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2017-03-13 钱颖一 中华读书报
(2011年2月15日)
我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是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国母亲为何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版了一本《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就在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就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一个流行词。其实她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这说明中国式教育在一些方面确有长处。中国教育部长说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许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Three Idiots）。这部电影打破了印度电影的票房纪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讲的是印度皇家工学院同寝室的三个大学同学，在以严格著称的印度皇家工学院中，如何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唱对台戏。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INSEAD（英士国际商学院，又译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都通过全球遴选先后任命了新的院长。毋庸置疑，这三所都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趣的是，这三所商学院新任命的院长全都是印度裔，而且都在印度读完了本科。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位院长候选人当中有两位是印度裔。在哈佛商学院的近200名教授中，有二十多位印度裔教授。但只有一位中国裔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学院，未来十年中都不大可能出中国裔院长。
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首任亚洲院长、印度出生的Nitin Nohria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1000多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超过100人。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的，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一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在我们的教育方法中，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是这样，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扼杀或毁灭原始的创造性。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来到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和发明的原始动力。
其次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最后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扎实，但缺乏批判性思维”。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被视为有害。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2015年5月22日)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学学习和任教。我的学习经历从清华大学开始，之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我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自2006年起，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
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AbrahamFlexner,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 ” Harper"s Magazine, October 1939）。在这篇文章中，弗莱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疑问，认为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可尼的发明。弗莱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因为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信行业中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十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乔布斯与苹果产品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作“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门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大学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大学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大学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其次，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再次，人们预测未来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但是在十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晰可见。”英文原文为：“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炼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了，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地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地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及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英文原文为：“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1000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了解多少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英文原文为：“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彼得·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英文原文为：“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还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论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作为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而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在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英文原文为：“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提出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对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条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的，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本文摘自《大学的改革·学校篇》，钱颖一著，中信出版社 2016年9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