款曲”。更使他感到“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上海之行是郭嵩焘与西洋人第一次零距离的接触，与16年前那种模糊不清的印象相比，这次他显然感受到了一种全新文明对自己内心的强烈冲击。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比如他对自己看到的洋人住居的洋楼发出“殆罕与伦比”的感叹。而且他还兴致勃勃地登上英国兵船。
通过与洋人的交往，使他强烈感受到中国士人对西洋人的鄙夷实属自身的无知。西洋人毫无疑问是文明人，并非全身长毛，浑身发臭，尚未进化完全的夷狄。从他的字里行间能看出，他甚至认为西洋文明已经达到的高度远非华夏文明所能及。
此后，郭嵩焘每到一处，必然去看西方传入的最新科技和器械，还阅读了多部介绍西方的著述，进一步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在1859-1860年期间，郭嵩焘又协助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对抗英法联军。他不赞同采取战争，认为打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建议和外国人谈判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和论”，连当时的洋务老手也对他有所误解。用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话说，“他从不鼓动借助兵刃抵挡外国人，而是坚持不懈地阐释顺势而为的智慧，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在军事竞赛中绝无胜算的可能。”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外事)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
同治帝载淳（1856－1875年，1861－1875年在位）
同治改元（1862年）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署理广东巡抚。三年时间，郭嵩焘最得意的是他在香港办的事。
郭嵩焘认为，面对“洋夷”，当局者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情”、“势”、“理”。“情”就是洋情，只有主动了解洋人，知道他们所为何来，才能更好地处理洋务；“势”就是要认识到“洋夷”的挑战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是一个很长时间内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要有长远的打算，而不能只想蒙混一时，举棋不定，战和反复，进退失据，这样只能使洋务越办越糟；“理”就是对方提倡和主张的“公理”。
他精通洋务的特长在任广东巡抚期间得到了全面发挥。其中有三件事最有代表性：一是帮英商追回被骗的银子。一个香山人骗了英商二十万两银子，而广东地方查了三年还没有结果。他到任后，仅十多天就有了结果，英国领事专函表示感谢；二是与荷兰换约。换约时，郭嵩焘发现约文是抄本而非原本并且只有洋文而没有汉文，郭根据国际惯例，据理力争，最后荷兰公使不得不再重新请示国内，并道歉。三是处理太平军水师将领侯玉田。天京失陷后，他流亡香港，在经商的掩护下，运送军火接济太平军余部。在当时人看来，此事很棘手。而郭嵩焘得知此事后，以他行劫海中,违反“公法”的名义,向香港方面交涉。结果很快侯玉田便由香港解归广州正法。
郭嵩焘巧妙地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对他赞赏有加，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早在1859年，还是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就奏请设立外国语学校，这一建议受到咸丰皇帝的高度重视，遂下令筹备建校的各种事宜。
1863年，当好友冯桂芬向李鸿章提议在上海设立学校、培养洋务人才时，郭嵩焘积极响应，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拟订了14条章程。1864年，他在广州开办同文馆，这是岭南第一所、全国第三所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新式官办学校，地点选在广州市大北门朝天街（今朝天小学）。
广州同文馆开馆那天，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亲自主持仪式，亲笔拟订章程，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摇旗呐喊。
清代新式学堂外国教习上课情景（资料图片）
同时郭嵩焘在广东看到了某种相当可怕的“权势转移”——当地“民人有所呈诉，不于地方官，而于英领事”。因为“地方官之屈抑吾民”，百姓要伸冤，通过外人反而“易于上达”。一个在职巡抚说出这样的话，别有一番滋味。
郭嵩焘着实是清王朝的梦醒者，但在当时被推为第一个睁眼看西方的中国人是——魏源，他的《海国图志》士林中几乎家喻户晓，书中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被士人奉为自慰的精神鸦片，也被后世的统治者引为对付西洋的经典，他也因此赢得巨大的虚名。
同为湖南老乡，深受郭嵩焘推崇的魏源1848年初秋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香港的繁华让这位《海国图志》的出版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他甚至夸张地把自己所看到的香港比作神话中的蓬莱仙境：山邪云，城邪人，胡为兮可望不可亲？岂蓬莱宫阙秦汉所不得见，而忽离立于海滨。豁然横亘兮城门，市廛楼阁兮兼郊…..
