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t.sohu.com/20170411/n487773343.shtml
转自呼兰胖子 胖子评天下
伪满洲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这个满洲国的政治体制很有些莫名其妙。你如果说它是帝制呢？溥仪说话不算！你说这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也不是，因为关东军才是“太上皇”，这个“国家”有个议会叫“协和会”，但是一直没有起到啥作用，就像是朝鲜，貌似最高人民会议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其实啥事儿不顶。
关东军是满洲国的“太上皇”，但是关东军都是些军人，并不真正管理这个“国家”，“满洲国”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和官员则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但是考试科目却是现代的内容。满洲国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十分正规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满洲国可以说是一个专业人士治国的国家，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多为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其中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满洲人和台湾人，考不上是不行的，也没听说过“走后门”或者裙带关系这些事儿。
满洲国从建立到1941年，人民生活水平跟张作霖时代相比并没有下降，由于金融改革和货币统一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有所提高。毫无疑问的是，满洲国时期没有发生过饥荒，人的基本生存保障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阵子关内跑过去很多人，如果满洲国生活不好，关内人跑过去不是傻吗？大家可以看看那时候人们的穿戴，很差吗？尤其是下面那张那应该是东北农村普通的一家，无人身上有补丁，面容也很祥和，感觉精神面貌好于六、七十年代的人。
东北有史以来第一次平民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亡的时间发生在1948年的长春，此后的1960年到1963年发证的事情也是众所周知了。满洲的土地上发生饥荒就跟鱼被淹死一样荒谬，日本人的统治还没有荒谬至此。但是，六一年六二年东北却有吃苞米面里掺野菜的情况发生。
2006年8月号的《华夏地理》，做了个专辑叫《中国蒸汽火车：任重道远130年》，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满洲国时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为普通满洲籍火车司机的收入，据说，当时满铁火车司机的收入十分可观，不但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没有问题，他太太的高跟皮鞋还是专门在奉天的高级百货公司订做的。
另外，样板京戏《红灯记》，也很让人深思，剧中主人公李玉和，不过是个满洲普通铁路工人而已，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逃来满洲的。《红灯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李玉和的工资能养活八九口人，包括他自己，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加上另外两个工友的家属（每家按三口人计）。 《红灯记》的原作是《自有后来人》，原剧中的李玉和是个酒鬼，李奶奶常劝他少在外面喝酒，所以才“临行喝妈一碗酒”。《红灯记》不经意的透露了李玉和的工资不仅可以养家，还能常下饭馆喝上几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李玉和一家，在满洲国是过着温饱有余的生活！另外，还有一段剧情也很有意思。鸠山说：“老朋友，想当年我在铁路医院给你看过病。” 鸠山曾是铁路医院的医生，老李作为铁路职工，有在铁路医院免费医疗的待遇。
于志钧的回忆录《蚕食》里也提到：“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粗通文字，学了驾驶汽车技术，在当时的吉兰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当司机。那时东北胡子多如牛毛，父亲胆大心细，技术高超，几乎没出过事，得到公司信任。1934年。当了公司经理。那是个身份股，没有实际投资。1936年，公司被日本人接收，父亲离开公司，到吉林市邮政局当投递卡车司机，工资40多元“国币”，这是很不错的待遇，直到1939年。1940年，父亲辞掉邮政局的工作，自己开了一间汽车修理厂，取名“大和洋行”。同年，工厂倒闭。父亲和四姑母、二伯父合伙买辆二手卡车，从事个体货运运输，到日本投降。”，“当时我父亲是汽车司机，我们属于中偏下的家庭。”，“老家离城里不远，上学放假或星期天，常回来玩，在河里游泳。河里鲫鱼很多，用手就能摸着，回家烧鱼吃”。我们可以看出在满洲国，即便是这样的没什么文化的卡车司机一家，生活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
