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谢尔皮林去喝茶的那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等他。茶壶就放在她身旁，上面遮着一块餐巾，再用护耳帽盖着。桌子上除了这把茶壶、一个糖罐子和一盘饼干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她把茶预先煮好了，因为她不喜欢临时张罗。
她住的这个房间是公房，但她喜欢这个房间窗明几净，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在目前战争的年代里，亲人都不在一起，房间里放许多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她坐着，把一双手指纤细、指甲修短的漂亮的手搁在桌子上。谢尔皮林很欣赏这双手。她在想，今天是她四十岁生日，在这一天，她所渴慕的那个人将到她这里来作客，这是多么好啊！
她井不打算告诉谢尔皮林今天是她的四十岁生日，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他们的谈话按照另一种不是她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说不定他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取一瓶白兰地——他桌上放着一瓶白兰地和一包纸烟，他经党风趣地说：这是为了与诱惑作斗争。而她却希望今天能够继续昨天的谈话。经过昨天的一席谈话，她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个既不漂亮又不年轻、比她大十岁的人为什么对她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她认识谢尔皮林已经很久了，是在八年以前，她的已故的丈夫在火车站介绍他们相识的。那时她丈夫和谢尔皮林一起从军事学院到白俄罗斯去参加一次大规模演习。后来她又匆匆地见过他两次。那时候，在战争以前，她对谢尔皮林既感兴趣，又有芥蒂，因为他自已对她的丈夫也心存芥蒂。这是丈夫对她说的，她对此深信不疑。
但那几次见面的情况她几乎全部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那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在四一年十二月，她的丈夫已在突围时死去，她去见刚从医院出来即将重返前线的谢尔皮林，了解她丈夫去世的情况。
这次会面，使她当时就对谢尔皮林产生了好感，而一年以后，这种好感更增强了。
她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谢尔皮林对她扯了个谎，说她的丈夫是英勇牺牲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另外一个人向她说明，她的丈夫并不是英勇牺牲的。他销毁了证件，乔装改扮，在森林中被他们碰上了；之后，他们一起突围，她的丈夫由于经不住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在路上开枪自杀了。
要不是她向这个人苦苦哀求，说谢尔皮林在战前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因此她对谢尔皮林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感到怀疑，这个想法使她非常苦恼，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诉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至今还会蒙在鼓里。
她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她和谢尔皮林谈话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在他说她的丈夫英勇牺牲这句话以前，有点儿吞吞吐吐，似乎对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这个人显然是敬爱谢尔皮林的，当时听了这话，为谢尔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谢尔皮林那时对她的丈夫太好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该枪毙的，这件事要不是谢尔皮林插手，而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早就这样办了。
听了他的冷酷无情的话，她并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请求他说，既然他敢于对她说这些话，就请他把全部经过情况详细地告诉她。他把详细情况说了，她明白这全是实情，她默默地听完了实情，只问了一句：“再没有别的了吗？”听到回答说：“是的，再没有别的了。”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
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
一瞬间，他的眼睛华闪现出严峻的光芒，以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也曾流露过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使人想到，这个人不仅会怜惜人，也会派他们去死。
“是的，我希望知道真相，尽管我对它感到害怕。总之，我不需要听假话。”
“可我觉得是需要的。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从什马柯夫那儿知道以后，把全部事实都写信告诉了儿子吗？”
“不，没有写。但后来见了面，都告诉了他。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让他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您不怜惜他。”
“我爱他，但不怜惜他。”
“也许，您是正确的，”他说。“那时我对您扯了谎，我妻子还把我骂了一顿。”
他没有说：“我的亡妻”，但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类消息在医院和疗养院里经常是不径而走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谢尔皮林的亡妻，现在也不想去猜想她的为人怎样，容貌怎样。但听了谢尔皮林的回答，她想他的妻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跟他很相配。她想到他的妻子，象想到她自己一样，而想到他，象想到一个非常熟识的友人。她明白，要充分评价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只能在他作战的战场上，不能在这里，在他治疗的地方，然而她毕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力量。
她喜欢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林萌道上走路的样子：脚步很快，没有将军架子，穿着一套旧的蓝色滑雪衣，关于这件衣服，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说过，他曾经穿着它考得了劳卫制证章。从他走路的样子，从他的筋骨强健、体格魁梧的身躯中，可以感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这与其说是由于象他这种人有着健康的体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喜欢他的长长的、毫不漂亮、但坚强而聪明的睑，还喜欢他的眼睛，不论他在微笑还是生气，他的眼睛深处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当时，她告诉他说，在前线她工作的那个医院里，象传送带那样，日日夜夜接连不断地送来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人体——肢体被弹片炸得残缺不全，或者由于受内伤而浑身发青，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声嘶力竭地呼救，——看到这种情景，她就会对他们这些将军产生不可遏止的激忿。每一次进攻都是这样……
