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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共团体体育， 好像都有内战的影子， 男足， 女足...
喊了70多年解放台湾， 好像一直在准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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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杜聿明乘胜进占长春，仅两年攻守之势异也。战争是大部分人的绞肉机，每每听到“不惜一切代价”，就知道那“代价”就是普通士兵及百姓，郑洞国的“越挫越坚”也是以此作底筹。可悲的是：“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
去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当年长春围城事件的讨论，发现竟有不少人质疑这件事是有人造谣出来的，不少亲历者的后代跟帖讲述了自家老人的回忆，结果被质疑和谩骂。试问一句，再过几十年后，等亲历抗战的老人都去世之后，会不会还有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不论是国共两党的档案史料，还是大量亲历者的口述，都强力证明了长春围城事件是真实发生的，10多万长春百姓饿死在了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国共双方在长春没有交战，为何会死这么多平民百姓？共军为何久围而不攻？有人讨论战法，有人讨论人性，在此之前需要先了解基本历史事实。
长春解放珍贵照片
1、锦州是头，沈阳是腹，长春是尾
国共内战到了1948年春的时候，在东北，国共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野解放军兵力达到了70万人，地方武装也有30万左右，而同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兵力是55万左右，并且还被分割在了三个相距甚远的地方——长春、沈阳、锦州，机动性很差。
应该说，对蒋介石而言，东北难保。
1948年2月7日，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先打下锦州，然后“关门打狗”，意思就是，我们先关掉锦州这个入关的大门，这样就把蒋介石的55万大军给死死堵在了东北，然后一举歼灭，避免其入关影响华北、华中战场。
应该说，毛主席这一主张是非常正确其高瞻远瞩的，不过当时驻守东北的林彪对此不大同意。他担心解放军南下进攻锦州，这是“劳师远征”，属于兵家大忌，很可能会被蒋介石军队夹击，作战风险太大、困难很多，相反如果先打长春，我军就处于顺风局面，从北往南打，这是必胜无疑的事情。
因此，在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毛、林两人的分歧很大，林的打法更加稳妥，这也符合他的一贯打法，毛的打法更深谋远虑，就是要一口吃掉蒋介石的55万大军，但是也有一定风险。
中央和东北相持了2个多月之后，1948年4月，毛终于同意了林彪的先进攻长春的方案，理由是林彪说长春“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应该说，如果长春能十天半月结束战斗，那么毛主席设想的“关门打狗”方案，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进攻长春，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2、长春城“坚如磐石”，我军久攻不下决心“围城”
1948年5月下旬，东野在长春城外蓄势待发，这次依然采用的是解放军一贯爱用的战法——围城打援。
但问题是，这次城内的守军似乎摸透了东野的心思，无论你在长春外围打得多么激烈，城内守军就是不派主力出城增援。
就这样在城外打了几次小战斗之后，虽然也歼灭了敌军几千人，但终归无法触及国军主力，围城打援的战法是用不了，这样一来，我军想要解放长春，只有正面进攻。
但问题是长春不同于其他城市，它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首都”，经过日本人多年经营之后，城内布防严密，不管是政府大楼还是银行大楼，城墙都有1米多厚，炮很难打穿，而且蒋军在长春城内外又修筑了大量堡垒。
应该说，彼时的长春固若金汤，“坚如磐石”。
另一方面，驻守长春的是国民党军队有2个，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主力——新7军，一个是滇军精锐60军，这两个实力都挺强，如果要硬打下来，我军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想要短时间结束战斗是不大可能的了，那么中央“关门打狗”的方案将会面临泡汤。
如此一来，1948年6月下旬，东野改变打法，“攻城”变“围城”，既然军事进攻不成功，只能另寻他路。
古人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一、全力策反城内国军将领（后来果然曾泽生率60军起义），这是“政治战”，二、封锁粮食运进城（后来蒋介石只能空投粮食，但也是杯水车薪，更不会管长春百姓的死活），让其“弹尽粮绝”，这是“经济战”。
双管齐下，军心必然动摇，这样就从内向外开始垮，也就是所谓的“兵不血刃”，不损失一兵一卒解放长春。
1948年6月25日开始，解放军在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界，建立了严密的封锁区，断绝城内外各种贸易，逼迫城内守军不战而降，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开创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打法。
但事事无法尽如人意，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更深刻领悟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3、“杀民养兵”
长春围城的四五个月期间，出出不去、进进不来，长春城内的守军发现粮食不够吃，就强硬采购城内百姓手中的余粮。
先是公开发行大量的大额金圆券（后来甚至出现了1亿面额），去市面上大肆采购，一个多月就搜刮了300多万斤，后来更是制定了一个《战时粮食管制办法》，强硬将民间粮食收归国有，不允许私人买卖，如此一来，长春城内的粮荒更加严重。
百姓手无寸铁，只能任凭政府“处置”，当时哪怕是国军空投粮食时不小心落到了自家院子里，也不敢动一丝一毫，干等大兵过来接收。