但郭嵩焘显然不会沉醉于魏源式的尘梦里，他已经从尘梦中彻底醒来。从上海回江西时，郭嵩焘特意给曾国藩带了两件东西：双眼千里镜和一个风雨表。郭嵩焘想把自己在上海的见识与曾国藩分享，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这位与他风雨同舟数十年的好友，在对待夷狄的问题上却与他有不可逾越的分歧。
没过多久，郭嵩焘与曾国藩分手，告别了自己参与创建的湘军，此后十多年，直至曾国藩离世，郭嵩焘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共事，哪怕期间他几次解职回乡，赋闲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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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广泛兴起。当时，主流的洋务派都持有“中体西用”的理念，设想以西方技艺之“用”，捍卫封建专制之“体”，把救国的焦点都放在“练兵”“制器”上，努力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1874年11月，总理衙门引日本侵略台湾省事件为训，奏请“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为自强的六条紧急“机宜”。紧随其后，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奏陈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清政府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清政府把这两个奏折寄发给各督抚大员讨论，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兴办洋务的大讨论。
在沿江沿海督抚大员纷纷复奏表示赞同时，在乡赋闲8年后刚刚重获启用、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却递交了一条立场观点不太一样的条陈。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发出了从政教上向西方学习的呼吁。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些主张绝非易事。他提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要百年才能大有收获。振兴人心风俗是最为漫长的，需要三百年的时间，其中一百年用于清除陋习，一百年用于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用于稳固新风尚。
这篇中国要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先经过二、三百年的漫长转型的论述可以说是其最有份量的预言。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曾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那么乐观，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
在所有人视洋人为夷狄，为洪水猛兽时，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
这样的见识，大约在1855年他见识上海英法租界“洋泾浜”之前，就已经形成。曾几何时，汉民族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在韩愈的文章中，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
而在郭嵩焘看来，即使上古时候，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郭嵩焘的说法，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不过郭嵩焘洋务观念的形成，也不仅靠这类身临其境的接触。他自认虽见闻不多，然“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而其情亦莫能遁”。道光二十三年他在辰州知府幕中与“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
换言之，是中国内先不安而后外患至。前引朝廷惟以名利二者“驾驭天下”，就不仅造成“人务为利”的官风，更导致“岛夷通市，逞其商贾之势，以贻中国之忧”。这样一种从中国的失误理解洋务的思路，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异见，也必然是曲高和寡的“孤怀”。此后关于洋务的“宏识”，大体也是沿着同一方向的深入论证，既有更多的体验，也不时上升到学理层面。
在赋闲8年期间，郭嵩焘返本溯源，在咸丰九年，郭嵩焘就认识到洋务非短期可了之事，故建议“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非务防堵一时”。但这样一种“经世致远”的眼光，仍然赞同者寡。不久他就慨叹“夷务曲折，举京师无人能知其要领，独鄙人能见及一二而已”。不仅上官“不能省悟”，朋友间也缺乏共鸣，结果是自己“于夷务不甚谈论，为知此者实无人也”。
在经济方面，郭嵩焘主张民、商自办企业，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国，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但在作为统治的文化里，“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所谓“无商不奸”。
他意识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仅此一点，西洋之入中国，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
作为官员，郭嵩焘认为，通商造船，不能“官样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利未兴而害见焉”。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那么，对于当局者来说，重要的就是为商民提供保障与服务，而让郭嵩焘懊恼的现实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之反”，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