“难道你们不能换一个样子，把仗打得好一些，使这种情况稍微减少一些吗？”她问。她这时不仅考虑到那些经常送到她这个外科主治医师这里来的重伤员，而且还考虑到自己的两个从未上过手术台的儿子。
“看样子，不能，做不到，”他气恼地回答。“我们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会做到使你们没有工作可做，不管我们多么卖力，”他越往下说，就越加气恼。“如果您以为我们还不够卖力，还没有拿出我们的全部能力，那么您还是不要和我讲话，倒不如朝我脸上吐一口唾沫。假如您这样想，您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而他的眼睛深处却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并没有这样想。”
“您没有这样想，就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这种事即使您不说，三年来也老是使人感到心痛。要一直痛到战争结束为止。只要情况许可，请您还是少考虑这些事吧。”
使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打断了她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而是最后一句关于“情况许可”的话。她从这句话里感到，他冤枉了她，责备她为什么不到前线去，而留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
“可以奉告您，”她理直气壮地说，“一星期以前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在医务会议上通过，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把我重新派到集团军的医院里去。还有别的问题吗？”
“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认为我的话是在责备您这样一个妇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个人却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上前线的妇女部感到十分抱愧。我真希望妇女能够不上前线。我不过是想对您说，请您尽量不要去考虑您刚才谈的那些事情，这是战争的规律，不能老是去想它。”
“好吧，”她说。她相信，他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委屈而让步，他说的确实是他的心里话，于是，为了表示和解，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紧按着桌子的拳头上。“我不怪您了，我明白了，问题已经解决……别对我捏着拳头吧！”
他放开拳头，微微一笑。
“这不是对您，是对战争。”接着，他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语调继续谈论刚才谈到的话题：“您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你们的手术台上。是的，我们送了。可是，在每一次战斗以前，为了尽量不使他们上你们的手术台，我们——不管是头脑聪明还是笨拙，动了多少脑筋啊！‘爱惜人’这句话，如果只是空谈，那是一钱不值的！这话不能光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订入作战计划！我们这儿是这样，你们那儿大概也是这样。难道在你们那里，只要对病人多说几句体贴的话就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接着，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怎么会当外科医生的问题。她说，现在早已把当医生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很难推究最初的动机。
“我跟父母很亲，我们的家是靠行医为生的。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概这一点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是一个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到我们家里来。”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到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回答说：不，他们在战争前一年已相继去世了。她继续讲着自己的身世，想对他尽情倾诉，这种心情甚至使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她开始回忆自己在前线的两年生活，接着突然说：
“尽管我在您面前自吹自擂，您可别以为我是个没有错误缺点的人。我既有缺点，又有错误。甚至去年秋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还和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中校发生过关系。”
“后来怎样，他恢复了健康？”谢尔皮林莫名其妙地问，从他这句话的内容来看，好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又是很认真的。
“恢复了。”
“那么您呢？”地问。她从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她说话时的那种轻松的口吻，他明白，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我作了确切的诊断，也恢复了健康，”她仍旧用那种轻松的口吻回答，她不能不用这种口吻。“我终究是个外科医生，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简单、明白的。”
“我不相信您的自白，”他气呼呼地说。
他不相信是有道现的，事情根本就不简单；就对待自己的问题来说，她完全不象个外科医生。她身上那种纯粹是女性的感情把她吸引到那个人身边去，但是，她身上另外一些——同样是女性的——感情，却反对她跟他接近。她试图把这两种感情分割开来，但没有成功，而她却越来越察觉到他精神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接近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达到，而肉体上的接近，很快就变成了每夜匆促地重复着的没有乐趣的活动，割断它比延续它更加简代
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一个人。否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对她说“我不相信您的自白”这句话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不语，后来他说：“关于您所说的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件事呢？”他严肃地问。
“真的，为什么呢？”她重新考虑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过去：
“大概我是一时冲动，把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您。”
“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可别引得我也打开话匣子，我的许多废话会叫您听得腻烦的。”
