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成为古典音乐的拯救者
古典音乐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甚至奇怪的存在。一方面，中国琴童数以千万计，大城市里边谁家孩子不学个乐器简直不好意思跟同学打招呼；另一方面，中国成年人认识五线谱的又极少。一方面，中国业已成为世界古典音乐的消费大国，乃至拯救者；另一方面，真正懂得音乐会礼仪，起码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的人，却少之又少。
这种种现象，恰恰反映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一个状态：底子很薄，以至上了岁数的人都不太了解；与此同时，多数人又都觉得这是个好东西，所以都让孩子去学。古典音乐在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
1970年代以前，音乐家在中国是个“高危”行业
一般我们说的古典音乐，指的是根植于西方音乐传统的艺术音乐，通俗地讲，弹钢琴，拉小提琴，吹单簧管，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这叫古典音乐；弹琵琶，拉二胡，吹唢呐，一般叫民乐，不算在传统意义上的古典音乐之中。
有了这个定义后再回看1970年代之前的中国，会发现古典音乐从业者与那个时代几乎格格不入，知名音乐家在那个时代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而且往往是一人牵连一家。顾圣婴一家，马思聪一家，都曾遭受劫难。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傅聪一家。傅聪是我国第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钢琴家，1955年肖邦钢琴大赛（世界最权威的钢琴比赛，没有之一）上获得第三名，这个成绩直到45年后的李云迪才打破。
青年傅聪在练琴
傅聪的父亲比他更有名，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至今仍是最权威版本。从1980年代开始畅销了三十多年的经典图书——《傅雷家书》，就是傅雷与当时在欧洲学习钢琴的儿子傅聪之间的通信集结。
傅聪在获得肖邦大赛第三名后，成为了世界知名钢琴家，但他当时属于公派出国（那时几乎所有出国都是公派），按约定是要学成归国的，但傅聪选择了留在欧洲，定居英国。这一行为在当时看来形同叛逃，也为他们家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遗书中如此自白：“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傅雷傅聪一家，可看作那个年代音乐家的缩影。
1970年代，作为“耍猴的”一般存在的西方交响乐团
虽然古典音乐在我国1970年代前，是洪水猛兽一般的存在，但它毕竟是最有代表性的西方艺术品类之一，在某些特定时段，是可以发挥特殊作用的，比如……中美建交。
在1970年代的前三年，发生了三件在中美关系史上值得一书的事件。1971年是著名的“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1972年是更著名的尼克松访华。1973年这次相对来说没那么出名，但故事性并不逊色，这就是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事件。
费城交响乐团访华
费城交响乐团（以下简称“费交”）是第一家访问中国的西方音乐团体，1973年他们来华演出六场，交通费自理，中国方面负责他们在华的食宿。显然，这不是奔着挣钱的商业演出，而是带有明显交流性质的外事活动。
既然是交流，那除了听人家演奏以外，人家也要指导一下我国的乐团。当时的中国乐团的水平，用百废待兴形容都可能不够格。据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田艺苗介绍，当时中央乐团的乐手们使用的乐器很多都是残破的，用胶布粘起来的，乐谱是自己抄写的。
除了乐器不灵，更重要的是乐手也不灵。当时中央乐团的乐手很多都是刚从农村务农回来，很久没摸乐器了。“费交”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去拜访中央乐团，结果咱们的乐团演奏完一曲贝多芬的交响曲，人家愣没听出来奏的是哪首……
“费交”在华演出时，坐在底下的观众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音乐专业人士。据“费交”乐手后来回忆，他感觉到“上千人的炯炯目光，就像是来自同一个人，你完全猜不出他们在想什么”。
“费交”整个在华旅程，基本就是“耍猴的”一般的存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人们都跟他们保持距离，远远地观摩，无论他们是在演奏，还是在街头溜达。
改革开放后，1979年，柏林爱乐乐团成了较早来华访问的西方乐团。如果说“费交”是世界一流乐团，那柏林爱乐则是世界顶级乐团，甚至说是第一乐团都不为过。当时的乐团总监卡拉扬号称“指挥皇帝”，据说他访华期间受到的接待是正部级待遇——一辆红旗轿车始终随行。
但是这趟访华之旅给卡拉扬留下了极差的印象，以至于此后他终生未再来中国。
右二白发者为卡拉扬。首都体育馆的场地作为音乐厅，过于宽敞了
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纯粹用于音乐演奏的场所，于是柏林爱乐选择了首都体育馆作为演出场地。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观众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
