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平静解体、俄国政体成功转型是俄罗斯人民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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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之所以在解体转型中经济下滑比较大，不是因为俄国人的休克疗法的失败，而是因为俄国转型前是成熟的计划经济，是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度的完整的计划经济，他们从一种走入了死胡同的成熟的有相当高度的完整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转型的幅度大，对原有的经济运作震动大，所以付出代价比较大，这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之所以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措施怎么得当，不是中国的渐进改革措施怎么正确，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伟大，不是猫论、不争论的力量，而是由于改革前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命令经济（这种命令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很多人误解那时候的经济叫做计划经济），是由于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是由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是一个烂摊子，比前苏联落后好几倍，是根本不成体系的混乱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无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都会很快取得大的改变。
改革前，俄国的生活水平是中国的好几倍，俄国的农民有象城市工人一样拿工资、享受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而中国改革前的广大农民除了受到政府的高度管束外没有任何保障。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的农民老说，除了失去政府的高度约束之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所以农民的积极性特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这不是官员的改革做得好，这是改革之前做得特别差的缘故，是改革之前的政府官员做得特别差的缘故。同样的道理，中国改革这些年来的发展不是说明了官员的功劳，而是说明了改革之前官员的过错特别严重。
关于这一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秦晖 先生的相关文章有多次论述。
另外一个叫做 李猛 的知名社会学学者在谈到农民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的发展起落给人们这样的结论，当基层政府瘫痪衰落的时候，农村经济就快速发展，农民就有福气，当乡镇政权完善和发展的时候，农民就处于灾难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当今官员的功劳，而是国民自己奋斗的结果，是官员们没有像改革以前一样束缚阻碍国民发展经济的结果，只要官员们不从中作梗、只要官员们放松束缚、减少阻碍，中国经济就能够快速发展。说实在的，在今天的体制下，我们是不敢奢望官员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够尽量起少一点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就是国民的幸运。
俄罗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政体和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型之中，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整体上是和平的、理性的、低代价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于这么大规模的彻底的转型来说，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低的，俄罗斯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批伟大的领导人在主导整个的进程，他们心胸开阔、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性、有对人民负责的道德勇气。俄罗斯的成功转型，不但给俄国人民带来福气，也给世界人民一种鼓舞、一种榜样、一种好的示范，同时也避免了俄罗斯的动乱带给世界的灾难。世界人民、包括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经受过非人性制度贻害的人民，应该感谢俄国人民，包括他们那些伟大的领导人所作出来的历史功绩。
反观我们生活的社会，情况则不容乐观。改革20多年来，虽然由于百姓的努力，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由于缺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伟大的负责任的领导人、由于腐败官员主导整个进程，我们生活的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但是自然环境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社会环境的代价更是亘古绝后的巨大，不但政府官员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社会的各行各业的风气也是每况愈下，学校、医院等等道德形象面目全非，更不要说经济生活中蕴藏和积聚着的巨大危机，如银行的呆坏账、国有企业运转的暗箱操作、科技体制导致的科研经费使用的严重不公、教育医疗保险的巨大经费缺口、政府官员人数臃肿和经费的严重浪费，还有贫富差距、干群矛盾、末日心态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一次又一次错失了政体转型的时机，致使这方面的转型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转型面对的整体环境越来越积重难返、越来越复杂莫测、越来越凶险阴暗，迫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对政体转型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失去理性。这是危险的，这是令人担忧的，这是容易导致人们走上极端的。
我们需要学习俄罗斯人民的，特别是俄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领导人的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不要再错失越来越渺茫的历史时机，不要再陷入黄宗羲定律的历史陷阱，不要让中国继续在治乱中循环，冲破陈旧政体的框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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