她想说，她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但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站起来告辞了。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害怕讲述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关的什么事情，认为还是不说为妙。
现在，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来赴约。
从半开的窗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脚步声。她探头一看，那里寂无一人。她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生气，就关上窗子，再也不去倾听了——恰恰在这个当儿，谢尔皮林敲门了。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和巴久克上将同桌吃饭，这顿饭老是吃不完。”
“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吗？”
“不见得怎样好吃：奶渣。不过在吃奶渣的时候谈到了夏天将怎样作战的事情，还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象我们这种人能不能在三十七岁就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担任这样的职务年纪不是太轻了吗？这样年轻能够掌握战争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吗？”
“您认为怎样，能够吗？”
“我认为能够的，谢尔皮林说。“可是巴久克将军把我所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和你议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们也没有掌握我们这种人所必干的个部知识。’他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掌握，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战争，那时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吗？’他回答说；‘这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年轻。’我对他说，拿破仑三十三岁就当了总司令。他回答说：‘拿破仑对我们不足为法，我们有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们是在多大年纪取得胜利的？’总之，比我们年轻的人都不应该爬到我们上面去！我甚至试图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这也帮不了忙。他说：‘当然，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但这个人选终究是别人向他推荐的，他不过批准一下罢了。但愿他不要后悔！’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一致。”
“可没有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学着谢尔皮林的语调问。由于他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她感到很高兴。
“还不算厉害，不致于影响健康……假如象《闵豪生男爵奇游记》中那样，把我们所有这些将军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争论冻结起来，到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再把它解冻，那么，一定可以听到许多关于战争和相二谈论的趣事。”
“如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写日记，不间断地写，那么，甚至象我这样的人写的日记，读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她说。
“日记我们是明文规定不准写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写，”他说。“不过战争中反正会留下许多文件，以后哪怕你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战斗报告啊，作战汇报啊，侦察汇报啊，战斗日志啊，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团里，如果有人牺牲的话，第四副参谋长每天还要编写阵亡将士名册：姓名、军衔、亲属地址、阵亡经过、埋葬地点。在每一个连里，司务长要统计人数，以便按名额领取全部给养。在一个集团军里，这样的司务长有多少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坐着写。你们的医疗报告单、化验单、病史记录不也是这样的吗？你们的全部记录，从战场经过急救站、卫生营、后送医院、卫生列车……一直到初愈伤员大队，要是加在一起，那么，战争以后，光是你们的医疗记录大概就能装满一幢四层楼的房子。”
“为什么是四层楼呢？”
“我是按一年一层楼计算的。您想要五层楼吗？”
“还是让它四层楼吧。”
“您将坐在这幢房子里翻阅这些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写学位论文。”
“您今天不知为什么攻击起医学来了？”
“恰恰相反。我想到了你们的事业的重要性，你们做医生的手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你们使每四个伤员中能有三个回到我们部队里来。只要想一想，假定从战争开始起，你们不曾使一个伤员重返部队，那么今天已经没有人打仗了！我自己要不是走上了军人这条路，一定会象您一样，当一个医生。也许仍旧当一个医士。会接到应征通知，戴着有三个菱形标志的领章。在你们的集团军医院里，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您过去在哪一个集团军里？”
“四十九集团军。”
“假如是在四十九集团军，方向是：塔鲁萨——康德罗沃——尤赫诺夫……是吗？”
“是的。不过我很难想象您会当一个医士，”他说。
“这是为什么？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我恰恰是一个医士，直到十月革命后才选拔我当营长。我的父亲也是个医士。至今还是医士，在五十年前的老地方，弗拉基米尔省的土马。”
“他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岁。说不定您还能看到他。我在设法给他弄一张通行证，让他到这边来见一次面。我预备派副官去接他。昨天我问您怎么会当医生的，同时就想到自己——我也曾经想过当医生。我们家也和医学有联系，当然不象你们是教授世家；我们是学识淡薄的村医之家，不过却样样都会。譬如说，您接过生吗？”
“在五年级实习的时候，当过一次助手。”
“您当过助手，可我却接过三次生，都很顺利。因此，假如按照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至今还在我们的麦谢拉地区当医土。”
“我原先以为您完全是另一种血统。”
“这是指什么而言？”他一开始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以为您出身于军人家庭，象……”她本想说“象我的丈夫一样”，但不知怎的却说不出来，只说了：“象巴兰诺夫一样。”
