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强攻强者，亡”-- 没错，这句话明确地说出了秦统一六国后的灭亡。
古汉语的翻译不能仅按字面直译。古人惜字如金，表述时尽量简洁，句法以及句式都和现代汉语相去甚远。战国时期，字是写到竹简上的，多几个字就可能意味着多几斤的搬运重量，当然尽可能言简意赅。多义字随处可见，需要借助上下文的内容才能给出具体的解释，往往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段落里有不同的解释，再加上断句，情况就更复杂了。整部商君书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章节之间存在关联性，所以在翻译其中的具体句子时不仅要考虑所在章节的上下文，同时也要结合其它的有关章节。甚至还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一个例子是[弱民二十]中的“以强去强者，以弱去强者强”中间的“强”、“弱”指的是当时普遍使用的处理强势和弱势群体的方法。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当时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施法因人而异，只对“庶人”用刑。商鞅的“弱民”就是要改变，使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的“弱”，用对付“弱”者的办法一样地对付“强”者--用刑。凡此种种因素使得人们，尤其是现代人，对商君书的本意有很多曲解，有的解释简直谬之千里。
没有耐心与专研是无法理解古人智慧的伟大之处的。万事开头难，让我们一起从翻译这章“去强第四”开始，剥丝抽茧地发现商鞅理论体系的魔力所在。为了节省篇幅和时间，我将对自认为重点的部分给予逐字逐句地详细解读。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开篇第一句就很突兀，像个拦路虎，理解这段话需要变换一下本段的句子次序。 “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这句话给出了前句中“强”和“弱”的定义。一个国家通过治理使富人变穷-“重富”叫“强”；使穷人富起来-“重贫”，叫“弱”，这里“强”、“弱”指的是两种治理方法。“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的译文是：国家通过使富人变穷的方法达到减少贫富差异的目标就会变弱，（通过治理）使穷人变富国家就会变强。句中“去强”的强指的是差异，强有“有余、多出”的意思，例如“赏赐百千强”。这种倒序定义的方法在商君书中不止出现一处，例如[说民]中的“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善”和“奸”的定义就是出现在使用之后。“国为善，奸必多”：“善”，不狠心地处理，如果国家放任（贫富差异）不管，无良之辈就会兴盛（欺负弱者），（强弱差异就会加大）。 “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军事和政事都上勇于敌方。“主贵多变，国贵少变” ：国君要有灵活的思想，国家的政策要有延续性，这和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一个道理。“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国家管理统一，国君集中精力于重要事务。“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疲于应付多种事物，即使是大国也会消弱。“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战时能有效组织、有可用之兵就是强大，战时政务混乱、兵不能举就是消弱。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商、官是国家（治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常官”的“官”意为器官，指代主要部分）。“三官者生虱官者六”：“三官”产生六种主要社会不正风气。“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三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各自（的本性），“六官” （产生的）的根源在于国君一人（治理不力）。“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用法律治理（官）则(国)强，用政令治理（官）则（国）弱。“常官治者迁官”： “常官”（涵盖了三官和虱官）治理好了，国家就会进步（“迁官”的官指官家、君王，迁指往高处走，升迁）。“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虱官”）做大做强则国家变小变弱。“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治国）用强力消耗强力就要灭亡，用弱力消耗强力就能称王（这句话在当前的位置不太好理解，本段中后面很长一段话都是对这句的解释，完全理解要等到全段的最后）。“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国力强了不打仗，毒火内攻，（国内）就会产生虱害，会消弱国家；如果打仗，毒火就会发泄到外部，虱害不会产生，（国家）会变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国家）能建功立业叫强，虱官生必然消弱。“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如果）“十虱”盛行，国君就没有可战之兵了；没有“十虱”，国君就有可战之兵。“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把奸民当作善民（而不防范）来治理国家就会乱，把善民（也）当作奸民（来防范）治理，国家一定会治好变强（有备无患吗）。 “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如果用儒家的“八德”（“以善民治奸民”的方法）治理国家，敌人来了挨打；敌人不来变穷；不用“八德”（而用法家“以奸民治善民”的方法）治国，出兵必取，按兵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国家喜欢增强国力叫“难攻”，国家喜欢巧言善辩（之徒）叫“易攻”。用“难攻”出击（别国）能起一得十；用“易攻” 出击（别国）则出十亡百。“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稠罚希（少而厚）赏，那么（民众就会认为）国君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死为君主效命（大乐希声的道理）。“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使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以为对自己有利，而且心中畏惧；使用赏赐，民众也认为对自己有利，而且一心要得到。“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国家不追求提高国力而投机取巧一定会灭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刑罚可以使怯懦的人勇敢，赏赐可以使勇敢的人赴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胆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牺牲，国家就没有对手，这样的话就强大，国家强大就一定能称王天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用刑罚来迫使穷人让他们去从事生产，那就会富，对富人使用奖赏，让他们用钱粮买（爵位），那就会变穷。