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即使多年后，野蛮的金国大军公开盗毁北宋皇帝陵墓时，唯独对他的陵墓表现出了文明，连一砖一瓦都未动。
后来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宋仁宗为何能创史上最繁荣时代？这与他胸怀仁义、宽厚待人的行事风格有关。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如刘备、康熙等等都以厚道出名，但是，这些人的厚道不过是一些政治表演而已。他们的厚道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唯独宋仁宗的厚道是出于人的本性，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本性和自己的待人接物统一起来，自始至终贯穿到了统治中去。
就拿我们刚直不阿的包拯包大人来说，他本人有着良好的二杆子精神，经常为了一件事向宋仁宗大盆大盆地泼口水，事情如果不按他的意思解决绝不罢休。而宋仁宗本人太厚道，每次不但不计较，还有意成全包大人忠贞为国的精神。
譬如有一次，宋仁宗的一个宠妃想打打秋风，就跟他吹起了枕边风，想要个工资高、福利好、正部级的乌纱帽给自己的亲戚张尧佐戴戴。仁宗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就把相当于今天财政部部长的三司使赏给张尧佐。
三司使掌管国家经济命脉，没有相当的业务水平是万万不行的。张尧佐的能力碰巧很弱，不是理财的料，委任状刚下，就有很多大臣表示不满，其中情绪最大的就是包拯和唐介。他们二人可不管张尧佐是什么皇帝宠妃的亲戚，抬笔就写了一份弹劾书，赶在张尧佐正式就职之前交给了皇帝。
宋仁宗是个讲理的人，看到包拯讲的入情入理，就开始头疼。一头是自己的爱妃，身后有爱情撑腰，一头是包大人，身后有公理撑腰，宋仁宗夹在中间难受了几天，就给张尧佐的乌纱帽打了九折，让他做宣徽使去了。
包大人依旧不满意，因为宣徽使是皇帝身边的近侍高官，级别比枢密使只低一点，能力方面的要求不比三司使低。包拯这次没写奏章，直接在大殿之上就和宋仁宗理论起来。包拯做过御史，靠的就是舌头和笔杆子吃饭，争论的时候舌头比刀剑都犀利。而宋仁宗平时只管盖章，对大臣的意见说“yes”或“no”就行了。在这场朝议中，宋仁宗明显处于下风。而包拯当天超水平发挥，满嘴的唾沫星子一波接着一波地溅到皇帝大人的脸上，肆无忌惮地冒犯“龙颜”。
仁宗呢脾气太好，抬起黄袍的袖子来擦擦脸，然后继续听。后来实在擦不过来了，就要起身离开，包大人开始发飙，硬是让这位堂堂的天子爷又乖乖回到了龙椅，直到把话听完。最后宋仁宗拗不过，只好让张尧佐原地踏步。他下朝后见到张妃，心有余悸地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这件事后，张妃再也不敢伸手要官了。
以上是对待大臣的态度，我们再来看看宋仁宗是如何对待下人的。有一次，他出宫去，路上不停地回头往后面看，宫女太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回到宫里，他坐下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人拿水来，还连声叫渴死了，原来这就是他不停回头的原因。皇后就问他：当时渴了，干吗不叫下人们去取水呢？宋仁宗厚道地分析，回宫一趟路途遥远，本来天就够热了，让下人们往返一趟岂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
对下人尚且如此，对待百姓就更没得说了。据《宋史》记载，有天夜里，他加班批阅奏章，事情弄完已经深夜了。这时的他是又累又饿，十分想喝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但是他咽了咽口水，硬是憋了一晚上也没说出来。皇后知道后就问他，区区一碗羊肉汤随便吩咐一声就得了，干吗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呢？宋仁宗听完，做了一番颇有见地的分析：宫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皇帝皇后索要一次，就会成为惯例。万一昨晚吃了羊肉汤，御膳房以后就会天天杀只羊备着，一年下来就会消耗掉三百多头羊，等于开了一次很坏的先例。宁肯饿一次，也不干这种劳民伤财、涂炭生灵的事。
宋仁宗贵为一国之君，却能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而且“他人”的概念不仅包括一起共事的大臣、天天见面的下人，还包括很多素未谋面的黎民百姓，甚至是作为牲畜的羊。作为一个皇帝来说，这种品格实在太可贵了。
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且不说宋仁宗时代活跃着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盛况，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我们观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文化昌盛、充满创造力的时代，都是有着鲜明宽容和开放特征的时代，没有过多的忌讳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个人的价值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们今天怀念宋仁宗，更希望中国下一个文化昌盛的时代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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