“我可没有这个缺陷，我不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纵声大笑。“没有的事总归是没有的。甚至在那个时候，人家给我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于是他们接触到了她认为反正不可避免的话题。本来可以回避，但她不想回避，就问道：“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过去对巴兰诺夫有什么看法，现在又有什么看法？”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对她看了看。她明白：他本来不想和她谈这个问题，但既然她自己提出来了，那么他也不怕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以前不知道您需要了解这一点，甚至现在也吃不准，”他用一种异样的、沉重的语气说，接着就沉默不语，似乎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她叫他别说下去。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虽然她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危险的成分；她注视着他的眼睛，默默不语。于是他明白，已经非说不可了。
“您要知道，”他说，“我这个人不善于遵守‘对死者隐恶扬善’的规矩。我谈论死者跟谈论生者一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坏。”他不说下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可是他抬起头来朝她看了看，终于又补充说：“我说的不是关于战争时期的事。在战争初期，胆怯的不止他一个人。我还知道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早就以实际行动洗刷了自己的污点。我认为：如果他还活着，他也可能洗刷掉自己的污点。虽然我不完全相信，但还是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对他的坏印象是从您所知道的那个时候产生的。”
“您以为他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吗？可我不相信这一点。”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怎么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呢，我的天啊！”她高喊一声，但看到他沉痛的目光，就住口了。
“奥尔达·伊万诺夫娜，”他说，“甚至跟您，我也不想谈这件事。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我认为，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再去回想这件事。在现在这样的战争时期，我们何必再去讲那些不幸被我们记住的事情呢！至于您信任自己的丈夫，您尽管信任吧。我知道您的为人，我也想和您一样地信任他。不过这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怎么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呢……”
“您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他又打断了她的话。“对于我个人，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是微不足道的。我刚才对您说，我对巴兰诺夫的印象非常坏，并不是指这件事，而是指他在军事学院的年代里——三六年、三七年，直到最后一天看到他的时候的表现。难道能够象他那样培养学员，来对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战争吗？如果他是个只会信口开河的人倒也罢了！然而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一套，讲的又是另一套。有意扯谎！经过苏芬战争以后——虽然晚了一点——我们的头脑毕竟清醒起来了，要不然，我们会弄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他站起身来，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地走着；他暗暗责怪自己，不该沉不住气，向这个很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的女人讲这些话——他厌恶她丈夫的所作所为，但她是毫无过错的。
“您一开始就不相信他是心口如一的吗？”她问。
“我不相信，”谢尔皮林没有站停下来，他边走边说，井且摇了摇头。
“我那时是相信的。”
“我可不相信。确实有那样的人，他们真的认为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这些人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们还活着……可是谁也不能相信象他这样聪明博学的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带着忧郁的神情在她那间他感到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注视着他，几乎想告诉他很久以前她和巴兰诺夫之间一次可怕的谈话，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的那一次谈话。
然而她忍住了：不，那时候一切都并不那么简单。她和那个现在已经去世的人的夜间的谈话，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房话；而谢尔皮林和她的丈夫之间争论的老问题，究竟谁是谁非，早已由战争本身作出了结论。她丈夫好象不怕这场战争，其实是故作姿态而巳，但谢尔皮林……
“谢尔皮林……谢尔皮林又怎样呢……”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她眼睛望着谢尔皮林，心里想到了完全另外一件事；他在四一年受伤以后——这是在他的病史上记载的——走起路来腿有点儿瘸。
她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现在当他在她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她发现了。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怎么？”
“请坐下。您是来喝茶的，那么请喝吧。怕凉了吧……”
谢尔皮林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下，从茶壶上揭去护耳帽和餐巾，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突然又把杯子推开。
“请原谅，为了明白起见，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您尽管说吧，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她试着说一句笑话。
他板着脸，不去理会她的笑话：“我知道，我说了许多使您难过的话。尽管我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可我不能收回所说的话。”
“不用收回，”她说。“您的话里很少使人愉快的东西，这是事实。可是我也并不期望听到使人愉快的话。您不要以为您说的一切对我是什么特别的新发现。其中大部分我自己早就料想到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的。我向您问起这些事情并不是出于女性的弱点。而是象您所说的，‘为了明白起见’。因此，‘为了明白起见’，我可以告诉您，我老早就过孤苦无依的生活了，就象一株‘独木’似的。您明白吗？您刚才把杯子往旁边一推，好象要对我说：谈过这番话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喝茶了，我却想回答您说：没关系，请喝吧。”