其实，当时的观众也不是随便来的，而是经过挑选的音乐、外交人士。但其中很多人对于西方音乐会礼仪基本是无知的，认为听音乐会跟看戏差不多，台下喝茶嗑瓜子都没事，高兴了还能喊个好，这与音乐会要求的安静、秩序、鼓掌讲究分寸等礼仪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说中国观众没礼貌，只能说，古典音乐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讲，还太过陌生。我们看待交响乐团，跟看“耍猴的”真的没太大区别。
1980-90年代，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稍稍打开了国人欣赏古典音乐的大门
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交响乐团，听到现场版的音乐会，大概都是通过收看央视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播。这个音乐会对国人最大的意义，是教会了我们，古典音乐会有哪些观（zhuang）摩（bi）礼仪。
央视第一次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下简称“维新”）是在1987年，当时还是录播的剪辑，1月1日举行的音乐会，观众看到时已经是春天了。即便如此，还是给了国人很大的震撼。那一年的乐队指挥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卡拉扬先生。
在新年第一天举办音乐会，是西方的传统，每年这一天都有无数场音乐会举行，其中水平最高，观众档次最高的，就要数维也纳这个了。
水平最高，因其有最好的乐团和最好的指挥。演奏的乐团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与1979年访华的柏林爱乐乐团并称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乐团；指挥是轮换制，每年挑选一名世界顶尖指挥来与乐团合作，能指挥“维新”，等于业界给你盖戳：你是世界最牛的指挥家之一了。
观众档次最高，是因那一天的票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受邀前来，尤其是前排就坐的，都是世界各国的皇室贵胄，各种显赫人物。笔者小时候看电视，曾在音乐厅二楼某角落，看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当时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么牛的人物都坐在那么犄角旮旯的地方，前排坐的都得是什么人啊！
“维新”对国人的另一大普及，是见识到了这种古典音乐会有多么事儿妈/龟毛。每年倒数两首曲子都是固定的，倒数第二首是《蓝色多瑙河》，倒数第一首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但这两首曲子并不在曲目单里。演奏完曲目单里的曲子后，指挥假么假式招呼乐手起立，向观众致意，然后就走了。这时候观众要“懂事儿”，使劲鼓掌，直到把指挥再给召唤回来，指挥回来后跟观众鞠个躬，然后再走。观众再鼓掌，指挥再出来，循环往复几次。直到指挥觉得差不多了，于是回头跟乐手们使个眼色，意思是“你看看，大家盛情难却啊，要不咱受累再来一首？”乐手们也识趣，于是就开始演奏加演曲目了。
一！切！都！是！套！路！
然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典音乐会礼仪，传承几百年了。指挥、乐手、观众，互相都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一起合力营造一个略显虚假的场面。无论其是否合理，反正人家就是这么过来的。或者换一个角度，欣赏音乐会时各种繁琐、事儿妈、龟毛的礼仪，恰恰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
在普及这种观摩礼仪方面，“维新”对国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另一个作用是把“维新”举办地——维也纳金色大厅炒成了中国人心中第一音乐圣殿，音乐家都以能去那开一场音乐会为至高荣誉。
2000年代，中国大批量涌现世界级演奏家
有句话，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一切基础都决定一切建筑。总有人说中国13亿人，竟挑不出11个踢足球的人！其实，中国的注册足球运动员数量是要少于日本、韩国的，国家人口不等于足球人口，中国足球上不去，根儿上说还是足球在中国不够普及，很多学校都限于操场面积太小等原因，禁止学生在校内踢球。相反，中国从城市到乡村，街头巷尾都有无数乒乓球案子、台球桌子，这也造就了我国乒乓球人才层出不穷，以及出现丁俊晖这样的台球天才。归根到底，人口基数的大小决定了这个项目能有多高的成就。
上文说过，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琴童——也就是学琴的孩子。笔者看到的数字有2000万—4000万不等，无论哪个数字拿出来，都媲美一个欧洲中型国家。这其中，学钢琴的孩子又占了琴童的多数。有了这个基础，中国涌现出世界级的钢琴家，就是早晚的事了。
这一情况，在2000年这一年集中到来。
2000年，18岁的李云迪获得了肖邦钢琴大赛冠军。这项比赛每五年才举行一次，间隔比奥运会、世界杯都长，而且冠军动不动就空缺，李云迪之前的两届比赛冠军都空缺，也就是说，他是15年来第一位冠军得主。他的师姐陈萨与他同场竞技，获得了第四名，也是1955年傅聪获第三名以来，中国人最好的成绩了。
李云迪（左）、陈萨（右）和他们的老师但昭义
