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界定

试析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界定
时间：2004年11月23日 　


　　［关键词］毛泽东 国家力量 要素
　　
　　摘要：
　　国家力量就是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尺度。本文通过分析毛泽东对国家力量的要素在三个阶段的界定、运用与发展，使我们不但能进一步挖掘和总结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对现在快速提高国家力量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国家力量
　　
　　重视和发展国家力量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研究国家力量的论文和专著，也已汗牛充栋，比比皆是。然而，研究毛泽东国家力量要素的论文和专著却相对匮乏。本文根据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对毛泽东界定国家力量要素的认识，作一简单的总结和分析。
　　毛泽东论述国家力量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限于国内，认识较为浅显与单一；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通过中日两国国家力量的比较，得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由于涉及到两个国家，所以此阶段对国家力量的认识已相当成熟；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从世界的角度认识国家力量，既深刻又全面。
　　
　　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认识与界定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国家力量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两种要素，即人力和精神力，这两种要素看似简单，其实它恰好是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个方面加以论述的。毛泽东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法，就是根据当时人们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性质，对国家力量的要素作了初步的分析和界定。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1）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2）
　　他说：“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3）
　　而小资产阶级呢？则分三类：其右翼“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4）其中派常有今不如昔之慨，“有点骂人”，（5）好发牢骚；其左翼“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6）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半无产阶级中特别指出“贫农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7）是革命应该极力争取的对象。对无产阶级中的工业无产阶级说成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8）其中主力含义就是“领导力量”。
　　所以，毛泽东最后总结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9）
　　有了这种力量要素的界定，也就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的态度和精神。就像其文开篇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0）我们必须“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11）我们的革命才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人的阶级性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的革命精神的不同，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的，所以毛泽东在此论述国家力量的要素时，要素的数量既少含义也很简单，并且二者的界限没有明确分开，这主要是由当时历史环境决定的，即使如此，也为以后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认识与界定
　　
　　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2）毛泽东对中日战争具体态势的分析，正是坚持了对中日双方不同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分析，完整地把握了中日战争的各种规定和各种关系，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从感性具体上升到理性具体。这种理性的分析主要是对国家力量的各种构成要素的分析，不但具有全面性，而且具有科学性。它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要素进行阐述：
　　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 （13）毛泽东说：“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14）中国不能速胜，原因就在于此。
　　地理——“中国版图广大”， 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有限，不可能把全部中国占领，中国的西部是日本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这就决定了日本“经不起长期的战争”。（15）其失败也在必然之中。
　　国民特性——“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16）
　　人力——“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 （17）在整个革命阶段，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这一点的运用和发展。
　　政府质量——“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 （18）这就提出了要求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民主政府，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质量，以救国为己任。
　　文化——“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 （19）我们应集中大力量去发展和提高我们各方面的素质，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素质。由于中国是文化大国，人民也由此将产生出不屈不挠的精神来，这也是中国不会亡的一个根本原因。
　　科学技术——“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20）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21）又强调“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 （22）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敏锐地抓住科学技术这个要素，是难能可贵的。
　　民族特性——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渐强盛，其民族因“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23进步性/反动性——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到：由于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而中国抗战具有“进步性、正义性”，而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24）
　　民族凝聚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25）又说：“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 （26）这是全民族的抗战，只有如此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27）
　　意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 （28）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这是一种自信，有了自信就能产生力量和意志，乃至全体军民的抗战士气。
　　军民素质——“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 （29）
　　国际援助——“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 （30）国际间爱好和平的力量对日本的憎恶，“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31）从而失去了世界人民对它的援助，尽管有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却超过了它。
　　国际联合——毛泽东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国内的联合上，主张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32）以实现国际反法西斯大联合。
　　可见，毛泽东既分析了人力、军力、经济力、物力、国土大小、文化、科技等物质要素，又分析了政治组织力、进步性/反动性、国际援助与联合等非物质的精神要素。它尽管主要是从中日两国的国家力量中进行对比分析，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它的学术价值和减少它的世界意义。
　　
　　三、新中国时期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进一步认识与界定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认识国家力量方面的特点就是能够将国家力量放到时代的、国际的大背景中认识，同时特别重视非物质因素在构成国家力量中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其对本国力量的认识和分析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超前性。
