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个反乌托邦的奥运会。也许它会让运动员在人工雪上沿着干巴巴的雪道滑下。机器人调制鸡尾酒、包饺子、对空气进行消毒。工作人员穿的不是运动服，而是防护服。没有一票难求的体育场馆，只有一个你不能离开的“泡泡”。
这些发生在一个对维吾尔人进行迫害——拜登政府称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但中国却让一个面带微笑的维吾尔运动员点燃了奥运火炬，就在贵宾席的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注视之下。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为2022而重塑。
难怪据报道，与四年前相比，NBCUniversal大幅下调了本届奥运会的收视率预期。冬奥会一直不如夏季奥运会受欢迎，今年开幕式的收视率创下史上最低。
对于人们不看冬奥会的原因存在种种推测。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热衷于奥运会及其推销者为我们编造的无限制叙事的人，我要说的是，今年我就是没有感觉。奥运会的核心吸引力一直是激励人心，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疫情暴发已经两年了，当许多梦想都被搁置的时候，本届奥运会并没能提供那种启迪。它没有展示出人类能够做到最好，看起来似乎恰恰相反。
在气候紧急状况、公共卫生灾难、政治边缘政策和腐败猖獗背景下，壮观的极限竞技奥运场面使得这届奥运会散发出社会衰退的气息。当焦虑和痛苦无处不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制度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或意愿失去了信心时，由国家和企业倡议的激励方式就不像过去那样奏效了。
运动员和他们的骄人成绩似乎在危机面前而黯然失色，冰上回旋或跳台滑雪的巨大跳跃都难以与之匹敌。这届奥运会已经出现了与体育相关的不法之举，有消息称，年仅15岁的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卡米拉·瓦利耶娃在奥运会前被检测出一种违禁药物呈阳性，这一消息只会加剧奥运会的形象危机。
我对冬奥会的爱通常是因为一些重大的成就。在一根滑雪杆折断后依旧取得并列第一的成绩，成为民族英雄的挪威滑雪者。牙买加雪橇运动员和“冰上奇迹”——即1980年，年轻的美国冰球队横空出世，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球队。也许那些时刻的欣快也不过是海市蜃楼，分散了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力。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而这种感觉现在也没有了。
如今，那些吸引大众关注的体育时刻与以往大不相同。其中很多都反映了我们越来越接受生活中的局限。去年夏天的东京，我们赞赏西蒙·拜尔斯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并退出比赛。周五，我们分享了夺金热门米凯拉·希夫林的宽慰之情，她在前两个参赛项目中均未能完赛，在超级大回转项目中最终获得第九名。
人们为35岁的单板滑雪冠军肖恩·怀特鼓掌，他本来是在争取自己的第四枚、也是最后一枚金牌，但最终被才华横溢的年轻选手取代，对此他表示欣喜：“他们每一步都紧跟在我后面，看到他们最终超过我，我想在内心深处，这就是我一直想看到的，”他笑中带泪地告诉记者。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激励——但是一种新的激励，与这个奇怪的时刻相称。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后来者居上、将每一次失败化作最终胜利，将每一次挫折变为赋权与成功的故事。运动员们正在向我们展现他们的人性，不再强迫自己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东西，从而激励着我们。我们从过去两届奥运会中记住的故事不再是打破限制，而是接受它们。
当然，在北京仍有一些老式的胜利，这些胜利也值得庆祝。来自旧金山的青年时尚模特谷爱凌在今年开始就读斯坦福大学之前就已经战绩骄人，并在她的第二故乡中国风头无两。花样滑冰选手陈巍和单板滑雪选手克洛伊·金追随梦想，为美国赢得了金牌。一名荷兰速滑选手成为了首次在五届奥运会上都获得个人金牌的人，35岁的她也成为该项目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金牌获得者。
我太喜欢看这些运动员们了，以至于无法放弃奥运会。冰舞很华美，跳台滑雪很狂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乐意抽出晚上的几分钟，观看冰壶选手在狭窄的冰道上为一块石头疯狂地刷地。
但这一切还是很难不让人感到矛盾。也许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毕生都在为奥运会比赛而努力。这样的时刻、这其中的层层危机、或者东道国，他们都无别无选择——就像我们大多数人面对自己继承的问题时也别无选择一样。我们都只是得过且过而已。
就这样，奥运会在基本上空置的体育场中举行，少数设法出席的当地民众被禁止欢呼，以避免呼出具有传染性的颗粒物。这让我想到日本一家游乐园在新冠疫情初期对客人提出的要求，其实在2022年北京奥运会上，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口号：“在心里默默尖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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