与李云迪同岁的郎朗，则比前者更早出名。1999年8月，刚满17岁的郎朗参加美国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世纪庆典明星音乐会，并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从而开始了他的音乐演奏生涯。而在李云迪、陈萨获奖的2000年，郎朗临时顶替钢琴家理查德·古德，在芝加哥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用前辈傅聪的话讲，此时的郎朗已经不用参赛来证明自己，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了。
郎朗、李云迪、陈萨，以及比他们略小，如今也已成为世界一线钢琴家的王羽佳，他们有一些共同点：都是80后，都是在中国接受的完整钢琴教育，成名时几乎没有留学经历，是彻头彻尾的“土鳖”派，而非“海归”派。
中国式“虎猫狼爸”教育法，一直以来都有颇多争议，而郎朗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争议。郎朗的父亲在教育上一直是严厉，乃至打骂的，他为了陪郎朗学琴，不惜辞职；郎朗弹琴引起邻居不快，他怼那些邻居“以后你们听我儿子弹琴要花钱！”（人家真做到了）；在北京找中央音乐学院地址时，推着破自行车迷路等故事，至今为很多人津津乐道。
郎朗学琴的故事，如今已成为很多琴童家长激励孩子的宝典
而郎朗也确实争气。他30岁那年，被权威杂志《留声机》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1位钢琴家，这些人如果按年龄排序，排第10位的人是1947年出生的，而排第11位的郎朗，是1982年出生的。
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古典音乐虽然是西方舶来品，但中国人完全可以自己学好，并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虽然很多人让孩子学琴，是为了多一门“特长”，升学的时候有加分等等，说到底还是高考指挥棒的压力，但客观上，这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0年代，中国开始“救济”世界古典音乐圈
有句俗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时你不得不感叹老祖宗智慧的发达和用语的简洁，以及对事物客观规律的归纳。古典音乐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差不多就在三四十年间。
还记得上文那个来中国“技术扶贫”的“费交”吗？这家创立于1900年的百年老号，在风光了一个世纪后，终于在2011年——破产了。
不要误会，不是他们做得不好，直到破产时，他们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十支交响乐团之一。就像如今很多做得很好的媒体倒闭一样，“费交”破产只是大势的一个缩影。古典音乐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观众和票房的减少，入不敷出是普遍存在的事。“费交”已经竭尽所能地拉赞助、接活儿（给电影配乐什么的），但财政赤字还是超过了500万美元，最终经营不下去了。它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首支申请破产的一线乐团。
此时，当年他们技术扶贫过的中国人伸来了援手，对他们施以了经济扶贫。
在“费交”走完破产程序三天后，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就邀请他们来到北京，并与他们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协议。从2012年开始，国家大剧院每年将邀请“费交”来华演出三周。对于乐团来讲，演出即意味着收入，这份合作协议，无异于雪中送炭。
此时距离“费交”首次访华，过去了38年。从看人家“耍猴”到帮人家渡过难关，38年间，已是沧海桑田，斗转星移。
国家大剧院与费城交响乐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甘源／摄
如今，“费交”已经偿清了债务，顺利渡过了危机，而他们从中国得到的机会，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乐团。
而拯救“费交”的国家大剧院，内设歌剧院、戏剧场、音乐厅和小剧场，一共四个专业剧场，其中歌剧院和音乐厅是完全为演奏音乐，演出歌剧、舞剧等准备的，小剧场的一半演出也是室内乐、独奏会等音乐演出。可能在同一个晚上，多明戈正在歌剧院演出歌剧，纽约爱乐乐团在隔壁的音乐厅演奏交响乐，另一个四重奏乐团则在小剧场演奏室内乐。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厅往往都坐得满满当当，自掏腰包买票的人占了大多数。
保守估算，仅国家大剧院一家，每年与古典音乐相关的音乐会、歌剧、舞剧、室内乐等演出共计超过365场，乐迷很多时候要为今晚听哪场，放弃哪场而苦恼。而在北京，经常演出古典音乐会的场所还有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保利剧院等几家。而这，还仅仅是北京一地，上海、广州等地的古典音乐市场也是一派繁荣景象。
“中国将成为古典音乐的拯救者”，这个话题在当下的环境中，越来越成为现实。而四十年前，这里还是古典音乐的荒漠。
结语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古典音乐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代表，真正做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前茅。当然，我国当前古典音乐市场还是问题多多，一场音乐会听下来，聊天、咳嗽、手机铃声、不合时宜的鼓掌声乃至呼噜声，依然此起彼伏，观众素质显著落后于演出规模和水准。换个角度想，这其实也是发展太过迅速的结果：硬件上去了，软件还没来得及跟上。
原标题：《从一穷二白到拯救世界，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