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基督教》

来源: 2018-02-12 19:40:24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8596 bytes)

“自明末以来,中国和欧洲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现状从来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想要理解现状的人就不能完全回避过去。” -谢和耐
 
作者谢和耐,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社会史》、《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等。
 
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而是如副标题“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所强调的那样,以首批入华的传教士的亲历感受为蓝本,展示中国文化与西欧基督教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传教活动在中国遭遇的冲突与挫折。
 
这种“外人”的角度让这本书显得非常有价值。经过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与所谓“传统文化”之间其实已经处于一种相互割裂的状态,我们自己说起“传统”多少都有些雾里看花的感觉;当人们日益注意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历史解读与现实的脱节、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吸引力时,中国社会普遍陷入一种思想上的迷茫状态——一方面社会大众日复一日接受着西方文明的潜移默化,只要不触及政治问题基本上被当局默许,另一方面则经常可以听到有来自知名“文化人”的呼声号召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后者因为迎合了民族主义的口味,并因此多少获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够在文化和教育界制造出不小的舆论风向。然而问题在于,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究竟与现代社会是否兼容?重拾传统是否有助于我国社会制度与文化向更文明、现代的方向演进?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对其进行审视,从而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想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审慎的回答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这种时候来自其它文化的视角无疑非常可贵。
 
16世纪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现自己希望传播的教义与中国固有文化格格不入——民间虽然盛行对佛教、道教和各种地方神祗的崇拜,但这些活动基本停留在以避祸、祈福为目的的功利层面;社会上层几乎为信奉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阶层所把持,而这种理念从其开始就保持着一种世俗、无神论的世界观。基于在西方传教的经验,传教士们将这片大陆上众多生灵皈依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帝身上,认为皇帝一旦接受基督教会自然带动臣民信教。而想要打动皇帝就必须与官员接触,并试图赢得他们的好感。
 
为此,首批传教士们首先以哲学和伦理学家的身份示人,因为伦理道德的探讨比神秘主义教义更容易让中国文人接受。利玛窦等人深入学习儒家经典,试图在上古典籍中找到与基督教世界观的契合之处,并尝试以中国已有的概念解释天主教诸多要点;他们向开明的官员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以好奇心为媒介引起对方对更深刻的宗教理论的兴趣;为了使天主教不被看作只是另一种来自西方的宗教,传教士们还对中土流行的佛教做了犀利的批评。这些努力一度让他们受到士林的欢迎,但双方观念上的不同还是很快暴露了出来。
 
基督教教义和儒家伦理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基督教导“爱邻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基督教提倡克制欲念,儒家要求“克己复礼”;基督徒可以为信仰殉难,儒家推崇“舍生取义”。然而由于基本观念上的差异,儒家文人士大夫很难真的接受传教士的理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和“上帝”并没有明确的人格,而更像是“冥冥中主宰万事万物的无形力量”,这与基督教的造物主、全知全能的神有根本上的不同;灵魂不灭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之一,但中国人并不真的相信有脱离肉身而存在的独立灵魂;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而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儒家通过“修齐治平”可以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而基督徒只有信仰耶稣才能获得救赎。
 
基督教的创世、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观念在儒家文人看来荒谬绝伦、匪夷所思,这些教义的传播无疑会扰乱圣人之道的德化,而且西式习惯、礼仪也与中国传统相违背——自己信仰基督得救而列祖列宗却只能在地狱中受永刑,这令崇尚“孝道”的中国人难以接受;基督徒不分男女一同在教堂做礼拜,被恪守礼教的卫道士视为伤风败俗的行为;基督教只承认一夫一妻,这显然也不受习惯于三妻四妾的官僚们待见。
 
儒家讲究纲常名教,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通过不断完善内心修养,达到自身道德的完满,并进一步实现同社会的和谐;而恪守本分,遵从上下分明、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就是达成这种“和谐”的途径。基督教义中“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对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乃是天理的一部分的儒家传统无疑是一种挑战:
 
“……爱亲仁也,敬长义也。天性所自现也。岂索之幽远哉?今利玛窦独尊天主为世人大父、宇宙公君,必朝夕慕恋之、钦恭之。是以亲为小而不足爱也,以君为私而不足敬也……亲虽虐,必谕于道。君虽暴,犹勉之至仁。如拂亲抗君,皆借口于孝天主,可乎?”
 
祭天在传统礼仪中是天子的特权,普通百姓如果也同样祭拜“天主”被视为一种僭越:
 
“吾入谓物物一太极,天命之谓性,故人人可以成位于中。至于尊卑名位,则森然不乱。故天子事上帝,诸侯祭山川社稷,大夫五祀,士祭其先。今既谓天主至大至尊,又令家事而户奉之,与佛老二像何异?”
 
与西欧王权、教权分离的状况不同,中国的皇权超越一切,“是一种制约世界、时空、社会以及一切宗教势力之秩序的基本权力”;精神上不依赖政权,且有自己独立组织的教会,其存在对帝国的稳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一带的侵略行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惕,怀疑传教士不过是殖民者的先锋。
 
书中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中西双方对彼此间文化差异的态度——中国文士以圣人门徒自居,带着不容置疑的道德优越感,对无非是另一种海外邪说的基督教嗤之以鼻;传教士眼中中国人则普遍缺乏逻辑思维,其哲学包含太多含义模糊、界定不清的概念,无所不包的皇权并没有给宗教留下自由的空间。毫不奇怪传教士获得官方认可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他们的经历见闻随着一封封书信送往欧洲,成为那个时代西方人了解东方古国的第一手资料。
 
几百年前传教士的观察未必能概括中国传统的全部,但《中国与基督教》中展示的对异邦文化的初步印象仍然具有启发性。时间不可回溯,让今天的中国完全回归所谓“传统”已几乎不可能;对本民族的过去多加自省,并对外来事物保持开放态度,这或许是全球化的当下更为理性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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