于志钧在这本书里还回忆起他们一家1938去新京购物的情形：“我们住下后，来到三中井洋行（百货公司），一进大门，十来个青年女店员，清一色十七八岁日本姑娘，分列两旁，夹道欢迎，向我们鞠躬，口喊：‘藕哈优勾札一麻司!’，中国话意思是‘您好！欢迎！’。这是一幢六层楼，商品琳琅满目，有自动梯、电梯，售货员全是日本姑娘，非常有礼貌，非常亲切，耐心地介绍商品。当时日本还没对英美开战，所以商品除日本货外，还有美国货。我父亲选购一架美国柯达牌照相机和一台美国造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这两件东西，是我父亲最珍爱的宝贝，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这两件东西，虽经‘满洲国’、苏联红军占领、国民党、解放等重大社会变迁，一直流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此后就不知去向了。爸爸使用这架相机，拍摄很多解放前时期照片，记录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镜头，可惜，文革中被我母亲烧了，付之一炬，尽成灰烬。害怕呀！”配图即新京三中井百货公司
来自满洲的司机一家也有机会出国旅游，1939年，于司机就带着全家去了北平和天津。于志钧在回忆录《蚕食》里回忆道：“1939年春，父亲攒够了钱，全家五口（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到天津、北平（北京）去玩。当时，北平、天津已被日军占领，日本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了伪政权。关内外都是伪政权，以山海关为界。我们到天津、北平，叫‘出国’，还得起（办）出国证，才能成行。那时，我四姑母一家在天津法租界住。第一站，先到姑母家。我们乘的火车到达山海关，要检查出国证；还要兑换钱，换关内使用的‘联合券’。我们使用的‘满洲国币’，一元钱上有个古代老人，不知道是谁？我们叫‘老头票’。那时的‘满洲国币’很值钱，一块钱老头票能换很多联合券，就跟美金一样！所以，我们一到天津、北平，觉得一下子成了财主，有用不完的钱！这趟旅游，我姑母一家四口（姑父母和两个表弟）全程陪同，费用全由我父亲负担。”一下配图为新京宝山百货公司
于志钧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在北京旅游的情景：“在北平，住高级旅馆，旅馆包饭，吃得非常好。白天外出游玩，乘两轮人力拉的东洋车，六七辆排成一队，浩浩荡荡，穿街过巷，嗖嗖地，好不威风！我们不是地主老财，并非富有，这是实情。”，“这次旅行，我不懂事，只知道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不是写小说，给人看，我没必要掩饰思想，一个生长在日本统治奴役下的小孩子，谈不上觉悟，我不懂政治。我没必要用七十年后的今天观点描述当时。历史就是历史。”
在满洲国，普通司机生活尚且如此，至于满洲的有文化的人，收入更是可观了。在满洲国经济部任职的台湾人杨兰洲回忆说：“到满洲，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差别待遇，比方在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六十元，在满洲国月薪则是一百七十元，可以生活得很富裕。在新京（长春）开台湾同乡会，三元一桌的菜，十二个人都吃不完。不过我在满洲国娶妻生子，薪水都傻傻地花掉了，一些比较会打算或聪明一点的人，则将钱寄回台湾买房子。”十二个人吃不完的菜，在哈尔滨放到今天起码也要好几百人民币吧，这样推算，当时满洲国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至少相当于今天的两万块以上。满洲国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不分种族的平等，满洲籍大学生的待遇也是这样的，其他国籍也如此。配图是哈尔滨中央大街，图中左侧穹顶巴洛克式建筑是日本松浦洋行
在满洲做警务工作的蔡西坤回忆道：“在大同学院受训时，一个月薪水是一百五十元，当警佐也是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另外加些津贴。”“满洲国制度中，高等官的薪水是每年调升十五元，若遇拔擢，则升两倍，我在满洲待四，五年的时间里，待遇总共升了七倍，日子可以说过得很轻松。”
作家梅娘在回忆自己的大学时提到：“上关内读大学，‘满洲国’币不能与中国货币兑换，学费不好解决。‘满洲国’币能与日本国币自由兑换，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里负担得起。” 可见当时满洲的生活水平比日本差不了多少。
但是，随着战争的形势的严峻，到了42年后作为日本后方的满洲也开始实行配给制，蔡西坤回忆到：“满洲国虽采民族协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但经济上则采配给制，分有日系、鲜系和满系，配给各有不同，并不平等。一般说来日系为最高级，配有米、肉、清酒和衣服；鲜系和满系级数则较低，配给是粟和高梁。我们刚去时，因为要适应北方的气候，衣服需要多一点，要求配给多一点，他们也给予优待，衣服，棉被都给得多，甚至连锅子、面包、烟酒都有配给。后来我们生下大儿子，小孩的牛奶也配给，一天送来五瓶鲜奶，有时候生产过多怕坏掉，曾一天送十瓶，我们喝都喝不完，还害小孩喝太多，拉肚子。许多配给的物品我们用不到，如烟酒，我们就拿去和满洲人换鸡蛋，满洲人很会将破袜子抽纱重织，所以我们有破袜子也拿去换鸡蛋。”
