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超市里常见一种面食，叫naan，见左图。第一次把这种食物的名与实对上号时，我自然地联想到新疆的馕，见右图。馕在新疆可是大名鼎鼎。我没去过新疆，最早知道这一名称是通过这样一句歌词，“冰天雪地睡过你烧热的炕，春夏秋冬吃惯了你掰碎的馕”。当时觉得，馕一定是新疆的美食。后来通过旅游风光片知道了具体做法及吃法，遂觉得，那不过是一种有地方特色的主食，样子象是武大郎卖的炊饼，不会比烧饼好吃多少。
不过，naan与馕发音相近，样子相似，二者会不会是一个东西？我一直有这种疑惑，最终熬不过好奇心的骚扰，仔细一查，不出所料，果然是一个东西。据学者考证，维吾尔族原先把馕叫做“艾买克”，大约到公元9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改叫“馕”，这个字源于波斯语。在英语里，naan这个词最早于1810年出现在William Tooke的旅行日记里，意思是，扁平的面包。据考证，它源自古波斯的nān( ??? )，nān的意思更抽象，面包或食物。这就对上了，馕与naan，同出而异名，它们的来源应该都是古波斯语里的nān( ??? )。
古波斯地处中东，而中东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个摇篮里摇出的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是苏美尔文明(Sumer)。它起于公元前五千年，亡于公元前二千年。据历史记载，苏美尔人最先把小麦带到两河流域下游，并发明了农业灌溉。小麦产量的提高养活了更多的人，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定居，而且定居点的人口不断增多，手工业，制陶业，等行业随之而起，一个个城邦也随之而起。文明是从发达的中心地带向周边扩散的，波斯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从逻辑关系上看，naan的源头应该是苏美尔文明。
另外，中西南亚人烤naan的炉具多用tandoor，发音“罈多”。据考证，这个词来自波斯语里的tanūr (????)，而波斯词典标示，tanūr源于阿卡德语(Akkadian)里的tinuru，其中tin意为泥，nuro/nura意为火。阿卡德人的文明建基于苏美尔文明，因此，tandoor的终极来源也可能是苏美尔文明。Tandoor不仅发音象酒罈的罈字，其样子就是大号的酒罈，见左图。新疆人烤馕用的是馕坑，见右图，样子简直就是把大号的酒罈埋入地下。考虑到汉语里的许多用词来自西域，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大胆假设，“罈”字的辞源就是这个tandoor，至于小心求证就留给那些老学究们去做吧。如果以上推断合理的话，naan及其做法应该有约七千年的历史了。古老的食物!
若干年前，新疆小河墓地挖出一具女性木乃伊，人称楼兰美女，看面相，为金发高鼻梁的人种，据考证，系突厥人，也就是如今的土耳其人。按现代地域关系论，土耳其人是波斯人的邻居。土耳其人曾号称其利益边疆到达中国的长城，此事引起过一阵骚动。汉族主义者尽量低调处理，甚至试图掩盖此事。分离主义者则高调传扬，为分离增添论据。其实，双方都不必过于兴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美，他们就迁涉到那里，根本没有国家领土的概念。Naan能从中东传到新疆，吃naan的人就不能留在新疆? 如果土耳其人的祖先在新疆呆过就可以成为他们觊觎新疆的理由，那么，部分匈牙利人号称匈奴的后裔，他们的利益边疆岂不是要到达中国的陕北？某些南美部族的利益边疆岂不是要到达中国的黄河中游？
在北美，naan这一古老的食物有多种变体，粗大一点的可作pizza的底盘，见左图，细薄一点的可作burrito的包皮，见右图，中间还有许多其它花样。在亚洲，东西南中四个方向上，除了东亚，它在其它地区都流行。我来自东亚，从小习惯了吃馒头，但我很想弄明白，naan有什么妙处，能让它流传千古，而且地域广泛。那个把国败得让百姓吃不上馒头的家伙曾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得亲口尝尝。人虽不济，话却不错，我得亲口尝尝naan，于是，我刻意买回几种，吃了几次，很快就喜欢上了。
我最喜欢的那种，只有巴掌大，面质细白，又松又软。取两个naan经面包炉稍微一烤，外脆内软。开一盒梅林午歺肉罐头，切四刀，分成五份。两个naan夹一片肉，再加一片奶酪，视心情和口味，可以再加几片西红柿或生菜，一份中西合璧的午歺就有了。这东西好吃顶事，还不掉渣，很适合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吃，因此成了我中午带饭的主打，常吃不厌。
本地色目人曾问，为什么是午歺肉，而不是牛肉饼? 理由很简单，如果将午歺肉换成牛肉饼，那就全盘西化了。其实，全盘西化没有什么不好，对百姓来说或许更好。住洋房，开洋车，看洋景，开洋荤，放心说话，受了欺负还有地方说理，…，为了这一切，许多人，尤其是混得不错或混不下去的国人纷纷往外跑。我就是其中之一，深入敌后几十年，乐不思蜀。然而，好则好了，只是容易被人说成是汗奸卖国贼，如今又多了一个说法，叫境外敌对势力。
