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生于春秋后期。恰逢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纵横家，儒家等百家争鸣,学术言论最开明，思想最自由的时代。
孔丘曾师从郯子，学古琴于师襄，访乐于苌弘，问礼于老子，但对他影响最为深刻的恐怕要算季札了，所谓“季札观乐”，“季札让国”说的便是此君。孔丘对礼乐的了解多受益于季札，所获仅皮毛耳。孔丘向师襄学古琴，一曲终了，孔丘解琴曲：“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竟让师襄佩服得五体投地，足见季札的德行何等之高。
孔丘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告诫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仅此一面，老子就看出孔丘骄气多欲，好高骛远的品质。孔丘求学并非从一而终，而是师从诸贤，但多自学而就，天份之高，皆望其项背而叹。
孔丘活着时就有“天纵之圣”，“天之木铎”的美誉。这归功于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子路。第一个把他当作圣贤的便是子路，子路认为他的老师远胜于尧舜。而这位负米求学的子路却是众所周知的莽汉，除了为孔丘驾车和打架外，并无任何出彩的言行（六十多岁跟人拌嘴斗殴，被打死并剁为肉酱，以致孔丘从此不再吃肉酱）。如此莽汉，孔丘却称赞他可以“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师生之间互相吹捧居然到了令人胆寒的肉麻境界。但这并不妨碍子路成为"孔门十哲"之一，可见，彼时"哲"并不怎么值钱，含金量不高。孔丘门徒三千，有出息的七十二人，号称"七十二贤"，子路也是其中之一。
克己复礼，是孔丘思想组成的一个重点。克己，就是做人要有约束，那么复礼就是要恢复周礼，即恢复秩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这个道理。问题在于孔丘自己也不知道何为“周礼”。因为，丘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说，夏商的礼制我能说个大概，但因杞国和宋国留下来的文献不够，所以难以证实，如果有文献的话，就可以证实了。然后，丘又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意是，周朝参照并沿袭夏商的礼制，周朝礼制是可从夏商礼制中推知而得，因此我要遵循周代的礼制。天哪，自己还没弄清“周礼”是什么，便决定要“复礼”了。那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精神又去了哪里？诸如此类不负责任的言论此起彼伏，列侯们如何敢于委以重任呢？
孔丘周游列国一十四年，目的是游说列侯国君给他官做。官瘾之大，令人发指。他倒是做过官，还做得不小，但却是一个地道的恶吏。他五十六岁时一度为鲁国的大司寇（执掌刑律）。当官第七天就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把一个叫少正卯的大夫给杀掉了。少正卯是当时德行威望极高的大贤，孔丘的三千弟子曾不止一次全体投靠到他的门下（仅颜回一人不曾有跳槽记录），以致孔门“三盈三虚”。孔丘办学绝非义举，是要收学费的（没钱的学子也可以用咸肉咸鱼大米代替）。少正卯几次三番夺人饭碗，于是乎，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曾经有人问道于孔丘：“以德报怨，何如？”孔丘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错，孔丘正是如此“以直报怨”的，连瓜田李下的嫌疑都顾不上，以“乱政”的名义，直接诛杀他的竞争对手，对于他毕生鼓吹的“仁”何其不是种讽刺！不过也恰好解释了孔丘为何一生求官不得----滥用屠刀的“圣人”，谁敢用？！孔丘的学生入仕的也不少见，而列侯们宁可启用他的学生也不愿封他一官半职，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学》以及《孝经》为曾子所著。《中庸》为孔丘之孙子思所著。《春秋》为鲁国史官所著。《论语》为孔丘门生和再传弟子所著。《诗经》为周朝的史官搜集编辑而成，“孔子删诗”更为无稽之谈，《诗经》成册时，孔丘才八岁。《易》与孔丘毫无关系，因为，丘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见孔丘到老对《易》的研究尚未做到文辞义理兼备的程度，《易》又怎么可能由孔丘修著的呢？儒家学者把光环不顾一切地套在孔丘的头上，无非是想证实孔丘思想的权威性，以便证实鼓吹孔丘学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这，正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悲哀----“独尊儒术”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和科学家了。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先秦列侯们皆以法家之说为强国之本。汉以后也找不到一位开国帝王尊崇儒术的例子（假如王莽篡位，新朝不算是一个朝代的话）。原因是孔丘思想不利于强国，仅适用于统治者自上而下的统治，上智下愚嘛，而且必须是天下内忧外患可以忽略不计的前提下。“文景之治”采用的是道家黄老之术，国家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汉书》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就是说，国库里的钱太多以至于生锈粘在一起无法统计，粮食多到消费不掉只好任其霉烂。文景时期实现了真正的治世，国强而民富，从而奠定了汉武帝将一个朝代推向顶峰的基础。于是才有汉武帝“巡游郊祀”，“封禅泰山”的荒唐之举。其时，儒生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武帝欣然接受。因为孔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髓----“愚民思想”与武帝“维稳”的诉求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后经儒家子弟持之以恒，不怀好意的推波助澜，终于出现不但“独尊儒术”，还变本加厉出现更为变态的“罢黜百家”。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比“欧洲中世纪宗教黑暗”更黑暗，更可怕，更漫长的时期。不幸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唤醒了整个欧洲，光明重现，而中国却依旧沉睡在儒教暗无天日的酱缸里。直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方如梦初醒，惊见吾国吾民已“积弱百年”，急需图强。“积弱百年”？不，洒家认为早已“积弱千年”了！
近些年，孔丘和他的学说在各类媒体行情见长，孔丘其人其说被“国学大师”们无限拔高，孔教正大行其道。鉴于历史，洒家深感忧虑，因为孔教不仅不是强国之灵丹妙药，而是实实在在的弱帮之策,误国之道，弘扬不得。
此洒家一家之言，村夫诳语，然非戏说，如鲠在喉久矣，不吐不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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