　　1．物质因素的认识——新中国成立时物质基础力量十分薄弱，一些西方国家为此极端轻视中国。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时郑重地指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 （33）后来在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34）毛泽东在这里简明综合地概括了工业能力、农业能力、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人口等国家力量要素。
　　2．非物质因素的认识——毛泽东坚持用两分法看问题，既看到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所处的劣势，又看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非物质力量方面拥有的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建国前后他多次谈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虽然现在力量比较弱，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生事物，新生的总要壮大，总要战胜腐朽的，小的要变成大的，强的要让位给弱的，这是一个规律。（35）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充满信心的依据，也是他敢于在实践中与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碰硬的依据。当时，毛泽东敢于让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朝鲜半岛、印度之那半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较量，在中苏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让一穷二白的中国同时抵制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上树立起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相比之下，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由于缺少对非物质力量因素的认识，过低估计了中国的国家力量，在五六十年代，他们贸然卷入针对中国的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结果在消耗了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之后一无所获，这是他们迷信物质力量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充分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地位。采取一边倒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是重要方式之一。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就强调过：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首先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怀里。（36）这也是中国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因为一边倒而削弱国家力量的关键所在。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和精湛的外交艺术，使这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得到了透彻的实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所做的贡献，使国际社会第一次认识了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同时也为经济、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
　　“利用矛盾”是毛泽东发挥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地位的又一重要方式。50年代，毛泽东利用美蒋矛盾，炮击金门，成功地粉碎了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当时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都还不成熟，利用矛盾冻结现状成为最佳选择。
　　70年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更是毛泽东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力的精彩杰作。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的根本点就是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从而增强自身实力地位。当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主要是为了缓解中国周边的军事压力，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果断地、带有突破性地放弃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标准，突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这一主要矛盾，特别是突出苏联这个主要矛盾方面，从而确立起全新的划分敌、我、友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的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37）而中国“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38）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影响世界的两极格局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微妙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也为我们在新时期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更为中国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以上分析中，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分析范围相当广泛，既有政府质量、民族团结、国民士气、军民素质、意志、外交水平、国际援助、国际环境等等，特别是强调了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力量在其它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能发挥最大效用的根本因素（对大而弱的国家尤其如此）。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把整个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说的，这预示了中国要想保卫国家安全，就必须把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否则，国家永远不能强大起来。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关于国家力量要素理论的最新最高发展。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加在一起，就会产生对内对外的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都非常重视国家基础力量的建设，只有这样，国家力量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总之，毛泽东对国家力量要素的阐述，是科学性的判断和理论性的系统分析。其要素基本上含盖了现在界定综合国力的所有要素。再者，毛泽东的分析比被称为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被称为对国家力量要素全面分析的最早的国际政治理论大师，他主要从九个方面考察国家力量，即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国民特性、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39）所概括的理论全面的多（注意：毛泽东于1938年对其全面分析，而摩根索在1947年才提出来，比毛泽东晚了近十年）。比如，摩根索就未曾注意到国家力量要素中的科学技术，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国家力量的学说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瞻的战略眼光。因此，建立国家力量学说的第一桂冠应属于毛泽东，而不是美国的摩根索。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其理论不但未能走出国门，也未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今天，我们应使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思想重放光彩。
　　
　　参考资料
　　（1）-（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第3-1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第103页。
　　（13）-（3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第438-519页。
　　（3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第287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第828页。
　　（3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第289页。
　　（3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21—322页。
　　（3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600-601页。
　　（38）《人民日报》编辑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25页。
　　（39）《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楚树龙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