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明谈饶漱石与扬帆 (zt)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02期

王征明谈饶漱石与扬帆

王征明1923年4月出生于江苏徐州，1938年1月1日，不到15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1943年王征明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负责保卫军部情报业务。1949年5月，王征明率人先入上海，会晤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交代陆为我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作好准备。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处长，并兼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王征明调公安部二局任职。1954年4月5日，曾是扬帆助手的王征明被秘密逮捕，被指控执行潘、扬指示，利用“以特反特”来“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先后两次入狱，在牢中度过了13年多。由于悲愤，狱中曾两度精神分裂。

潘汉年、扬帆冤案平反后，1983年公安部为王征明作出了最后的复查结论。王征明回到上海后，任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调任市公安局咨询委员会委员，年底以正局级级别离休。

2012年7月7日，我在上海徐汇区一处小区见到了这位健在的最早接触过饶漱石的新四军老战士。他说：

我第一次见饶漱石是1943年，大概1月份。我原来在苏南新四军六师当侦察科长，赖传珠是新四军部的参谋长，他前后打了几个电报，要我回军部。我到黄花塘军部之前经过二师师部大柳营，谭震林已经调到二师当政治委员（任师长兼政委——引者），他在二师，我当然去看他。一见面，他就问：“谁把你调来了啊？”我说赖传珠。他说：“你回去！苏南那边还需要你。”我说：“已经调来了，我怎么回去？”他说：“你去找饶政委。”他就给我写了个信给饶政委，就是写个小纸条装在桑皮纸信袋子里。在去军部路上，我偷偷拆开来看了，因为他没怎么粘住，只粘了一点点。信前面讲二师整风的事，还提到二师一位老干部调到延安去，骡子上驮了好多鸦片。最后说到我：开始写我是苏南敌委会书记，后来把“书记”二字划掉，改成“主任”，谭写道：“我的意见，他还是回苏南去工作。”

后来到了军部，我去看饶政委，把这个信给他，向他汇报说我是从苏南来的。那时敌后生活很艰苦，我当时总共带了一斤茶叶，分成四小包，四两一包（十六两制），我给陈（毅）、饶、张（云逸）、赖一人一包，张说你送我茶叶啊。我告诉饶，是赖传珠参谋长把我调来的，我对苏南挺有感情的，我还是希望回到苏南……饶说：“赖把你调来的，那还要经过赖参谋长。”就这么一句话，说明他是很讲原则的。

我调动这件事后来闹得挺大，影响到赖传珠与谭震林的关系，赖传珠日记上几次三番记这个事。好久以后谭作了些自我批评，两人才互相释怀。

到了黄花塘以后，作为军部工作人员，王征明接触饶漱石的机会更多，他说：

在黄花塘，一个就是整风，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办学习班，大家都学习；一个就是敌后精兵简政，劳动生产，度过困难，我们军事机关基本上就是这两件事。整个新四军的活动，陈毅1943年走了后，他就是最高领导人，我们听他的报告最多。我这里有个复印件，你可以拿去看看，不过这个笔记本记饶的报告不全，例如饶作整风辅导报告讲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六条，讲得很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我早已没有了，如果我没记错，他讲的结束语六条是：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开展两条路线（同左倾、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他一条就是一堂课，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华中局整风扩大会他做总结，现在想起来，（那时）不到百余人，我们在黄花塘搭个草棚子，饶漱石讲话是没有稿子的，他最后讲毛泽东，连续讲了几十句毛泽东同志如何如何（崇敬之辞）。解放以后我才听说，饶政委在地下党时有个著名的绰号叫做机关枪（大笑）。真是高级知识分子啊，我佩服得没有话说！我那时候经常听他的报告，比如卫生部在姚庄办训练班（那里有一个休养所，我患病在那里休息），他在医训班开学典礼上致辞，对那些各师调来的医生说：“革命和革命运动从社会发展史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之前的奴隶暴动和农民起义由于不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都不能叫革命！”我那个时候政治水平有限，年纪轻，当时听了感到耳目一新……黄花塘整风时我们司令部的科长待遇很高，能与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学习。如政治部的副主任张凯、宣传部长钱俊瑞、敌工部长刘贯一、李亚农、锄奸部副部长梁国斌、新华社的负责人范长江……我是司令部参谋处二科副科长，在这样的会上，我只有听，都是他们部长副部长发言。钱俊瑞、范长江发言，饶漱石往往插话，意思不是说钱、范讲得不对，而是他讲出的意见更高一点，层次更深一点。那时候我心想：哎哟，钱俊瑞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老师的老师啊！