前面提到的于志钧也回忆这段时期：“当时，日本人的主食是大米，东北人视大米、白面为细粮，开始（1942年以前）日本人不限制东北人吃大米、白面。后来随战争压缩日本的空间，日本不允许中国人吃大米，吃大米为‘经济犯’，犯法。”
这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制度上的歧视，但是在满洲国以前满洲人确实也不怎么吃大米的，因为当时满洲的汉人不怎么种大米，满洲人又是华北移民的后代，没有吃米的习惯，满洲的本土民族也不怎么吃大米。大米是日本人进入满洲后才逐步地发展起来的，用的水稻品种也是日本人特殊培育的耐寒品种。一开始是在满洲的朝鲜人种大米，为了赚钱，大米基本上也都卖给日本人，然后朝鲜人自己吃小米。满洲国成立后，东北的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建交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年轻时就是在满洲国设计建设水田灌溉系统的。所以，配给制是按照原来的饮食习惯定的。
从目前找到的资料上看，禁止东北人吃大米没有成文的规定，我们查到的资料《城市粮食主要配给状况（1942）》里还给出了延吉、四平两个城市一般民需中，给中国人的大米分别为每月0.9和2.0公斤。但是不少人回忆却是日本人不许中国人吃大米，上述两个城市有大米可能因为这俩城市是亲善城市的缘故吧！
另外也查了当时的《谷物管理法》，里面也没有不许中国人吃大米的规定，或许《饭用米配给纲要》里有规定，但是目前没有找到原文，我们不敢下结论。
但是满洲人也不是傻子，日本人引进来的大米好吃谁都知道，所以，才不管什么配给制，能买得起大米的话当然还是吃大米，于是出现了满洲人被车压死了或者晕车吐了之后发现吃了大米就被当成经济犯的情况。不过，如果不吐呢？吃了也就吃了，谁会知道？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日本人一直没有取缔市场和私有经济，满洲人手里有生产资料，流通环节也没有掐死。比如1942年的时候吉林的于志钧的父亲就自己买了辆卡车跑运输，没人限制，当时，满洲国的菜贩子当时的生活也不错。
来自台湾，丈夫在新京当医生的家庭妇女黄洪琼音回忆道：“有一阵子，日本人也对东北人施以配给制，并不准其在市场卖肉，但东北人并不理会，市场内不能卖，就到市场外卖，日方见配给制无效，乾脆任由东北人自由买卖，再徵收税金，所以有时日方所配给的肉品不好时，我便到东北人的市场购买”
满洲国的医疗也不错的。于志钧教授在回忆录中说到吉林市的东洋医院时这样写道：“日本大夫威信很高，医德也好。所以，东北人很信任日本医生，于是打出“东洋医院”的字号。东洋医院，内设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牙科、小儿科、妇科，设有化验室、X光机等现代医疗设备，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医术高超，是一所真正的现代化医院。我上小学时，我因患牙周炎，没及时治疗，化脓，右腮帮子肿得像葫芦一样。看中国医生，都束手无策，建议我爸带我到东洋医院去看。危急情况下，我爸爸带我，连夜到东洋医院。日本大夫立即把我送进急诊室，让日本护士用针，从我下巴处抽出一大玻璃管脓血出来，其臭无比！日本大夫说，非常危险，要立即开刀，否则危及生命。于是，紧急开刀，把脓排出，刀口理上了消炎药，缝上刀口，让我每天来医院换药。大夫说，再晚来一天，就可能要把下颌骨拿掉！两周后，我痊愈，拆线，躲过一劫。否则，我早已成为破相之人矣！今天，我右下颌底下，尚留一个半寸伤疤，不注意是看不见的。日本医生的敬业精神，我记忆犹新。”图为新京市立医院，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满洲国的医学卫生教育也是与日本接轨的，质量很高，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第四军医大学的神经解剖学创始人的李继硕教授就是满洲新京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郝水院士也是当年考入新京医科大学的校友，他们分别来自吉林的榆树和内蒙的通辽。而且他们都不是城市人，可见满洲国的乡村子弟是有机会当医生上医学院的。下面这张照片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医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座医院仍然是规模宏大。
“满洲国”医疗不错，教育又怎么样？我们经过查询资料发现，“满洲国”有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他们建立了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校（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校（院）和一些军官学校。在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六十万学生和两万五千名教师。另外，还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二十五所俄国学校。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满洲国也建立了不少大学，比如奉天医科大学，新京工业大学，大同学院，建国大学，新京医科大学等等。图为新京女子国民高等学校
