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高兴在下面发布法国进步学者艾默里克·蒙维尔最近（2023 年 8 月）新疆之行的报告。该报告直接回应了西方媒体多年来肆虐的、关于中国维吾尔族人表面上侵犯人权的淫秽反华宣传。
艾默里克描述了他与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一起访问喀什、乌鲁木齐和各个村庄的情况。他描绘的画面与西方媒体对反乌托邦噩梦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其特点是残酷镇压和文化种族灭绝。
半夜到达喀什集市，街上灯火辉煌，欢乐，歌声四溢，人们幸福快乐。尤其是骑着摩托车、头发随风飘扬的年轻女性，给我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
他指出，如果整件事以某种方式为了他的利益而上演，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组织壮举：“绝对是涉及数千人的好莱坞制作的记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去激进化中心的访问的报道——西方媒体将其描述为“集中营”：
事实上，这是一所没有犯罪但受圣战主义影响的年轻人的学校，不仅教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的普通话，还教宪法和贸易。他们可以参加体育运动，例如赢得乒乓球比赛，并且可以在周末回家。认出“图书馆”这个基本字，我意识到这是学校图书馆，并要求进入。我还要求给我看维吾尔语和普通话的书籍，他们也这么做了。我还确信学生的穆斯林信仰受到尊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该报告对维吾尔语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它的起源、广泛使用以及与维吾尔文化的联系——以及对维吾尔人日常活动和生活条件的各种观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任何“文化种族灭绝”；事实上，人们为保护该地区的多元文化做出了巨大努力。蒙维尔指出，如果允许宗教原教旨主义分离主义者得逞，这种文化多样性将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可以确信，维吾尔文化的多样性，就像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 ，将面临被消灭的很大风险。”
强烈推荐所有对新疆真相感兴趣的人阅读该报告。我们希望它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艾默里克·蒙维尔 (Aymeric Monville) 1977 年出生于法国，是多篇哲学和政治论文的作者。他刚刚用英文出版了《米歇尔·克劳斯卡的新资本主义》（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作序）。他深入参与反对反华宣传的斗争，在法国发表过《法国安提中国人的胡言乱语》、《不带眼睛的中国》等文章。
我从新疆回来，在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的陪伴下度过了几天，我有幸出版了他的一些书。我们参观了喀什，这个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小镇，92%的人口都是维吾尔族；然后是人口超过200万的首都乌鲁木齐；最后是石河子新城，由毛泽东派去开发先锋地区的兵团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发，以避免在这个半沙漠地区与当地居民争夺水源。不要忘记改道前往天山以东的壮丽的天池。
新疆拥有约2500万居民，面积是法国的三倍，但只有9.7%的领土适合居住，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主要城市中心和通往这些城市的主要道路的访问让我有足够的代表性概述，以便能够比许多从未去过那里的法国记者更有权威地谈论该地区，尤其是自 2019 年迈克·蓬佩奥和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诽谤运动以来。
这是我第一次来访，也是马克西姆·维瓦斯的第三次来访。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所谓“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的运动是“正在进行中的种族灭绝”（据法国《解放报》报道））或者“文化灭绝”、强迫妇女绝育等等，甚至连法国国民议会都投票通过，无非是十年、十五年前发生的同一运动的复制和粘贴。在西藏，我显然期待见到许多生活条件非常体面的维吾尔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中国这个偏远地区的相对繁荣感到震惊。深夜，晚了几个小时到达喀什集市，我发现街上灯火辉煌、欢乐、歌声、快乐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骑着摩托车、头发随风飘扬的年轻女性，给我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让我想到她们在阿富汗边境另一边的命运会是怎样，在那里她们将失去所有的一切。权利。我们请街上的人们与我们合影。每个人，包括妇女，都高兴地参与其中。
如果这是一次“波将金村”类型的行动（我做出这个假设是为了提前反驳任何反对意见），那么这绝对是一部涉及数千人的好莱坞制作的记录，因为我能够纵横交错整个喀什市集的纵横，后来又以同样的方式覆盖了整个乌鲁木齐市集。