那时候，对饶漱石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形象也是很不一般：个子不高，身段厚实，两眼可是又黑又亮，留着小胡子。有人告诉我饶政委有时用生姜擦他漂亮的小胡子……基本上他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讲事情站得高，逻辑性强，讲得透，与陈毅的统帅与诗人的气质不同。陈毅讲问题，善于发挥，灵感爆发，不时像开一朵大花。饶漱石则是一位有学养的政治家，讲问题层层深入，越说越透。（那时）没有做报告看稿子这回事，包括我们讲话，也不用稿子。他生活上非常朴素，待人还和蔼。

谈到黄花塘事件，王征明说：

当时我只知道一点点，具体的我不了解。在整风扩大会上，饶漱石没点名，只是讲了“由于华中局本身的自由主义”，慢慢我们才晓得了，军长和政委之间有意见了。陈老总走了之后，人们有时（也会）讲他们的事，露出一句两句。叶超说有时拿电报给陈毅看，陈毅正在下围棋，叶超只好站在旁边等着（经常和陈老总下棋的有彭康——华中局党校校长，还有一个是胡立教）。一下棋他（陈）就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叶超那时是作战科副科长，他在下棋不敢打扰他。叶超告诉我，他有时看到饶政委也站在旁边等着，这样两人之间能够没有意见吗？

1945年春为配合盟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沪、杭、甬之间反攻登陆，王征明奉命赴上海，随我地下党淞沪支队在上海近郊活动，为美军寻找登陆地点。8月15日日寇投降，他又在上海市委张执一领导下，准备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同时还协助冯少白对伪军策反和接收敌伪财产。由于有一只被策反的伪税务总署署长邵式军的行李箱子（里面有本支票）没有及时转运到，年少气盛的侦察科副科长竟然与新四军政委顶撞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王征明笑着谈起了事件经过：

（将邵式军送走后）我回了一场军部，结果被饶漱石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还跟他吵了一架。为什么事情呢？是为了那个大汉奸邵式军，他的老丈人就是蒋百器，是日本鬼子俊六的同学。邵式军沾了蒋百器的便宜，当了汪精卫的税务总署署长，这是个肥缺……我把他送走时，他有个行李箱子，很重的，他带不动，他们几个人都拿不动，我后来就叫我们在火车北站的交通唐正斌将箱子搁在他家里放一段时间，等下次有人来再给他弄过去。后来日本人投降，我们在上海整天马不停蹄，天天这个事那个事，上海市委今天接收这个，明天接收那个，忙得团团转，那个箱子就没有及时给他送过去。结果回军部一见到饶政委，饶政委就光火了：“邵式军的箱子为什么没有送来？！”哎呀，我们哪有专门交通天天跑上海？此事是要镇江商人关系柏秉忠乘业务来上海之便带去的，原来邵式军在这个箱子里放了个小小的支票本，并没有告诉我们。饶怀疑我们把这个箱子私吞了。其实我们这些人哪敢动这些东西啊！他（饶）说话后我一听就火了（这时赖传珠也坐在旁边），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说：“我用我的党籍来保证！邵式军不像话，他来了先带信给我说他到乡下以后，茅厕脏，大便拉不出，要给他捎去一个搪瓷便盆，这个鸦片鬼还要云土（云南产鸦片烟），我会给他办吗？”我被猛批受屈，有点冲动，大嚷大叫（大笑），饶听了，怒火渐消，只说快把箱子给他送来，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我回到上海不几天箱子就送去了，邵式军的财物完整不缺。稍后我又回军部，去饶那里，因为我带了刘长胜、张执一他们有关上海党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汇报后）饶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这个事（指通过邵式军策反周佛海及任援道的汪伪第一方面军——该部有七个师的兵力驻扎在苏南京沪线各城市，合计约十来万人——反正）没有做成，要是成功了，我们华中的局面不是这个样子了。他质询我们怎么就只接收这么点东西？要是胜利的话接收的东西可多了！接着他指示上海党的工作，要适应日寇投降后变化的形势，他们几个领导人要有职业掩护，把自己保护好……正在谈着，江淮大学校长韦悫来了，他是个老教育家，早年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韦的妻子是华侨，不会说中国话。他们全讲的是英文，而饶漱石的英文比他们讲的还好听。我一听，哎哟，我才发现饶漱石的英文这么好……我们虽然还没有说完，但也说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说“好了”，然后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此次晤谈，我感到上次我的冲动发火并没有惹他生气。