宣传主管部门尤其不喜欢这个东西，宣扬这一价值观的人被视为挖他们祖坟的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多年前，有个人戏称请外国人来殖民两百年，结果被关进局子里，最后被肝癌死。想起来，让人好怕怕，所以，那牛肉饼还是省省吧。街上的流行做法是，外国的东西再好，也要加进中国元素。比如，“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要变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又比如，唱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接上“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再比如，民主要冠以人民，社会主义要冠以中国特色，如此等等。我是那里出生长大的，我得遵守这类潜“规矩”，这样我才好打着中西合璧的旗号招摇过市。
其实，那叫什么中西合璧？牛肉饼肯定比午歺肉更好吃，只是做起来有点麻烦，我是因为懒才取梅林罐头的。打着中西合璧的旗号，掩盖懒惰的实质，我怎么好意思？又一想，这有什么呀？与那些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特色的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样做既得实又得名，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原谅了自已，同时也原谅了一大批比我更虚伪的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人。虽然我很反感他们的说教，但想想自已的屁股也不干净，有些话到了嘴边又憋了回去。我是芸芸众生之一分子，我想大家恐怕都是这么过的吧。
1970年代的中国，物资匮乏，粮食定量配给，白面占比例好象不到50%，印象中主食以窝头为主。有几年，配给的白面甚至有点象李玉和时期配给的混合面，当时人称黑面或全面粉。那种面很难发酵完全，蒸出的馒头经常粘牙，比窝头还难吃。逢年过节特供几斤富强粉，一般人家都不舍得用它蒸馒头，主要用来包饺子，擀面条。富强粉包出的饺子，又白又细又软又筋道，…对了，就是naan的那种感觉。
老母亲一辈子俭省，不舍得用它蒸馒头，因此我小时候没吃过自家做的富强粉馒头。吃过的孩子常过分夸张，经他们一喧染，富强粉馒头在我心目中被神化了，与农村过年蒸的大饽饽有了相同的地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尝到了富强粉馒头的真滋味。那是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自已是怎么混进去的，已经不记得了，只记住了富强粉馒头。那东西果然名不虚传，又白又细又软又筋道，…，对了，就是naan的感觉。
当学生时，同宿舍有个同学在安徽插过队。他说，那里有一种米很好吃，平时很难吃到，只有逢年过节人们才舍得吃。有一年去水库工地劳动吃到了那种米，那米真好吃，不用菜就能下两碗。说这番话时，他脸上露出的那种向往让我想起自已小时候对富强粉馒头的向往。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形势发生了逆转。当年不招人待见的全面粉摇身一变成了健康食品。在北美的超市里，其名与中文名称严格对应，就叫whole wheat，全面粉面包的价钱竟比纯白面的贵。也许是全面粉给我留下的印象太糟，我一直无法接受这一概念。从理性上我明白，细面的naan虽好吃但缺乏纤维素，可我就是喜欢它给我的那种富强粉馒头的感觉。细想起来，我不由得自嘲，穷命! 这辈子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终极根源就在这里。
食物很容易让人怀旧。同样的食物，此时吃可能口味一般，但它在饥饿年代给人留下的美好记忆却难以磨灭。
吃过，的确好吃。说起那段经历有点喜感。一进门，有人迎上来说，中国馆子在隔壁。我说，我是来这里吃饭的。那人喜上眉梢，欢迎，里面请。吃饭时，有人送来两张又白又薄又脆的饼。我说，我没点这个。他说，老板送的。
一听就是过来人。35%这个比例应该是准的，各地执行起来应该大同小异。
食油供应一般省份是每人每月半斤，据说，陈锡联经营辽宁期间，每人每月只有三两，人称“陈三两”。应了话剧茶馆里松二爷的话，想起来，民国未必好，可到了党国， 我挨了饿了。
同感。我是站在烧饼摊前吃，吃一个，想两个。摸摸兜里的钢崩儿，多乎哉?不多也。最后，不甘心地离去。
中国60-70年代，很多地方（北方城市）的粮食供应是35%的细粮。其他为粗粮。粗粮是玉米面还可以，有时只供应高粱面，那时很难下咽的。做窝头发不起来，做面条也不好吃。肉食的供应为一个人一个月半斤，甚至更少。很清楚的记得1970年买肉是，半骟子大肥猪肉上扣着1958年的蓝色戳子。一股子哈喇味。
那时中国农民更为贫苦。邻居农村里，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一半的家庭都吃糠。大家私下讲，比1949年前吃的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