市面上粮食比金子珍贵，据亲历者口述，1个烧饼能换1～2个金镏子（当地土话，指金戒指），也有用1个烧饼就能娶个大姑娘当老婆。
后来粮食越来越少，饥饿难耐的人们开始吃树皮、吃草根，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交换孩子吃的现象（小孩饿死之后，自己下不了口，就相互交换）。
如此一来，饥饿、瘟疫、死亡，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长春城。
当时长春国民政府制定了所谓的“杀民养兵”政策，为了保障部队粮食供应，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后来更是下令将骨瘦如柴的饥民，成群结队驱赶出城，甚至规定了每个警察要驱赶8人，每个保长要驱赶3家。
因为提防有敌军混在难民里，解放军一开始是不同意放行的，后来眼看饿殍满地，解放军官兵于心不忍，林彪下令同意放难民出城，同时在城外设立了10多个收容所，供应稀粥、馒头等食物，先后收容难民10多万人，发放粮食5万吨。
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解放时人口只剩下了5、6万人，而在1948年初的时候，还有30万人左右（包括了城内10万多守军及家眷），后来据前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解放纪念碑
经过四五个月的围城，长春城内守军吃的粮食也基本山穷水尽，整个军心动荡不安，锦州被我军解放之后，整个东北形势更加有利我军。
1948年10月17日，长春城内守军第60军宣布起义，新7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先后被迫投诚，这在全国开创了，国民党军一个兵团10万人的部队先后起义和投诚的先例，1948年10月19日，长春顺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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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长春围城：面对心硬如铁的国民党守军，林彪的“困饿战”为何半途而废？
长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长春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为了东北与全国人民的解放，
长春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
愿《围困长春》这本书能使后辈们铭记历史。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
越挫越坚
郑洞国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面对军队与居民粮食严重匮乏，“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实际情况却是，面对饿殍遍地、粮缺兵疲，坐困孤城的郑洞国，仍然是吃住行卧如常，个人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富有情调。
10月16日下午，在郑洞国柳条路的寓所里，召开了一次“气氛十分沉闷”的军事会议——决定执行从长春突围的方案。多年以后，将军们还记得会议中的特殊“一员”。
在国民党长春守军高官中，许多人都知道郑洞国在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宠物猫。新7军少将参谋长龙国钧记起的是：
下午一时，我和史说（新7军副军长）都到郑洞国的卧房里。郑洞国斜靠沙发，一言不发，手里玩弄着一只小花猫。
生逢乱世，人如草芥，有时人命比不过一只猫。
城内粮食日渐匮缺，郑洞国索性把人分成了若干等级：
第一必保的是军人。所有空投粮食概不许他人染指，否则“就地枪决”。
10月18日是新7军缴械的日子，东北电影制片厂驻哈尔滨新闻摄影队摄影助理陈喜武奉命现场拍摄：“当时，敌兵团部特务团有些士兵脖子上挂着用单裤扎口装着大米的袋子，有的扎口不紧将大米撒了一地……听说我军给他们发吃的，他们便把身上带的大米纷纷倒在广场一处台阶上，白花花的大米足足有二三麻袋。”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证实：“新7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60军则比较困难，到10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1946年占领长春后，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向官兵训话。 左一为新六军中将军长廖耀湘、右一为长春市长尚传道
第二必保的是警察和特务。郑洞国要牢牢把握国家专政机器的刀把子。
第三要保的是军人眷属。因为直接关系到军心的稳定。
留守长春的玉兰给沈阳的丈夫桂荣去信说：“留守处发40万元全不够，每月领50斤高粱米吃不了，可卖作为零用。”卖高粱米做什么用？“上次汇来30万元我亦买了8分金子，头一回领40万元也买了5分的耳环。”
第四保的是政府职员。
市长尚传道证实：自己在围城前抢购的100万斤大豆，“围城近半年，市属人员没有饿死者，完全依靠了这100万斤大豆”。
围困城中的长春民众
郑洞国超常的顽固令强力实施攻心战的肖华既大出意外，又心情焦急。无奈之下，他抛出了此前不曾对守敌使用的重型攻心炸弹——全天候对敌广播郑洞国夫人陈泽莲远在上海写给他的一封信：
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时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清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围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我得不着一点实际情形，真令我焦急万分。今天看报上说，长春机场又失守，长春情况危急。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个？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很好，心更好，应当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这是一枚对守军最具震撼力的心理炸弹。事后，诸多投诚的国民党官兵反映，正是郑夫人信中“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使他们对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个？”使他们同时心生怨懑；尤其是郑夫人“伤心极了”的情绪普遍传染了守军。