郭嵩焘通过研读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的译著，认识到近代西方已非“蛮夷之邦”，也不像传统士大夫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末”而没有“本”，西方高强的原因在于政教修明，有本有末。
郭嵩焘走得很远,他鄙视现有秩序,一心说服当局放眼世界,用世界通行的方式来看待时局、整理时局。说得简单些就是:“中国之于洋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
一句话，西方国家其实只是为“利”而来，要求通商而已，对领土没有什么企图，也不是为了让中国俯首称臣。郭嵩焘已然看到，世界对话的语境变了，中国的大一统情势下，国与国之间是宗主和附庸、征服与臣服、膜拜与赏赐的关系；如今却变为互通有无的商业往来关系，以平等和契约来相互约束，契约已成约束双方的合约关系,无关荣辱。
一旦不“讲理”成为中外交往中的常态，则最终结果，可能是祸国殃民。如郭嵩焘所说，“所谓‘不辱君命’者，正以君子之道自处，使敌人心服。若第以口语凌轹，斗捷取赢，互相诋辱，何益之有”？盖“国之强弱，固不在此”。若交涉中“必以无礼之词激之”，其实是自己“不学无术之征”。这是他1860年说的话，后人读此，能无感触乎！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社会的检讨与未来中国的认识，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与龚自珍、魏源等士林领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宽广很多，郭嵩焘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高度。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他的见识与作为，常常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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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一般认为，郭嵩焘与左宗棠的隔阂，主要是因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导致的，其实未必没有观念方面的原因。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主张成立一个类似“市舶司”的机构，管理海上商贸，允许商民参与贸易与制造，与洋人竞争逐利，他甚至有过动议，与洋人一起入股设厂，建造火轮船，派士绅主持，此事未及执行，便卸任还乡了。
与此同时，左宗棠在福建却得到朝廷旨意，创办福建船政局，郭嵩焘眼睁睁看到官办的企业如何被洋人“欺侮愚玩”，如何靡费国帑而效率低下，直到马尾船厂在中法之战中化为灰烬，感叹自己的主意被搁置而左帅的方略得以执行，乃是“国家气运使然”。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
郭嵩焘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精神与人格魅力。
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驻外公使，其重要使命却是去赔礼道歉。1875年2月云南发生“马嘉理案件”，英国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交涉。清政府在英国压力下答应派大员赴英赴英“通好谢罪”。因郭嵩焘对西方较为了解，对洋务又有着独到的见解，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驻公使，将开启一个历史性的局面。
马嘉理事件
在中英两国政府就“抚恤”“赔款”“惩凶”事宜进行讨价还价时，在京等候赴英的郭嵩焘得以升任署理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不久后，他上奏朝廷，要求从严惩处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他还提出各国之间往来应该以礼相接，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礼教和交往方式，而国内的士大夫不明时势，一意诋毁，以致屡生事端，马嘉理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虽说郭嵩焘从未走出过国门，但是借助于担任过广东巡抚的经历和对西洋事务的经意考察，他对西方列强的见解，不但比保守派，而且比洋务派领袖们也高出了一头。因此，他接到出使任命，还是有些跃跃欲试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消息一经传出，首先是家乡人民不答应了。素以“霸蛮”之气著称的湖南人，把郭嵩焘的接受“出使番邦”，看成湖南人共同的奇耻大辱。时值湖南乡试诸生正要考试，于是集会，商议捣毁郭嵩焘住宅。当时就在长沙城内玉泉山上，贴出一首讽骂郭嵩焘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但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对他多方慰藉，加之李鸿章等人的热情鼓励，使他重燃出使的信心。在日记中，他坦露心扉：“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不足两月的旅途中，郭嵩焘抓紧一切机会，几乎每到一处港口，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报纸，并请人翻译所载内容以便了解时事：在槟榔屿(马六甲海峡北口,今马来西亚的槟城州)，翻译给他找来了《泰晤士报》，郭嵩焘请他“译出论滇案始末一段”。
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郭嵩焘身在伦敦，不同于中国的英租界，他看到了那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本体，伦敦的繁华都会，议会政治，自由经济，重商主义，奖励科学，大学制度，蒸汽电气，社交礼仪，西方音乐，这是完全迥异于古老中国的另一伟大文明，而不是什么鬼蜮技俩。从这时候开始，郭嵩焘每天用日记的形式写下来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他要让中国人明白，西方文明的活力和希望，在郭嵩焘的文字里。
郭嵩涛在伦敦画像
