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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真的活过吗？
十年前的二月五日夜里，英国Morecambe海湾，一群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劳工被潮水围困在沙洲上。俯身在冰冷的海水里，他们全神贯注地挖着藏在泥沙下的蛤蜊，没去注意上涨的潮水。Morecambe湾漏斗般的形状把涌来的海水聚拢起来，几分钟的时间就把那一片片露出水面的沙洲淹没。二十三条性命被海水无情地带走，一人来自中国东北，其余的都来自福建省。
从伦敦赶来的BBC记者John Sudworth站在那片沙洲上。他很努力地让自己想像，该是什么样的贫穷生活才逼迫这些可怜的人们千辛万苦漂洋过海，到一万公里之遥的异国他乡讨这样的生活？为这样的生活，他们每人要付两万英镑给组织偷渡的蛇头。
Morecambe十周年了，Mr. Sudworth终于有机会到中国福建去一趟。他要去找找逝者的亲人，再给自己十年前那个问题找找答案。汽车穿镇过乡一路行去，一幅怪诞的景致反反复复呈现在眼前：低矮老式的传统房舍旁，一栋栋巨无霸豪宅傲然矗立。仓西村里，一位死难者七十多岁的父亲母亲反反复复念叨着：儿子如果不死，一定会寄钱回来，日子怎会这样艰难！家里也能盖上那样的华厦了吧。
站在中国福建的这个村庄里，Sudworth开始怀疑当年站在Morecambe沙洲上的揣测和感慨，那些想法似乎很有些对不上号。他发现，这里并没有撕心裂肺般的贫穷，更没有东非土地上时时发生的夺命饥荒。会是什么东西驱使人们决然选择背井离乡，去过一种看起来更加悲惨的生活？然后他替自己找到一个不能算是答案的答案：他们要去追求更好的未来。
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英国人来说，理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实在困难重重。但他却帮我找到了答案。我也曾经困惑：这些人们真的是贫穷到走投无路，要花重金买通蛇头偷渡他乡，去过一种根本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吗？这问题本身就构成一个逻辑悖论。我终于明白了，驱动他们走上不归路的其实不是贫穷也不是饥荒，而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村落文化'的东西。
在一定意义上讲，村落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村落把中国人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最为具体的形势加以体现。其价值体系的重点不是个体的感受如何，而是获得集体的认可。做一件事大家都伸大拇哥，甚而获得了全村的羡慕，做人就有了荣誉和尊严。反之，就会遭集体所唾弃，使人无地自容。
村落文化的结果就是不计利害的从众行为。一窝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赶鸭子上架也要上。今天你家娶媳妇摆了十桌，明天我摆五桌迎新娘子就很没面子；今年二狗子起了三层高楼，明年小臭子就算卖了媳妇儿也得鳔着跟上。当然了，媳妇还是要到城里去卖。村里人不大管你在外面怎么弄钱，但在村里怎么过日子你最好不要自己作主。村落文化造就了这样一群毫无自主意识、没有个体尊严的人们。
王小波曾说，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他错了！个人意志正是村落文化的死对头。而缺乏意志的个人，却正是村落文化的群众基础。没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在这个文化中无意识地扮演着SM游戏里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双重角色，不能自拔。每个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酱在其中，永无休止。
从那对老夫妇家中出来，村人又把Sudworth引到另外一处人家 — 这家的儿子也是死在了英国的 — 他们说。＂来自同一个村里，也死在Morecambe？＂很快发现他搞错了，这家的儿子死在Dover港，2000年六月，和另外57个中国人一起，闷死在他们藏身的集装货箱里。
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他们还有能力醒过来吗？下一代人长大了，梦游者一样他们按着老规矩循着父辈的足迹接着走下去。这其中就有Morecambe的Dover的孩子。
王尔德曾说，有些人活着，而另外一些人只是存在着。他可能不知道，还有比仅仅存在着更加悲惨的人们。这些人的存在只是为得到他人的认可，他们从没有也没能力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除了人以外，我还想不出其它动物有这样悲惨的例子。
（又记：Morecambe惨剧背后的蛇头李氏姐妹去年被释放后，立刻再次被捕入狱。警方发现她们从事洗钱活动，这些钱正是赚自她们那些死去的同胞。＂她们毫无愧疚感＂，Tinsley警长说。Morecambe惨剧发生后，英国民众曾捐款帮助死难者偿还他们为支付偷渡费用而借贷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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