但是，郑洞国对全天候广播如同未闻，反倒越挫越坚。自得到蒋介石疏散城内人口的命令后，他责成尚传道下达了驱赶指标，规定每个警察要疏散出卡子八个人，每个保长要疏散出三户，否则视未完成任务。
两军卡哨之间的百姓逐渐多了起来。虽经唐天际牵头的难民委员会全力救助，但“分期分批释放”与“先救将死者”的办法，已经抵抗不住郑洞国大量疏散人口的冲击，致使卡哨之间饿毙者增加起来。
1947年5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林彪（正中）主持会议
在郑洞国凌厉攻势之下，三个问题致使林彪、罗荣桓面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
第一，如果全部放难民出城，就要将守军食口的包袱全部接过来；没有了居民对粮食的消耗，“困饿战”将中途流产。林彪最心中没底的是，不知道城内守军的粮食还能支撑多长时间？第二，“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诬我欲困死长春人民。”（罗荣桓《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中语）第三，部队巩固面临着严峻考验。
林彪、罗荣桓经过反复权衡，向毛泽东报告的围城基本政策仍然是：“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这应当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
先斩后奏
杨滨（杨重），1947年冬奉命撤回解放区后，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由于曾任60军的副官处长并在长春城里生活工作过，更由于敌工情报工作的缘由，使其对城里情况比任何人更了解。他给“围指”首长写了一封信，观点十分明确——即刻全部放行滞留两军卡哨空间的难民。
两天前，9月9日，林、罗、谭刚向毛泽东发出《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报告确定的方针仍然是“基本禁止出入”。看了杨滨的信后，林彪、罗荣桓为抢时间，决定先斩后奏，不等毛泽东复电，于9月11日，电令“围指”立即放行难民出城，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10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数万百姓突然涌出长春，对救济与收容陡然增加了压力。好在有8月14日成立的处理难民委员会及十几个县的收容安置系统的基础，又在长春周边乡村增设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勉强应对运转起来。
解放军救济逃出城外的难民
国共双方激烈的长春争夺战，造成了长春诸多老百姓因饥饿而死亡。究竟有多少人饿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诸多人士关注与争论的课题，并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8万具。——尚传道
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郑洞国
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4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国民党《中央日报》
进城后共掩埋了58063具死尸（加上过去已掩埋者约在10万人左右）。——1948年《长春市救济工作报告》
长春解放前夕有10余万市民饿死，解放后掩埋尸体58063具。——2002年《长春市志·民政志》
…………
林彪败给郑洞国？
李敖在《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一书中，抛开国共两党政治立场，单纯从战争策略——围困战之特性分析了蒋介石下令固守长春的决策弊端，认为“死守孤城”军事上犯了兵家大忌。而又裹挟人民在先，驱逐人民于后，以“饿民战”对抗围困战，结果最后还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
也有观点说，单纯从军事上考量，林彪的“困饿战”实际上败给了郑洞国。原本期待城内百姓“食口”包袱将郑洞国压垮，却不料郑洞国夺民粮而养军，最后关头守军主力新7军仍有三个月存粮。古今中外“困饿战”少有半途而止的。林彪先是分批救济饥饿严重的百姓，到最后全部放行并予以救济安置，实际接过了“食口”包袱，宣布了“困饿战”的失败。面对心硬如铁的郑洞国，在残忍耐受心理上林彪败下阵来。而郑洞国最终投降主要不是因为困饿，而是锦州“大门”的关闭。
1948年10月19日，郑洞国率长春守军缴械投降，图为投降后的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
44年后的1992年仲秋时节，经过改造后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曾亲手炮制了那份“杀民养军”的《长春市政府战时粮食管制办法》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再次来到长春。这是他第二次来长春了。他说：“我是来谢罪的……当年，我在长春犯下的罪行虽万死不足蔽其辜。”
郑洞国自1948年10月21日投诚离开长春后，再也没有回过长春。晚年他曾撰文道：
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当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李发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2
1948年，面对防御工事“坚冠全国”的东北中心腹地长春及城内10万国民党守军，毛泽东批准林彪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方针，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在“食口”包袱争夺上，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攻守双方和老百姓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即克，不足一月，便解放了全东北。本书作者秉笔直书，正本清源，多视角、全方位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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