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幕”背后：解读中国的制度逻辑

对于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大国竞争中找到新的平衡，并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方针，而不是简单地与美国保持利益一致。除此之外，这需要了解中国“红幕”背后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过去三十年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然而，在这种共生的经济关系之下，隐藏着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地缘战略考虑网络。

澳大利亚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地理位置偏僻，长期以来一直与脆弱感作斗争。从历史上看，这种脆弱性促使该国通过联盟寻求安全，首先是与英国结盟，现在是与美国结盟。

当中国和美国保持积极关系时，澳大利亚巧妙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利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机会。然而，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升级，澳大利亚维持这种微妙平衡的能力正在减弱，导致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澳大利亚与华盛顿的持久联盟似乎助长了对北京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

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并非没有背景。美国将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可以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先进技术领域的崛起视为重大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强硬的外交态度也使其与西方发生了冲突。因此，西方对中国的看法集中在《福布斯》杂志的迈克·奥沙利文所说的“红幕”上——包含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统治，意味着侵略和威胁。这种描述不公平地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专制政权归为一类，造成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描述，忽视了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复杂性基础的复杂动力。

澳大利亚倡导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现在面临着中国崛起引发的全球权力平衡变化的挑战。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微妙但关键的转变。一方面，它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拒绝中国投资、限制中国参与“安全”项目，将贸易考虑引入政治层面。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公开谴责中国的经济胁迫，将自己定位为这些动态的受害者。

中国的崛起无可否认地挑战了美国的技术霸主地位，促使华盛顿采取遏制北京的战略。然而，查明本质上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具体行动、政策或时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领导下，澳中关系正逐步趋于稳定，但不信任的暗流持续存在，“鹰派”观点不断渗透到澳大利亚媒体，影响公众对中国的看法。

澳大利亚不应简单地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而必须在大国竞争中找到新的平衡，并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方针。除此之外，这需要了解中国“红幕”背后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中国的制度动态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中国国内的政策制定涉及其多制度逻辑中的多方面权力斗争。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写的，除了塑造中国发展轨迹的国家与市场的中心二分法（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之外，中国的多制度逻辑包括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的谈判、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考虑、不同级别的国家和政府结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微妙解释，以及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寻找共同点。这些内在矛盾深深渗透到中国社会，使中国人因居住在城市或农村、是否在国有组织或实体、教育背景、城市化水平，甚至代际差异而产生差异。

探索这个错综复杂的制度逻辑网络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均衡的流动性受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动态变化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例如，这种波动性反映在中国不断变化的外交姿态以及近期高级外交官职位的波动上。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由党的权威驱动的。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与外国实体进行更广泛的互动，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几十年来，其外交政策战略的特点是低调和和解立场，旨在减轻全球对其影响力上升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官开始不仅将自己视为党的官员，而且视为具有独立角色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

正如我在 2022 年 11 月为《对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随着中国自信的“战狼”外交在 2017 年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恰逢习近平主席的第二个任期。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这一任期的特点是雄心勃勃地将中国提升为全球强国。在这一转变之前，西方主要以乐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期望更大的政治开放、遵守法治和亲市场的经济导向。

中国7月1日颁布的《外交法》使这一战略转变合法化，标志着中国正式采取坚决的“斗争”立场，应对其利益受到的威胁。对于中国外交官来说，这一转变凸显了对党的忠诚，掩盖了以迁就为特征的传统外交角色。

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项立法强调了中国从“国家”组织或政府实体向与其治理交织在一起的“中央”结构的转变。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中央”一词通常意味着政党结构。这一事态发展提出了相关问题：这一变化将对中国的全球参与产生什么影响，西方应如何战略应对？

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其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中国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挑战，导致中央控制和集中决策的显着转变。自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就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当这一基础动摇时，除了加强国内控制之外，对外国“挑战者”采取更加自信的立场也是维护共产党合法性的另一个工具。归根结底，在维持中国内部团结方面，很少有策略能与外部威胁相媲美。

在中美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清洁能源转型等技术领域，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第三大国”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完全脱钩的不切实际。面对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这些国家在与中国接触的战略举措上需要仔细考虑自己的选择。

中美双边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全球意义。全球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两个大国找到共同点的能力。它们之间的协议大大增强了广泛国际协议的前景，而它们的分歧往往阻碍全球合作的进展。

鼓励中国发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不仅需要考虑两个超级大国和第三国，还需要考虑整个人类。这种方法对于维持全球稳定和促进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创新的合作模式，特别是在研究、创新、气候变化和裁军方面，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但对于“第三大国”来说，保持中立可能比简单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择立场更困难。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是机遇与不信任的微妙结合。几年前，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史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就强调澳大利亚需要在“中国世界”中定位自己，并优先考虑与北京的关系。尽管这一建议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其成功取决于对中国制度动态的全面了解以及对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巧妙反应，而不仅仅是满足中国的需求或与美国结盟。

展望未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将在未知领域航行。澳中关系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在全球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框架内做出的决定及其制定自身发展路线的信心。采取平衡、务实和前瞻性的方法的紧迫性从未如此迫切。

（谷歌翻译：Behind the ‘Red Curtain’: Decod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log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