这次到军部在饶的办公室隔壁我遇见了谭震林，他知道我上次与饶政委顶撞的事，劝我不要那样对待邵式军。10月间，我结束上海的工作回军部，正值军部奉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军部北上与山东军区合并，军部直属机关由饶漱石、张云逸率领，从淮阴出发，北上山东，饶漱石、张云逸还指派我负责带队。足见饶对干部对我还是很宽厚的。

由于一直搞侦察、情报与保卫工作，王征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与饶漱石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在扬帆手下工作则始于1948年。在谈到“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时，他说：

……我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饶、潘、扬案件，是不是我最了解呢？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始终是被审查的，你还不晓得哪个地方还有什么乌里马里的内幕、黑幕，不知道啊，上层的事情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本身就是很有限的。但你这次来，我总要让你不虚此行，第一我是这个案子的亲历者、受害者，现在剩下的没几个人，剩的人有的他也说不清楚。第二我在离休以后，主动请求搞了点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情报史；二是参加了上海反间谍斗争史的编集（我们在上海破的大案要案），这个我参加了，但不是以我为主，是安全部的凌云部长亲自挂帅。广州也出了个冤案——陈泊案，他平反以后没有人给他搞这个东西。我们上海隔了多年后把大案重新给它梳理、整理成文字，还有概述，都印好了，这些都是在潘扬领导下隐蔽斗争战线的业绩和史实。可惜这个材料都封锁起来，存档，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拿出来进行传统教育派用处！第三，不管怎么讲，在华东这个地方，黄花塘时代在军部的人没有几个了，了解这个案子的也没有几个了。而且一些东西有的人知道他也不讲。（笑）

我先讲跟饶漱石有关的。跟他有关的，讲起来就是“以特反特”。抓他的辫子，抓他的毛病，就是“以特反特”。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抓这个辫子，他们抓错了，（饶）没有错误，也没有罪，而且有很大成绩！要挺直腰杆这样讲！这样看。如果说有某些错误，也是扬帆和我们这些执行者没有经验造成的。这个“以特反特”第一是胡钧鹤，苏州人，家里出身很贫苦的，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被捕成了叛徒，当了特务，汪伪时期又秘密投向潘汉年，做了些工作……

谈起1949年那次饶漱石见胡钧鹤，王征明说：

饶的思路现在看来是相当开阔的，实际上愿意跟他（胡）谈谈，但又不好直接见他。于是由扬帆设计，饶装成到社会工作部来串门，一推门，胡钧鹤就坐在那里，看起来像是偶然碰到的。见面后坐在那里谈谈，希望他立功自赎。后来华东社会部将这个情况报告中央社会部李克农，中央社会部表示同意。用胡（钧鹤）的理由是：一是上海情况复杂，二是用特务他们比我们了解敌内敌阵的情况。用饶的话说：“汪精卫特务，很多吃过国民党特务的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饶还指示公安局，可以叫胡搞个情报委员会，放在公安局的外边，稍后胡是主任，徐汉光是副主任，还有一个秘书孙洵。并未列入公安局编制，未享受干部待遇，他们的生活补贴由特费中开支。进上海没多久，胡跟扬帆汇报，说他们这个委员会已联系到一些人了，还有个少将自首了。饶漱石一听很高兴，进一步发挥说：“国民党过去就是用顾顺章把我们地下党搞垮的，我们这么搞，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时）原来的上海小报《铁报》还在，该报登出万德全自首的消息。饶漱石一看这个，马上告诉扬帆：“这第一个自首的不能杀，杀了以后再没人来自首了。”