他们默默地喝着茶，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疲乏。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以后，看来似乎它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象所有这一天的谈话一样，只消有一个地方彼此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解，就会发展到以后即使双方共同努力也无法挽回的地步。
“您怎么会突然想到我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喝完了茶问。
“您身上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军人气质，仿佛您从小还另外受过这种教育。”
“‘另外’，”谢尔皮林苦笑了一声。
“您笑什么？”
“我想，我在军队里待了近二十年，除此以外，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使我更象一个军人吗？自从实行军衔制以来，我有时在谈话中发现有些人对我们那些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的人过于推崇了。我可不同意。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良 不齐。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曾经当过医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谈到我以前所属的那个方面军的司令，说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这一点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是什么呢？是由于他在沙皇军队里就当过准尉！按照那个人的看法，他后来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了业，还在和平时期当过红军的师长和军长，而在这次战争中，当了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他曾经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这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这话出于一个年轻尉官之口，倒也罢了，可是这却是出了一个中年人之口！”
“顺便说一句，”她笑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但突然改变了主意。“从今天起我也是个中年人了，整四十岁。”
他瞠目望着她，以为她在说笑话；她的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
“完全是真的。一星期前两个儿子都给我寄来了祝贺信。他们是提早几天写的，怕不能及时送到，现在的邮递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您别站起来去取白兰地，我知道您有，不过今天不想喝。等下一次另外找个机会再喝吧。”
“感谢您在这样的日子叫我来，”谢尔皮林停了半晌说。“我向您祝贺啦。”
她想，他马上要吻她的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吻。
“不应该您感谢我，而是应该我感谢您到这里来，”她说。“除了您以外，今天我谁也不想看到，对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当然，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会儿我就写信告诉他们，我请您来喝茶，吃饼干。”
她打算把关于自己生日的谈话转为轻松的说笑，但结果却相反，谢尔皮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突然问道：“您准备写信告诉儿子，说我在您这里作客吗？”
她从他睑上的神色看出，他是从和她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准备写，”她用和他一样认真的口气回答。“我一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写信告诉他们。”
“这对我说来也是重要的，”谢尔皮林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接着，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仿佛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甚至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里。
谢尔皮林记起了不久以前进炮兵学校的她的小儿子，就提起今天他和巴久克已经讨论过的实行男女分校制的问题。他问她的看法怎样：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好处大不大。
“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也许是好的，”她说，“但从其他各方面看，我不赞成。”
“为什么？”
“可您赞成吗？”
“我赞成的。”
“那么请您先说：为什么？”
他说，在只有男孩子学习的学校里，更能培养斯巴达式的精神，战争结束以后将会有一代训练有素的军人参加军队。
“您要他们干吗？况且，照您所说，还要训练有素。战争结束以后，您打算重新打仗吗？是为了这个吗？”
“说‘打算’，那是过分了，但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职。”
“好吧，就算我提了一个糊涂的问题，就算您现在已经有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这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呢？”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女学生。特别是在医士学校里。”
“好，请不要光从字面上理解我的问题。我用另一种方式问您：在您的生活中，有女人在您身边的时候，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妨碍您成为一个军人？妨碍您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妨碍您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现在在战争中她们妨碍着您？难道要把她们单独编一支队伍吗？……不，不，”她看到他微微一笑。“我是完全认真的。您有过妻子，她多年来和您一起分担着您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难道她什么时候妨碍过您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还是恰恰相反，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她这样直率地提到他的亡妻，使他大为震惊。“我说的是学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那么您希望怎么样？让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跨出校门以后，看到姑娘们就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吗？您认为这样就能增加他们的勇气吗？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是在我这个做妈妈的裙子边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虽然我不懂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对他们说四个字：‘是’、‘非’、‘好’、‘坏’。”