喀什市中心已全面翻新，并注意保留其真实性。市中心显然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旅游目的地，尽管那里仍然很少见到欧洲人，这无疑是因为西方的宣传告诉我们的。一般来说，我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所经过的所有道路都点缀着在建的建筑物、工厂和种植园，这证明了激烈的经济活动。
虽然我坦白承认，如果没有中国当局的后勤帮助（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巴士和翻译），我可能无法访问这么多地方，但我想说，我完全可以自由地去在我想要的地方，向右和向左分支，我的普通话知识——虽然无可否认是非常基础的——使我有足够的自主权来自己管理。马克西姆·维瓦斯还证实，自2016年12月以来，圣战恐怖袭击已被铲除，安全局势比以前平静得多。因此，我没有受到任何监视或被禁止前往任何特定地方。
例如，由于我已经养成了系统学习足够的礼貌用语以免将英语强加于人的习惯，因此我开始用维吾尔语进行许多正式对话。这引起了对话者的有趣反应和宽容的微笑，但显然并没有引起任何因说出禁止的、被遗忘的、受迫害的成语而产生的恐慌，即使是在汉族人面前。在农村，拜访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让我意识到，虽然家长需要用普通话翻译来提问，但孩子们对语言有很好的理解，因此可以在学校上课。家里的小女孩显然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房子的一部分墙上张贴了她的运动成绩照片。这让我想起了共产主义对中国妇女的解放，结束了父权压迫，废除了妇女缠足——用毛泽东的话说，妇女“顶起了半边天”。所以现在，在中国最偏远的角落，这些解放了的女性双脚甚至可以踢足球了！
中国电视台摄制组拍摄了我们沿途的照片，展示了我们参观过的众多地区和遇到的人们。该剧将于近期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频道在中国和法国播出。关于种族灭绝的荒谬指控就到此为止。马克西姆·维瓦斯向我指出，法国《世界报》已经在反悔，并在2023年7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新疆、维吾尔地区必须像其他地区一样成为中国人”。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标题，因为该地区只有一半人口是维吾尔族，还包括许多其他民族，他们都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归根结底，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正常化，当然不是消灭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
至于所谓的“文化”种族灭绝，除其他外，我还参观了乌鲁木齐大剧院，该剧院组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世界遗产“十二木卡姆”的舞蹈表演，并在世界各地演出。我们有幸观看了三首木卡姆的表演，这是共产党中国历代以来一直提倡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就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录制这门艺术最伟大的演奏家中所发挥的先锋作用，特别是图尔迪·阿洪 (Turdi Akhun)，他能够凭记忆演奏所有十二个木卡姆，这是一场持久的音乐马拉松。超过二十个小时，包含 252 首旋律，他的雕像傲然矗立在剧院旁边。例如，在乌鲁木齐机场，我拍到了一张维吾尔族打陀螺的照片并用自己的语言唱歌，在许多返回北京的汉族（中国的大多数民族）中间。
我在用维吾尔语讲话的阿訇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最大的喀什清真寺。在乌鲁木齐，伊斯兰教学校（古兰经大学）的伊玛目校长用普通话讲课，但也用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授课。当然，我们听到他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图书馆的摊位有三种语言，维吾尔语乍一看与阿拉伯语不同，因为它使用变音符号来表示《古兰经》语言中未知的元音（例如，德国人如何写 ü 和 ö）。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维吾尔语像该地区的其他语言一样最初是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然后在中苏解体后用拉丁语书写（至于拼音，普通话的音标），邓小平时期引入阿拉伯字母是为了更好地尊重维吾尔文化的特殊性。我们看到一个食堂里挤满了神学院学生，他们正在参加成为伊玛目的考试。伊玛目的工资由中央政府支付。我想提醒您，在我的国家法国，穆斯林也被要求遵守我们的共和法律。
在新疆，全境所有官方标志、所有路标都是维吾尔语/普通话双语。在喀什，这种双语甚至适用于最小的摊位。我认为，在任何城市位置，快速浏览一下 Google 地球就能很快证明这一点。
我参观了完全自动化的棉田和纺纱厂。针对美国竞争对手对新疆纺织业使用“奴工”的指控，我看到，在这个大沙漠地区，需要尽可能多地节约用水，不是为了耗尽地下水位，而是为了保护水资源。从山上运水意味着浇水系统被地下管道取代，管道自动运行以防止任何损失。我也能够做出合乎逻辑的观察——但有时我怀疑逻辑是否仍然可以被援引，即使在笛卡尔的土地上——一个今天注册了世界专利 40% 的国家没有兴趣雇用奴隶劳动力，更不用说保护他们的主管了，当它寻求的是为每一代培养足够数量的工程师时。最后，我参观了一家纺纱厂，在场的工人寥寥无几，主要忙着检查机器。