王征明谈到他们刚进上海时，他所在的公安局社会处全班人马只有126人，面对这么大的上海，他们无法完成抓捕敌特及其他犯罪分子的繁重任务。他回忆道：

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是由于人手不够，我曾通过钱明（社会处副科长）请他找“特科”老人宋再生（浙江人，红帮大哥，陈赓得力助手，曾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任密查员，报告出卖李维汉和李立三的叛徒，二奸后被我除掉），他曾是党员，立了大功，后来失去了关系。我说你把你的那些徒弟带来帮我捉人。他于是带了几个红帮年轻人来，但没用上。再一个就是叫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周之友、中共地下党员），请他家的两个打杂看门人（原周佛海税警团的连排干部）来帮我捉人。扬帆在上海市委会上汇报社会处干部不够，要求解决，饶漱石回答：“干部不够，告诉你几个办法，一是干部从群众中来，可以在工人学生中培养；二是过去的情报关系可以用，虽复杂一点，但可以用；第三特务可以用，用特务整特务，他要搞得过火一点不要怕，只要我们掌舵的注意就行了。”

1951年罗瑞卿来上海检查工作，说上海“以特反特”有成绩，有缺点，有错误，和某地不一样，上海破了案子，很多还是大案要案。二是发现问题立即究办，上海的侦察工作是有锐气的，今后工作不要缩手缩脚。那次罗瑞卿还专门去拜访了饶漱石。罗走后，饶又补充了几句：对特情人员“用上层不用下层；用于敌区不用于我区；秘密个别使用，不要公开的用”。王征明说：饶漱石这个“以特反特”的方法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化敌为我服务，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中央也有这个精神。王说：

《用间》从来都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最重要的一篇，这个厉害啊。（由于用间）上海的成绩多大？我们这样一来就造成蒋介石和汪精卫历史特务的全军覆没，成绩还不大吗？你不用他们，你知道去哪里抓啊？刘全德，谁把他抓住的？是高激云、陆仲达，不就是胡钧鹤手下的自首特务吗？封企曾这个大特务，怎么把他抓住的？都是我们用了人，用了“特情”朱崇文（朱岑楼）协助，“以特反特”才把他抓住的。还有那个朱山猿，谁认得他啊，那个杀手是国民党少将级的，很厉害，我们用的也是军统一个特务，他认得朱山猿，一看就知道是他，就把他逮住了。这么大的成绩，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根本就不认识他，怎么抓？扬帆的侦察术或者说他的战术，用他的话说，一为张网捕鱼，一为见鱼撒网。上面说的台湾派来的这些凶悍的特务分子、杀手，便是因为碰上我们以特反特的网才一个个地被生擒活捉的。

1955年四月，公安部把我秘密逮捕后，第二天晚上王昭（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文革中任青海省省长时惨死——引者）对我说：“要清算，不管是哪个中央委员！”我一听，这不就是讲饶漱石吗？后来几个人审我，讲：“饶漱石、潘汉年负路线之责，扬帆是主谋，你是执行。”后来大概关了我六百天的时候，审我的助审员又说：“已经查明，潘汉年是个内奸，扬帆是个奸细。”我一听，内奸和奸细还有什么两样？这两个人怎么个奸细法！（大笑）

征明先生爽朗而健谈，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披露了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包括扬帆的个性。比如他说：

特科的早期领导人李强跟我讲过，当初搞特科工作，什么样的人都要用，小偷、开锁、偷东西的……什么样的人才都有，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还能用一般的人去要求吗？能成功吗？李强明确向我表态，“用胡钧鹤完全没有错误”。

（为胡钧鹤等人的复查）我与李涤非合写了一个报告，给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陈丕显，陈批交公安部复查后，将平反报告报中央，经胡耀邦同志批示同意，并给予胡钧鹤、孙洵干部待遇。我写信时胡钧鹤关在山西，得了精神病，徐汉光死了，孙洵在河南劳改。