他第一次向国人谈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比鸠鲁，也第一次论及社会学家孔德，数学家莱布尼次。在汉语世界里，他最早提到莎士比亚，提到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等西方杰出人物。对于西方政教，郭嵩焘更是表现出学习的急迫。他在牛津大学考察两天，二十多个学院，两千多学生，宿舍、寝室、书房、图书馆，无不令他惊叹。郭嵩焘所到之处，都不耻下问。旁听学术讲座，观察学生接受学位的仪典，出席各种学会，参观英国博物馆。郭嵩焘的笔下，至今还留有150年前的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纪程》为名，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还自以为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
然而，当这份日记刊行之后，却在京城士大夫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纷纷叫骂郭嵩焘崇洋媚外、美化西方。王闿运说，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此书一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是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言论，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给他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张佩纶请求撤回郭嵩焘。
总理衙门将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
后来梁启超曾讲述过这段故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在一波波讨伐声浪中，清政府命令将《使西纪程》毁版，并对郭严词训斥，只不过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选，才勉强将他留任。
而郭嵩焘率领的使团在伦敦街头露面之后，也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好奇地看着这一队穿着长袍、留着长辫的中国人。
郭嵩焘很快就投入到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中。在觐见英国女王时递交的国书中，他特意注明自己作为“道歉”钦差的同时还是长驻公使，并加上了副使刘锡鸿的名字。关于觐见的礼仪，他曾经询问英国驻华公使，但此君有意隐瞒、盼着他出丑，直到他询问了此前出过国的蒲安臣使团和崇厚使团的情况，这才心里有了底。他向英女王行的是三鞠躬礼，而不是中国官场的跪拜礼，总算在场面上没有留下笑柄。
觐见女王之后，他相继拜会了英国外相、首相等官员，以及多国驻英公使，还通过参加社交活动等时机接触官商各界人士。他还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了解英国的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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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关于洋务的突破性见解还是从京师到乡里对他的谤议，其实都起于使英之前。西行的经验进一步证实并强化了他原有的认识。
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焘逐渐摆脱了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在英国，他不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点。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郭嵩焘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千余年不败的原因。
通过对英国宪政的考察，郭嵩焘不仅试图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统一起来，还将之与中国封建政治相比较。他认为：“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共通之处就是爱民，执政者注意通民情，司法行政注意便民、利民。”
此时的西方为何如此强大，郭嵩焘认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强大，而是通过不断改革弊政，实行民主政治重视“通民气”，“推原其（指英国）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门（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郭嵩焘认为西方立国长久的根本在于设置议院、市长制顺从民愿，君民交相维系，实行议会制度，君民共主国政，认为其是促使西方不断强大并且长治久安的根本。“
1890-1900年代的英国伦敦
在郭嵩焘看来，“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诗经》的话说，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国，“悬法律以束缚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两千余年”。他甚至质疑所谓“圣人之治”，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持的政治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的政治，这就是西洋立国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当然不同于秦“法”。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人心风俗，焕然一新，工商业的繁荣，顺理成章。
但是，郭嵩焘同时意识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技术上讲，可以“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这样的“本末之辩”，证明郭嵩焘不仅较真，同时也务实。