那么维吾尔人在做什么呢？他们似乎融入社会的很好，从事农业、商业、旅游、开商店，有的像前面所说的阿訇，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共产党员（我在飞机上看到了一大群人）回到北京）并在宪法上享有共和平等，甚至类似于苏联和美国存在的平权行动的制度，但更不完善。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维吾尔族与所有其他 55 个非汉族民族一样，不受这一义务的约束。
马克西姆·维瓦斯特别想参观一处被媒体描述为“集中营”的去激进化中心。事实上，这是一所没有犯罪但受圣战主义影响的年轻人的学校，不仅教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的普通话，还教宪法和贸易。他们可以参加体育运动，例如赢得乒乓球比赛，并且可以在周末回家。认出“图书馆”这个基本字，我意识到这是学校图书馆，并要求进入。我还要求给我看维吾尔语和普通话的书籍，他们也这么做了。我还确信学生的穆斯林信仰受到尊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向这些学生教授国家宪法在我们的媒体中被描述为“洗脑”“共产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确实发挥了宪法支柱的作用，但我们不要忘记，正是这个党把国家从外敌手中解放出来，让7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我的一些同胞可以自由地怀有反共偏见，这种偏见现在在我国被系统性地灌输，但事实仍然是，在中国做穆斯林比在阿富汗做穆斯林要好得多。我还注意到，塔吉克斯坦本身几乎完全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也在与伊斯兰狂热主义和瓦哈比主义作斗争，它正确地将其视为外国干涉，因为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更多地受到非常宽容的哈乃斐法学派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维吾尔族的习俗以舞蹈为标志，舞蹈是集体进行的，男女之间没有特殊的区别。女性也经常演奏乐器。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有幸参观了张裕庄园，这里出产的葡萄酒的阳光让人想起罗纳河谷的阳光。事实上，我品尝了西拉和赤霞珠的令人惊讶的混合，我认为这是恰到好处的。
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圣战分子掌权，维吾尔文化的多样性，就像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将面临被根除的巨大风险。乌鲁木齐一家博物馆展示了圣战分子所犯下的暴力和野蛮行径，展示了 1990 年至 2016 年从新疆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平民所经历的噩梦般的场景。
西方媒体多次展示中国监狱当局故意散发的同一张被判犯有圣战恐怖主义罪的维吾尔族囚犯的照片，无疑是为了表明他们打击和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它显示了严格的拘留条件，但肯定不是美国在关塔那摩犯下的令人震惊的感官剥夺或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酷刑。而且，在新疆问题上谴责中国的并不是穆斯林国家，而是北大西洋国家。打击圣战恐怖主义的斗争应该成为全球团结的目标，而不是再次污蔑中国的机会，因为中国希望创造共同繁荣并启动新丝绸之路，维吾尔人首先讲着与乌兹别克语相近的突厥语，在这条新丝绸之路上，
回到北京，我们见到了《中国人之声》一书的作者郑若琳，（中国人和其他人一样）由德诺尔于2012年出版。确实，在西方，中国人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一事实是我们常常忘记的现实。郑先生是中国法国研究的重要人物，长期居住在我国。我问他是否打算返回巴黎。他回答说，他现在更愿意向同胞们解释外面的世界，让自己变得有用，因为他觉得他们对外面的世界还知之甚少。我回答说，有比不知道更糟糕的事情。正如一些法国人所做的那样，有些人不知道却仍在教训。我再一次回到了我国的根本矛盾，这个国家的公民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例如，一方面是1860年洗劫北京颐和园的士兵，另一方面，
我满怀热情地回到飞机上，但又想知道我的同胞们是否足够理解我，或者用中国的俗话说（成语）准确地说，我不会有“对牛弹琴”的印象，也就是为聋子说话。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不会因为我突然产生的某种“仇恨”而被指责想要伤害维吾尔族人民，我几年前才了解到他们的存在。我敢于希望马克西姆·维瓦斯和我在法国进步派和左翼人士中享有良好声誉，他们的声音会被倾听。我也希望我们最终能够明白，在西藏和新疆之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引以为傲的56个民族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发起的下一次行动将不再能够以如此明目张胆的方式触及我们的同胞。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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