1951年毛主席来电报，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捕杀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3000人，市委副秘书长景晓村把电报给我看了，我们都很震骇。怎么了，镇反杀人还有指标啊。当时上海人口600万，必须承认，上海市委对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执行是坚决的，真正做到了领导负责，全党动员，全民动员。贯彻这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部署措施是有力的，成立了阵容强大的镇反办公室，全市抽调一大批局处级干部协助审理案件，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区别判处，对其中罪恶民愤极大的判处死刑，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批杀权实际上由扬帆（兼市检察长）、方行（副检察长）、汤镛（法院院长）几个人掌握控制，重要的还要报潘汉年复审，力争做到毋枉毋纵。这样从实际出发，同中央电示要求指标仍然距离很大。后来黄赤波攻击扬帆的第一个罪名便是“扬帆抗拒中央和毛主席的镇反指示”。1951年春，在华东公安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出对上海使用特务的批评。根据公安部罗瑞卿指示的精神结合上海4月27日大逮捕，我们不仅把上海举办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后前来登记的重点人物区别问罪，而且在华东公安部直接参与下，把特情队伍也做了比较彻底的清理，按历史罪该逮捕法办的无例外地加以捕办了，包括军统保密局重要分子有立功表现的于陶生、朱岑楼等等。黄赤波却公然诬蔑扬帆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三千三（敌阵特情自首分子总数实际上只二千多），杨尚昆遗著《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305页指出：“把本已基本查清或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纵容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事件。”1954年我调北京工作，梁国斌同我谈话，透露饶出事啦，并说饶在上海连民主改革的口号也不敢提，改称民主团结运动。饶漱石在华东公安部召开的镇反会议上讲话，对当时华东各地对上海以特反特批判，没有说什么，对镇反运动他说华东地区各城市不必搞统一时间的逮捕行动，可以“此松彼紧，此紧彼松”。我以后才明白，对镇压反革命运动饶漱石自会有他本人的看法。我亲耳听到青岛市政保处伊处长在华东公安部会议上汇报，镇反高潮期间，青岛市错杀了一个被关押的同姓名犯人，当时点了名就拉出去枪毙了。枪毙后才知道名字相同，人搞错了。这是多么大的事，“人命关天”呀！

扬帆曾经在干部会议上引了一句孔子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哀矜而抚惜。”有人反映给罗瑞卿，罗很重视，表示要查查孔夫子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想来想去，扬帆这个人，在公安部门挨整是必然的，当时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公安局长大都是老红军，他这个知识分子，有他的毛病。解放初他在社会处的干部会议上曾经告诉我们，饶漱石批评他骄傲自满、自由主义，批评×××狭隘，潘汉年有文字称“某生性疏狂”，这个“某生”就是指的扬帆。扬帆自我介绍，黄克诚师长曾当面批评他：“像你这样的性格，在旧社会，搞不好要杀头的。”果然一语成谶。1951年，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到上海来检查镇反工作，调阅两个案卷，认为犯人按罪行可杀，扬帆不以为然，转报潘汉年，潘看了材料，也表态不要改判了。这样便产生了分歧意见（我因当时专责清理特情，未问其详）。杨奇清结束检查工作，给上海公安局作报告，我到六楼会场，发现扬帆未来参加，赶忙到五楼扬帆办公室，请他去。他说他这里有事不能去了，我怎么劝他也没有劝动，这件事中，扬帆有些傲气。1952年，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侦察工作会议期间，罗瑞卿召集华东片代表谈话，罗朝着我说：“你们上海扬帆的事，许建国要留他，可是有三个人反对他，一个李士英、一个陈养山、一个王范。你回去跟许建国说，对扬帆要有个说法嘛！”我回上海后面报许建国，你猜许建国怎么对我讲？他说：“你不懂啊，罗部长喜欢讲假话，讲反话的。”许这么一说，我更加糊涂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间接从卢伯明口中得知，陈毅市长早就批评过华东公安部门几位领导：“你们怎么连扬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也团结不了。”1952年江青在幕后插进黑手，扬帆的事情陡然升级，遭到升级批判。扬帆不幸陷入黑井，那些本来不过是彼此思想作风方面的意见，此时此刻，变成了从四面八方飞来的乱石头，置扬帆于死地（如批判扬帆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悲剧还在于那些落井下石的人并不见得都知道扬帆问题有江青在背后作祟呢。

早在1980年，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司局长就当面给我说过，1955年把饶漱石捕办的理由有二，一为包庇潘汉年，一为包庇胡钧鹤，饶漱石于1975年已屈死狱中。饶、潘、扬案在上海抓了800余人，还有打成右派流放，逐出公安部门不予信任，名列黑册的不计其数，后果惨重。

看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介绍陈麒章给陈云的信后，征明先生给笔者来信道：

“时至今日，我感到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饶、潘、扬重用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完全是诬陷！（杨尚昆遗著《追忆领袖战友同志》308页写道：‘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扬专案组，下分三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三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以特反特作为隐蔽斗争的策略没错。”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均为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政治理论家，有的是文化人，他们对问题往往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是否因此遭忌，硬要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诬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呢？

让历史去回答吧！”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