满洲国的教育体系与日本接轨，质量较高，很多在满洲国接受过教育的人日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韩国前总统也就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就毕业于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正是他领导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图为新京大同学院
此外，满洲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支持满洲人赴日留学，满洲国成立后，从1933年（大同二年）开始，满洲国政府向日本派遣大批公派留学生，其费用由日满两国政府共同承担。而满洲国建国前，东三省派出的留学生，未受“***"事变影响退学归国，继续在日完成学业的公费和自费留学生，按文部省规定，每人每月按30至40元发放补助费。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的大学及专科学校也积极开设预科班，以接收他们认为所谓“志向坚定，有成才希望并对建国思想表示共鸣”的学生。文教部还在每年的10月份，从高中毕业生以及即将毕业的学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出150名左右补助留学生赴日。
1937年5月，根据满洲国政府文教部《留学生预备校规程》令之要求，在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北大街成立了一所专门留学生预备校。招收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学期一年，专修日语，同时兼修国民道德、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或历史地理等学科。毕业生如自费留学，则不需留学生留学考试，进入此校学习实际成为赴日留学的门槛。公费留学则必须经过留学生入学考试，此种留学生占全部留学生人数的20%左右。
作家梅娘回忆自己赴日留学前夕的情形：“另外一封来自我母校的推荐信，加速了我们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师的日籍副校长村田琴写来的。这位被同学们背地里叫做穆老太、举止高雅、礼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识女性，殷殷切切地劝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就读。她之所以这样赏识我，是因为我表现并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满洲淑女的形象。其实，这不过是出滑稽戏，我只是玩了个简单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认亲，回来后发表了“访日回銮训民诏书”，说什么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孙，以之佐证日满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这份“诏书”满洲老百姓以不睬对之。硬扯什么天照大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狗肉怎么贴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们村田琴老师，却命令我们默写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以示忠诚；且规定，不及格者不予毕业。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难题，我们连看都没仔细看过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诏书，如何默写得出来？同学们一筹莫展之际，身为班长的我出了个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请示：为了表示对皇上恭敬，我们愿意用宣纸与毛笔来恭默诏书，她欣然同意。我们备好了宣纸，备好了墨汁，为怕墨汁洇纸，还备了一张衬纸。点子就出在衬纸上，我们用铅笔，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衬纸上拼写了诏书。村田不认识ㄅ攵ワㄈ，也没想到这里有鬼。当她拿到我们全班一致默写得整整齐齐的诏书考卷时，开心地微笑着，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业绩，她为“日满一体”作出了贡献，她为“满洲国”培养了一批高标准的淑女。”
互联杂谈后记：
以上的文字绝大部分来自各种回忆录，都是公开资料，无需翻墙，网上都能公开查询到。当然肯定不全面，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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