期间，郭嵩焘与英法“精天文之学”三观天文台，分别为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牛津大学天文台、法国巴黎天文台，可以说，当时西方为数不多观天巨眼大多被郭嵩焘尽收眼底。
“自泰西格致之术精，而镜之为用大，千里镜可以洞远也，显微镜可以析芒也。”这是当时中国士人对望远镜的一般认识，就其价值而言无非是王公贵胄的手中玩物，或是军事战争中的制胜法宝。
郭嵩焘早于咸丰六年(1856)在上海利名、泰兴两处洋行就以高价购置双眼千里镜一器，但在此期间有幸三观英法观天巨眼之后，即敏锐地洞察到19世纪西方近代工业的发展特点。英法造巨镜、观大天这种看似脱离实用的背后，折射出了西方的科学功能观，也是西方文明富强的根本所在。
郭嵩焘不是第一个利用大型望远镜观天的中国人。志刚和王韬也曾一睹西土望远镜，但显然不如郭嵩焘观英法三处天文台后能细致全面记录，且有幸能与天文学家进行深入讨论。志刚等人看望远镜，不外是一种奇异的物事或令人叫绝的机器。郭嵩焘在见识和定义西方天文仪器上却比时人进了一步。
伦敦的液压链条试验机工厂
为了亲身体验新闻纸的生产流程和经营方式，他曾专门冒雪前往《泰晤士报》报馆实地考察，并认真记录下了《泰晤士报》的生产印刷流程。这可能是国人第一次详细记载新闻纸生产的经过：
雪。往观《代谟斯》新报馆。馆主马克敦罗陪同游历。日收新报编次之,而检字机器为多。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六字母,列入铁夹中,用机器转动之以成文。每新报一段成,送校对处校对之,凡历数次,乃合编入大铁板中,用机器压之,其字皆影入纸上、再置一圆机器中,熔铅贯之,随纸高下成字。合四铅刻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卷纸逾数百丈,若洋布然,印车动,随转随印,至前截断其纸,而用扇板前后扇之。每车印两铅版,前后分异,无相混者。再转入一机器,折成四叠。大约检铅字及检对之力为多。合成铅版以后,每日印刷新闻报七万纸张,不过一点钟可以竣事。三便宜得新闻报。。。。。。
从生产流程到经营状况，郭嵩焘此行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甚至与半个世纪之后戈公振的考察相比也不遑多让。
他还参观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实验室，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并建议中国向西方学习，开办学校，多派留学生。他还考察了英法的一些工厂、炮台和科技设施，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于“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1877年3月15日郭嵩焘在英国官员陪同下参观电报局，“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 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此时，英国的信息传递也处于大爆发时期。1852年以前，已经有一条电报成功跨越了爱尔兰海，到1865年，已有数条电报越过大西洋发至北美，越过红海发至印度。此后，电报的影响力遍及大英帝国，在郭嵩焘到达英国的年代，电报网络包含了里程数达到2.2万英里的电报，从超过3000个收发点生成了600万条信息。
1851年，从伦敦到巴黎的电报发出
尽管已是六十有余，郭嵩焘还是适应了欧洲各种社交场合中的女性参与。在19世纪后期，这堪称是了不起的胸襟。在当时，中国女性被摈弃于公共生活之外，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按照当时的驻使惯例，公使拜访官员，公使夫人也要拜访其夫人。
郭嵩焘初到伦敦，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夫人就来拜访他的家眷。他也鼓励自己的如夫人梁氏参加公使夫人聚会，和金登干夫人游览动物园等地。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 (法国画师绘)
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夷狄”。现在都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
但郭嵩焘在国外的言行却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尤其是驻英副使刘锡鸿的诬陷。刘锡鸿经常向总理衙门打小报告，并罗织各种罪名诬告郭嵩焘。如他曾揭发郭嵩焘“三大罪状”，其实都十分荒谬可笑。其一是说郭嵩焘在参观英国甲敦炮台时，披上了洋人提供的大衣。他认为这是有失体统，“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是说郭嵩焘在伦敦宴会上，见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他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其三说郭嵩焘在英国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取阅节目单。他认为这是“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这些本来是社交场合的正常礼节和行为，却被刘锡鸿大做文章，诬蔑为“崇洋媚外”。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刘锡鸿后来又密劾郭嵩焘“十大罪状”，加以“藐视朝廷”、“诋毁时政”、“出语狂谬”、“违悖程朱”、“有失国体”、“有私通洋人之嫌”、“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话、听戏，指为乱俗”等罪名。甚至以英国国会蓝皮书中赞扬郭嵩焘公使的一段话，作为郭“私通洋人之实证”，欲将郭嵩焘“诬以逆谋”，置之死地而后快。