“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称王天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称王天下的国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罚，十分之一的赏赐，强大的国家刑事罚占十分之七，赏赐占十分之三，弱国的刑罚占十分之五，赏赐也占十分之五。“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国家团结并且专心一致一年，就能强大十年，坚持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坚持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能够保持一千年都强大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威严，就能以一取十，凭借名声来取得实力，所以能够有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能“生力”却不能“杀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削弱；能“生力”也能“杀力”的，叫攻打敌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因此，消灭虱害，增强实力，攻打敌国这三点，国家使用当中的二项，舍弃当中的一项，一定强大；假如三项全用，国家就会有威力，称王天下。回头看那句“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意思就是要借助相对弱小的敌国“杀力”去强，不要和强敌硬碰。当然，“自攻”必然属于“以强攻强”了。
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国家要想强大一定要使民众能根据法律作出正确的决断。“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对人口的管理要精确到位。“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用刑罚消除刑罚，国家就能大治；用刑罚招致辞刑罚，国家会混乱。所以说：加重刑于轻罪，弄罚就是不用也能将事情办成，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用刑轻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罚，犯法的事情却不断发生， 国家会被削弱，重的刑罚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实力中产生。崇尚实力能用来成就勇敢作战，作战才能产生出智慧和计谋。“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国家通过高价收购粮食来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物”－（国家立本）之物，粮食。“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强国一定要做好各行各业的资源统计。
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
“国无怨民曰强国”：国强的定义是国民有满足感，没有怨言。“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出则）兴兵作战就论功行赏，必胜，（入则）从事生产，富国，（能做到这样）一定能称王天下。
这整体上是一部倒序的文章，它的核心思想在最后一段给出：国家如何能强大？答案是国民团结一致，富国强兵。“国无怨民曰强国”，怎么做到国无怨民，答案是消除国内的强弱差距，这里强弱差距包含了贫富、社会地位、晋升机会，等等。文中以“令贫者富、富者贫”为例做了概括。如何富国？答案是使民众专心于生产，那个时代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体现，所以文中的以农指代第一产业。如何强兵？答案是刑和赏。有趣的是现今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利用“令贫者富、富者贫”的方法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转、发展。国家通过税收平衡社会财富来调整贫富差异，对富人征收高税率，对穷人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在税收以外还有很多方法使富人变穷，比如说消费水平，有钱了想住更好的房子，等等。 这些消费会使一个人快速变穷，然后为了养房养车就像牲口一样拼命工作还贷，心甘情愿地为社会做贡献，不再小富即安。贫穷往往是懒惰造成的，人一旦克服了懒惰尝到了致富的滋味后就会不停地追逐下去，这是人的本性。整个商鞅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的，“刑”的目的之一就是激发国家需要的的那些本性。
在“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的“强、弱”后又出现了一句类似的“强、弱”话题：“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不同的是用了“攻”字而不是“去”。“以强攻强”的强指的是“力”，也就是后面说的“刑生力”的力，野蛮的力量。篇名“去强”有两层含义：去除不均和杀力。读商鞅书一定要记住一个前提：“霸道”，这是秦孝公的治国目标。商鞅给出了一套基于法理的可行性实施方案来帮助达到这个目标。如果秦孝公选择“帝道”或是“王道”，商君书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了。商鞅书中不断地提到“刑”、“力”、“强”、“王”，这些字描绘了一个国家从弱到强再到称王的路线，一条“霸道”之路。这条线逻辑严禁脉络清晰：要想称霸就要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就要增强实力，增强实力就要民众出力，让民众出力的方法是通过刑罚。力有多种，“力生强”的力指的是战力，野蛮的力量。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就像刃的两面，即可伤人也可伤己。商鞅理论体系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给出了“生力”的方法，同时还给出如何驾驭这种力量的方法：以弱攻强—杀力。当民众的“力”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就要找一个相对弱小的对手发动战争来释放这种野蛮的能量。“以强攻强者，亡”，商鞅明确告诫秦王不要和与实力相对强劲的敌人做硬碰硬的较量。事实上秦国在其随后的一百多年的过程中确实按照商鞅的意图，基本上都是尽量回避和强敌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以长平之战为例，当时是赵国主动撩惹秦国，侵吞上党，秦属无奈与赵进行了一场倾国力之战（尽起十五岁以上男子）。可见当时秦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事关生死。