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怎么被捧红的？
权力的油锅热腾腾
坊间流传的历史传记，曾国藩是大热的主题。这个来自于湖南乡下 的大胡子老汉，似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他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光明，又有官场不倒翁的《冰鉴》护体，还有组建创业团队从0到1的光辉历程，再加上毛泽 东、蒋介石两位江湖大佬为他抬轿，曾国藩“内圣外王”，简直成了360度无死角的伟人。
实际上，曾国藩热并非从最近几十年才出现，早在民国时期就曾刮起过一阵曾国藩旋风。这股旋风的背后波谲云诡，牵扯到国民革命前后诸多的政治博弈。曾国藩生前是玩弄政治的高手，死后也要被卷进政治的漩涡。
曾 国藩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就与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息息相关。当以革命的视角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就站在了革 命的对立面，成为不折不扣的反动人物；当太平天国被当做动乱割据势力时，曾国藩又站在了统一与再造的前线，成为维护国家稳固的柱石。
时间回到20世纪初，推翻满清统治成为时人的共识。积极维护清朝统治的曾国藩自 然成了知识界口诛笔伐的对象，“清末人士，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盗贼，以神圣颂洪、杨”。1911年，满清覆灭，革命志士完成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愿望。新生 的国民党政权身份从“造反”转为”安邦“，对于统一的意识逐渐加深，曾国藩的形象也悄然发生改变。在国民党政要的口中，曾国藩成为治军、训政的模范，以曾 国藩来寄托对于现实政治的期待。
有着浓厚士大夫情节的蒋介石对曾国藩一直比较推崇。1924年，蒋介石就将《曾 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在第四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的战术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和曾国藩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所在的天京一样。在此阶 段，蒋介石对于曾国藩的推崇主要表现在军事领域。
到了1934年，蒋介石有感于社会纲常伦理崩塌，国民素质有待提高，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希望借助儒家文化的“四维八德”进行社会价值与道德的重构。于是，曾国藩的形象又获得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转变。
这 个转变的关节依然与太平天国密切相关。太平天国运动混杂着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西方宗教革命两种因素，天平天国既是对封建王朝统治的挑战，又是对整个传统 中国儒家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因此，在曾国藩著名的《讨逆匪檄》中，就特别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革命、文化革命意义，将镇压太平天国视为捍卫中国传统纲 常伦理的生死之战。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讨粤匪檄》
由此，曾国藩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仅具有王朝政权维护稳定反对格局的意义，还有中国文化抵抗外国文化入侵的意义。
蒋介石对于西方向来无甚好感，对于身边一帮留美派人物也是貌合神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人，他更愿意像曾国藩一样，重新以中国式价值观来抗击西方文化的入侵，用传统的威权政治来对抗西方式的民主。简而言之，他希望完成一场“曾国藩式”的中兴。
从这个视角来看，曾国藩在传统文化上的突出地位来自于太平天国的反作用力，那么，在蒋介石时代，他面对的反作用力是谁呢？
这 个“反作用力”自然也是推崇西方文化的人士。在党内有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亲美派，当然这属于党内的纠葛，蒋介石对于亲美派也多有倚重，尚且 不至于公开决裂。在国民党外，蒋介石的矛头所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共产党人士。在蒋介石看来，当时的共产党人以来自域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又建立了 地方政权，正与曾国藩时代的太平天国相似。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消除异族文化主导的割据势力，与蒋介石希望达到的现实目标异曲同工。
蒋介石的心思很快就被文人墨客猜到，开始了一股“曾国藩热”。他们大规模为曾国藩著书立说，曾国藩主题的书达到40多种之多，而这些书的倾向，多部分都为迎合蒋介石的心思，将曾国藩美化为“圣人”、“完人”、中华文化的“代言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人。
1935 年，在国民党官方势力的暗中参与下，文化界掀起了中西文化大论战，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文化保守主义的 立场出发，重申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持续性，而被全盘西化派讥讽为“中体西用”的翻版。而“中体西用”论，正是晚清时代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的 立足点。
在国民党系的知识分子眼中，只有源自于中国传统的“三民主义”才是符合 中国国情的理论，源自于西方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人把话说得十分露骨，“曾国藩时代可以捧出孔子号召群伦，征讨‘发逆’，我们要如法炮制，对 付共匪”。国民党人为何祭出曾国藩大旗，在文化上抬高曾国藩的身价，其指向意义就再明显不过了。
所以，民国时代一大波的研究著作在为曾国藩塑造“正统文化捍卫者”的形象，将曾国藩视为对抗太平天国宗教战争的英雄。
1936年，胡哲敷出版的《曾国藩》一书，在谈到《讨粤匪檄》时说道：“这是曾 氏与太平军根本抵触的所在，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战争。所以他始终不懈，为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是曾氏 的心迹。”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抗战期间写《曾国藩传》时也说，“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争，好像欧洲的十字军。”
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要想出名，除了要有人捧之外，还要有人骂才好，越骂才会越火。民国时期，国民党方面树立曾国藩的大旗来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方面自然要反唇相讥，给曾国藩热泼点冷水。
共 产党方面的史学家范文澜就操起笔杆子，针锋相对与国民党系史学家笔战。1944年7月，激情澎湃地撰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称曾国藩“是鸦片战争 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这个话明着是在骂曾国藩，但话外之意、弦外之音，明眼人一看 便知。这篇文章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在新华书店推出单行本，再版不下十次，在当时影响力巨大。
于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曾国藩赫然成了国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靶子，捧得越厉害，骂得也就越厉害；国共之间的斗争越激烈，曾国藩遭受的争议也就越大。无论在朝在野，曾国藩都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90年代以后曾国藩热再次兴起，这波浪潮中曾国藩的政治符号意义大为削弱，转而被商界炒作成为“成功学”的典范，“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从传统历史中寻找成功的经验与典范，曾国藩是当仁不让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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