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七十七）摘帽

无言独上西楼 （七十七）摘帽

 

鉴于冷家老三尚中在林场的表现，领导决定将他的右派帽子摘掉。冷尚中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虽然戴在他头上的那顶帽子被摘掉了，从政治上来说，他还是与其他人不同。

 

在林场，除了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领导对他严加看管，后来周围的领导，同事觉得他表现很好，就不再对他实行看管，并且没有任何歧视。但是他的档案里依旧存着他的右派言论，何时被定为右派，何时摘帽。

 

三年自然灾害在全国范围内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从父母的来信中，尚中和淑惠得知家里人个个饥饿难捱。然而他们所在的林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粮食和少量的食油是凭票供应的。但是森林里有许多可吃的东西，野鸡，各种鸟类，野兔，野鹿，狍子甚至熊和狼。林场的职工们成群结伙地设陷阱，拉网子捕捉这些飞禽野味。还有很多种可以吃的蘑菇，野菜和野果子。林场的职工家属和孩子们结伴去摘采。这些收获不在计划内，林场不会要求大家上交。各家各户还养了鸡。因为养猪需要冬天有取暖设备的猪圈，否则猪很可能被冻死，所以养猪的人家不多。养鸡相对来说占地面积小，冬天可以把鸡圈在一个地窝子里。如此，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他们没有体会到太多的灾荒。

 

冷尚中是学林业出身，全林场只有他一个林业专家。除了第一年跟着伐木工们出去砍树，从第二年开始，尚中被领导派去调查森林的生长情况，提出育林，护林，砍伐的具体计划。他做的非常认真。只要不是大雪封山，他都在外面跑。冬天出不去，他就在家整理资料，写开发和育林规划报告。

 

接到摘掉右派帽子的通知，尚中激动得夜不能寐。他以为自己终于脱离了右派的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公民了。他建议林场领导到北京国务院林业部去做一次汇报，提出对大兴安岭林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养护。林场的领导并不懂业务。这样，领导决定带冷尚中一起去位于北京的林业部。

 

1960年的秋天，冷尚中和林场领导一起去了北京。他们要在大雪封山之前赶回来。因为冷杰太小，金淑惠没有跟老三一起回去。她眼泪汪汪地给丈夫准备了行囊。一再叮嘱丈夫一定给儿子冷俊照一张相片带回来。

 

离开父母兄弟，长子三年了，冷尚中迫不及待地带着熏好的野鸡和一筐鸡蛋回了家。看着像竹竿一样瘦弱的儿子，尚中心里难过极了。父母看上去似乎还胖了些，细看之下才发现，二老的脸庞都是浮肿的。他们的腿胖胖的，大拇指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半天都不能恢复原状。奎云告诉老三，因为国庆和冷俊都在长身体，他们二老省下自己的口粮都给孩子们吃了。冷先生说：“我是个无用之人了，他们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少吃几口也不至于饿死。“ 父亲的话让老三泪流满面。

 

奎云把尚中带回来的鸡蛋一个一个精心收好，把其中十个鸡蛋用盐水腌了起来，这样可以存的时间长些。她把熏鸡细细地切了一盘。冷国庆和冷俊叔侄二人闻到鸡的香味眼睛都绿了。他们已经很久没吃到过肉了。

 

从父母那里，尚中第一次详细地了解到了过去这两年多家里的日子是多么的艰难。从59年开始，所有吃的东西都凭票供应。从粮食，肉类，鸡蛋，豆制品，到后来连蔬菜，食盐以至于碱面样样需要凭票购买。

奎云每次都用每人每月那二两肉票买最肥的猪肉，把肥肉炼出猪油留下来慢慢吃，油渣撒上盐给孩子们解馋。1960年开始后，有肉票也买不到肉了。每人每月的粮票就那么一点，成人二十一斤，小学生冷国庆十八斤，四岁的冷俊只有十四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有工作的人每月有九斤粮票补贴，但是冷氏夫妇都没有工作，所以都没有补贴。黑市上的粮票贵的惊人，一斤粗粮票居然要三块钱。奎云每月从房管所那里拿回来经租房租金一百多块钱，以前日子过的富富有余，但是1959年以后就越来越紧。为了两个孩子，她不得不想方设法搞到吃的。先是买不收粮票的糕点，后来去饭馆买有肉的菜。最后这些门路都被政府断掉了，只好去买高价粮票。每月的收入已经不够用了，奎云花光了银行里的所有积蓄。除此之外，她还拿了金条到银行去兑换现金。这些钱都换成了粮食，贴补政府供应的不足。奎云叹道：“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长。即不能把家里那点儿压箱底的钱都折腾出去，也不能眼看着一家老小挨饿。有生六十年，我还是头一次活的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底气。”在老三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是无所不能的。第一次，他感到母亲真的是没辙了。

 

第二天，冷尚中兴致勃勃地跟住在招待所的林场场长一起去了林业部。如今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经被摘掉，重回过去的办公室工作是他的梦想。

 

没想到，过去的同事见了他躲之唯恐不及，有的装不认识，连招呼都不跟他打。见了部里的领导，尚中提出了自己对开发，养护大兴安岭林区的科学依据和计划。领导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和场长。他写的材料被留了下来，领导答应在适当的时候部里会讨论他的建议。

 

冷尚中跟人事部门的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强调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经被摘掉，是不是应该和妻子一起调回林业部工作。回答是否定的。冷尚中被告知，虽然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被平反了。他仍然是右派分子，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劳动改造。尚中不解：“那摘帽和不摘帽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组织内部的事情，你无权过问。”

 

自己的事情无权过问，这不是很可笑吗？但是经过了57年的反右斗争，冷尚中知道，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事，他最好服从。再多说下去只能是罪加一等，自找麻烦。

 

好在林场的领导，职工们并没有因为他是右派就对他另眼相看。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没有对他施加过太多压力。

 

回东北之前，尚中跟二哥尚生见了一面。从二哥的言谈话语中，尚中更加体会到自己去了黑龙江的林场实际是不幸中的大幸。二哥工作的建筑设计院里有几个右派被送到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地方改造。有消息传来，其中一半已经因为劳累和饥饿死去。相比之下，自己没有受到太多歧视，也没挨饿受冻，还可以做跟自己专业有关系的工作，实在是很幸运了。

 

多年之后，冷尚中才知道，所谓摘帽右派的说法是中央纠正反右扩大化的一个解决办法。各单位都有一定的名额，比例给右派们摘帽。这样，从统计数据上看，全国的右派数量少多了。但是这些被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有右派的记录。这些记录如同美国作家霍桑笔下的《红字》，将“右派”二字刻在了他们的政治面目上伴随他们一辈子。而且不仅影响到他们本人的政治前途，还关联到他们后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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