谢尔皮林没有作声，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他想到的不是男女分校，不是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女人的儿子，而是他自己的一生，他自己的儿子；想到他在前线碰到
各样的人的对候，曾经不止一次痛苦地想过：“什么树结什么果”这句俗话有时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争论？”她问。
“我不想争论了。我想到自己在十五岁以前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去世，我也象您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裙子边绕来绕去。她是个靼鞑人，她脱离家庭，受了洗礼，嫁给了我的父亲。这样，她就和娘家断绝了一切关系，远亲无戚，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对我是多么宠爱啊！有时我想，她生前对我的宠爱，已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她从他的话里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深深地埋藏在内心的柔情，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抑制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始终保存在他的心坎里，成为他早就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她是怎么死的？”
“被牛撞死的。为了奔过来救我。”即使现在已经事隔多年，一回想起这件事情，他的脸还是抽动了一下。“她临终以前受了一昼夜的折磨，用靼鞑话说着呓语，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懂。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几句靼鞑话，至今还记得。”
“您父亲大概很爱她吧？”她问。这大概是一般女人一定要问的问题。
但谢尔皮林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不回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你谈了你一生中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这段身世？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白呢？在你年已半百的时候，怎么会想到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她将怎样看待你的这种经历？她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让她想到你的一生经历，这难道是必要的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
他沉默着，一直不开口，内心在进行着斗争。由于这种思想斗争，他脸上流露一种严峻的神情；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现在也正是这样．然而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以为，他现在不是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是在责怪她。
“我是顺路搭车，跳上了您的车子的踏板，请您不要见怪。我可以跳下去，……不过我心里不大愿意。”
就在这当儿——不是在她刚才等待着的时刻，而是现在不再等待的时刻——他俯下身去，吻了吻她搁在桌上的双手：吻了一只，又吻第二只。然后，他把身子伸直，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说：
“搭车的不是您，而是我。因此，如果需要把谁谁下踏板的话，恰恰应该把我推下去！”
这话说得非常有力，甚至太有力了，以致再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可以说，这等于承认你是他需要的，而这话是出于这样一个人之口，所以它比一般见人口中常说的“你多么美”、“我多么喜欢你”之类的话更要有力得多。她还很美，这是她知道的；他喜欢她，这曾经多次听他说过，她也是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但他能够以这样强烈的感情对她说，她是他所需要的——这一点是她过去不知道的。尽管她的理性使她一下子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战争、年纪。儿子等等，尽管她生性喜欢椰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产生一种朴素而又非常幸福的想法：“命运终于使人结合在一起！”虽然命运还没有使他们结合起来，也有可能不使他们结合。
她对他所说的关于“踏板”的话并不回答，只是用目光表示，他们两人谁都不需要跳下去。她开始谈起公事来了。她从疗养院院长那里获悉，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曾用高频电话跟莫斯科联系，迫不及待地询问谢尔皮林的健康状况。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免得引起他内心不必要的波动。但她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集团军内科主任日内将到我们这里来会诊，我带您去见他，您要尽量使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气色给他一个良好比印象，免得以后在医务会议上突然被卡住。我不希望医务会议作出不合乎您期望的决定。即使把您留在这里，反正您的心也不会在这里，而在那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留在这里。”
她微微一笑，而他认为，既然已经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那么看来该站起来告辞了。
“去吧，您确实也该走了，”她看到他的期待的目光，就这样说。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两人互诉衷曲以后，现在她已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要么说这一句，要么说“您就留在这里吧”。
她住的这个房间是公房，但她喜欢这个房间窗明几净，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在目前战争的年代里，亲人都不在一起，房间里放许多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她坐着，把一双手指纤细、指甲修短的漂亮的手搁在桌子上。谢尔皮林很欣赏这双手。她在想，今天是她四十岁生日，在这一天，她所渴慕的那个人将到她这里来作客，这是多么好啊！
她井不打算告诉谢尔皮林今天是她的四十岁生日，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他们的谈话按照另一种不是她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说不定他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取一瓶白兰地——他桌上放着一瓶白兰地和一包纸烟，他经党风趣地说：这是为了与诱惑作斗争。而她却希望今天能够继续昨天的谈话。经过昨天的一席谈话，她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个既不漂亮又不年轻、比她大十岁的人为什么对她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她认识谢尔皮林已经很久了，是在八年以前，她的已故的丈夫在火车站介绍他们相识的。那时她丈夫和谢尔皮林一起从军事学院到白俄罗斯去参加一次大规模演习。后来她又匆匆地见过他两次。那时候，在战争以前，她对谢尔皮林既感兴趣，又有芥蒂，因为他自已对她的丈夫也心存芥蒂。这是丈夫对她说的，她对此深信不疑。