郭与刘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越发不可调和。最终，清政府干脆各打五十大板，于1878年8月决定将两人同时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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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但在长沙等待他的不是欢迎，而是城内随处可见攻击郭嵩焘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郭成了过街的老鼠，到处都是一片喊打之声。就连他乘坐的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被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拒绝停靠，迫使他改行陆路。就这样，郭嵩焘背着骂名出访，又在一片骂名声中黯然归来，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郭嵩焘避居乡野，却依然难挡尘世纷争。他回湖南后不久，总理衙门通知当地官场，即将有洋人要从广西到湖南游历。当地乡绅谣传是郭勾结来的洋人，群情激奋的学生纷纷到他居所抗议。他派人去上海办事，就说他要找洋人撑腰。他与朋友准备创办“校经堂”，就有人指责他以讲经史为幌子，目的却是宣扬西方技术。不管他做什么，都会被放在有色眼镜下检视，被舆论贴上“通洋”的罪名大加讨伐。
但郭嵩焘回到家乡仍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曾为琉球、伊犁、越南等交涉建言献策。并在湖南倡办洋务，创办思贤讲舍、禁烟公社。尽管遭到守旧派阻挠嘲讽，他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并批评“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虽然“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
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外界的非难与责骂、内心的孤独和苦闷注定是郭嵩焘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溘然长逝。
去世时，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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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最高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就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
《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地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无缘无故把“和”字当作罪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亡国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焘早已经听惯这种“爱国”言论。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对宋明士大夫“于天下大势懵然无所知”“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的放言高论，不以为然，譬如明末魏禧论岳飞“朱仙镇班师事”，他认为就“不足当有识者之一笑”，为此不惜专门著文辩论。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
郭嵩焘说，此“区区愚忱，不惜大声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愿与读书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没想到，苦心的“言”和“争”，“证”成的却是“有二心于英国”的苦果。
而郭嵩焘本人，就如同少年时被人评价的“猛兽鸷鸟”，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
9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这位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对旧世界而言，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当时主流接受，反而被时代唾弃。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参考资料：
[1]《洋务先知———郭嵩焘》，孟泽，凤凰出版社
[2]《知人与论世：郭嵩焘与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罗志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3]《郭嵩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看历史
[4]《苦闷的先知——湘人郭嵩焘》，孟 泽，光明日报
[5]《郭嵩焘：中国想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经历二、三百年漫长转型》，黎建军
[6]《湖南近代的“荣光”，少不了郭嵩焘的“光辉”——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教授谈“洋务先知”郭嵩焘》，奉清清，湘阴周刊
[7]《郭嵩焘：得遇于洋人 见辱于父老》，杨智友，大公网
[8]《中学西学 南粤引领全国 官办民办 文教率先转型》，邓琼，金羊网
[9]《梦醒者的痛苦——“汉奸”郭嵩焘》，郭光东，南方周末
[10]《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公使为何铩羽而归》，樊繁，新浪历史
[11]《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王晓秋，清史镜鉴
[12]《被忽视的新闻先驱:郭嵩焘与近代新闻纸的进入》，梁骏，新闻与传播评论
[13]《郭嵩焘三观英法天文台》，庞雪晨 杨小明，自然辩证法通讯
[14]《郭嵩焘：中国第一位真正走向世界的外交人物》，新湖南客户端
[15]《今天的学者怎样解读142年前这位湖南老乡？》，湘声报
[16]《他是第一位把西方社会介绍到中国的官员，最懂西方，却被骂成卖国贼》，世界华人周刊
[17]《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庄秋水，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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