长平之战结束后，秦国也经历了十多年的国力恢复期。另一个致命的“以强攻强者”直接导致了秦国的灭亡：内乱。当“力”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不能外泄那就只能内输，也就是商鞅说的“自攻”。想想陈胜造反的过程和他所喊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切都在商鞅的推理中。陈胜是一个下层的小卒，渴望出人头地。陈胜在少年时就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之志”就是也想成为“王侯将相”。“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当时万千底层百姓对秦法的期待，如果还有战争，那么依照秦国的法律，王侯将相没有种，陈胜一样的小卒也有希望。当时已经“六王毕，四海一”，几乎没有大型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在生死之间看不到腾达的希望，陈胜这种“勇者死”的人很自然地要揭竿而起。
社会的强弱差距不大，为官者秉公职守，弱者也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的社会当然“国无怨民”。去强作一，这样的国家当然会国力日增。商鞅的高明之处是他不仅仅给出了“生力”的方法，更进一步还明确指出了这种力量膨胀的危害，并且借助释放这种力量（“杀力”）的机会规划出了一条实现霸道的具体路线。大道至简，任何可持续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张弛的辩证过程，就像月缺则圆、月满则亏的道理已经成了一个自证的哲学命题。在商鞅理论体系中，称霸扩张并不是目的，只是“杀力”的一种自然溢出效益。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所用的泄洪方法也是溢出泄力：鱼嘴分水堤控制流入内江的水量，流量过大时洪峰漫过分水堤导入到外江泄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两个工程，一个政治工程和一个科技工程，都产生在同一个时代的秦国，使用了同一种科学理念，真的是巧合？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取决于驾驶者的操控方法。“民贫则力富”[弱民第二十]，人穷（闲着无事）精力就会旺盛，国家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把这种多余的精力向某个方向引导，使之成为国家需要的“力”—“刑生力”，一直到“举力以成勇战”—“杀力”，“富者使以赏则贫”（通过爵位交换使财富缩水）—回到“民贫则力富”的起始点。国家把民众原始的精力转化为波浪式的不断前进的动力，循环往复不断向前，“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说民第五]。好的君王知道如何通过“禁使”驾驭这种强大的动力（商鞅称其为“势”），乘势而行，“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禁使第二十四]。终有一天，“势”把秦王带到了世界的顶峰，前方已无路可走又不知如何变法驭势，结果就是“力”的巨浪把秦王摔向万丈绝壁。
秦之兴也商君、亡也商君，这是后人对商君书的评价，我认为往好处讲这种结论是后人对自身无能的一种辩解。商鞅明确地说法要适时而变，“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开塞第七]。秦统一六国后整个社会的环境已经完全变了，依然执行一百几十年前商鞅定制的法律，不正中了商鞅所说的“法古则后于时”吗？后来几乎每一个汉人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都在绞尽脑汁解决“力”的问题，只是再也没有出现另一个商鞅。始皇帝嬴政的方法简单而直接：把天下兵器尽收而铸成铜人，甚至直接杀“豪俊”；把手中的军队（“力”）分遣到远离中原的边疆：派蒙恬领三十万秦军北上戍边匈奴，命任逍领四十万秦军南下屯垦百越。秦始皇毕竟不如孝公嬴渠梁雄才大略，不求法变，依然延续商鞅旧法，使秦国至二世而灭。
商鞅是个鬼才，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比同时代提早了几千年。商君书把演绎推理的方法作用于“利、害，刑、赏，禁、使，信、法、权”等等一系列的基本元素，进而推导出了一条“霸道”之路，这正是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贤人”也是人，所以“贤人”也趋利避害，这是典型的三段论演绎推理过程，只要每段的前提正确最终的结论一定正确。现代的几何学也是一例，其中基本元素是直线和圆弧外加几个公里，整个体系就是不断地用公里、直线、圆弧反复推理作用而来的结果。秦孝公接受并实施了商鞅的先进理论，其后的一百多年里，历代秦王们即使不能理解也都像愚公的后人一样埋头坚持，到了嬴政这代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
我承认商鞅书中的一些句子还有待商榷，例如关于“ 以善民治奸民”和“以奸民治善民”，我选择了把凡事往坏处着想、防患于未然的解释。如果遵循[说民第五]中 “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 的定义，也可以解释为把民众分而治之、防止拉帮结派，“奸”有离间的意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违背商鞅体系的精神和一致性。从以后秦国的具体法律内容和实施过程来看，这两种解释都被涵盖了。如果仅仅以现代汉语意思照字面直译，就难免疏于肤浅，甚至断章取义。把“以奸治善”直译成用奸民来管理良民，是和 把“一诺千金”直译成一开口就要很多钱一样的贻笑大方。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文化确实领先，秦代达到了顶峰，而商鞅又是那个时期的集大成者。后来所谓的四大发明，和先秦的诸多思想与科技成就比起来真是不值一提。中国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所有的自信，凡事都要外国人首肯，就像四大发明经过了李约瑟的鼓吹就赢得了国人的追捧。外国人嘴里吐出的东西有多少真货呢？古埃及人发明的纸莎草纸（Papyrus）早于蔡伦2000年；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而由据说是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从没有在现实中出现过，这还只是据说；……。小小的李约瑟不具备基本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也根本不可能读懂商鞅理论。悲哉，我们祖先伟大的成就这样任凭不肖的后人们无知加无畏地摧残。有人说商鞅书是中国千年噩梦的根源，对如此曲解攻击先人智慧的行为，我还真找不出来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说是数典忘祖吧，也不对。小时候听老人讲在十八层地狱下面还有一层，是误人子弟的人死后去的地方。看到有某位教授在百家讲坛振振有词地曲解、解攻击商鞅书，我可真寒心：中学古汉语都没及格的人居然能成为一个古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我不想诅咒任何一个人，但总得救救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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