但那几次见面的情况她几乎全部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那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在四一年十二月，她的丈夫已在突围时死去，她去见刚从医院出来即将重返前线的谢尔皮林，了解她丈夫去世的情况。
这次会面，使她当时就对谢尔皮林产生了好感，而一年以后，这种好感更增强了。
她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谢尔皮林对她扯了个谎，说她的丈夫是英勇牺牲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另外一个人向她说明，她的丈夫并不是英勇牺牲的。他销毁了证件，乔装改扮，在森林中被他们碰上了；之后，他们一起突围，她的丈夫由于经不住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在路上开枪自杀了。
要不是她向这个人苦苦哀求，说谢尔皮林在战前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因此她对谢尔皮林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感到怀疑，这个想法使她非常苦恼，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诉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至今还会蒙在鼓里。
她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她和谢尔皮林谈话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在他说她的丈夫英勇牺牲这句话以前，有点儿吞吞吐吐，似乎对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这个人显然是敬爱谢尔皮林的，当时听了这话，为谢尔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谢尔皮林那时对她的丈夫太好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该枪毙的，这件事要不是谢尔皮林插手，而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早就这样办了。
听了他的冷酷无情的话，她并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请求他说，既然他敢于对她说这些话，就请他把全部经过情况详细地告诉她。他把详细情况说了，她明白这全是实情，她默默地听完了实情，只问了一句：“再没有别的了吗？”听到回答说：“是的，再没有别的了。”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
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
一瞬间，他的眼睛华闪现出严峻的光芒，以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也曾流露过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使人想到，这个人不仅会怜惜人，也会派他们去死。
“是的，我希望知道真相，尽管我对它感到害怕。总之，我不需要听假话。”
“可我觉得是需要的。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从什马柯夫那儿知道以后，把全部事实都写信告诉了儿子吗？”
“不，没有写。但后来见了面，都告诉了他。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让他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您不怜惜他。”
“我爱他，但不怜惜他。”
“也许，您是正确的，”他说。“那时我对您扯了谎，我妻子还把我骂了一顿。”
他没有说：“我的亡妻”，但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类消息在医院和疗养院里经常是不径而走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谢尔皮林的亡妻，现在也不想去猜想她的为人怎样，容貌怎样。但听了谢尔皮林的回答，她想他的妻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跟他很相配。她想到他的妻子，象想到她自己一样，而想到他，象想到一个非常熟识的友人。她明白，要充分评价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只能在他作战的战场上，不能在这里，在他治疗的地方，然而她毕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力量。
她喜欢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林萌道上走路的样子：脚步很快，没有将军架子，穿着一套旧的蓝色滑雪衣，关于这件衣服，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说过，他曾经穿着它考得了劳卫制证章。从他走路的样子，从他的筋骨强健、体格魁梧的身躯中，可以感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这与其说是由于象他这种人有着健康的体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喜欢他的长长的、毫不漂亮、但坚强而聪明的睑，还喜欢他的眼睛，不论他在微笑还是生气，他的眼睛深处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当时，她告诉他说，在前线她工作的那个医院里，象传送带那样，日日夜夜接连不断地送来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人体——肢体被弹片炸得残缺不全，或者由于受内伤而浑身发青，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声嘶力竭地呼救，——看到这种情景，她就会对他们这些将军产生不可遏止的激忿。每一次进攻都是这样……
“难道你们不能换一个样子，把仗打得好一些，使这种情况稍微减少一些吗？”她问。她这时不仅考虑到那些经常送到她这个外科主治医师这里来的重伤员，而且还考虑到自己的两个从未上过手术台的儿子。
“看样子，不能，做不到，”他气恼地回答。“我们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会做到使你们没有工作可做，不管我们多么卖力，”他越往下说，就越加气恼。“如果您以为我们还不够卖力，还没有拿出我们的全部能力，那么您还是不要和我讲话，倒不如朝我脸上吐一口唾沫。假如您这样想，您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而他的眼睛深处却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并没有这样想。”
“您没有这样想，就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这种事即使您不说，三年来也老是使人感到心痛。要一直痛到战争结束为止。只要情况许可，请您还是少考虑这些事吧。”
使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打断了她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而是最后一句关于“情况许可”的话。她从这句话里感到，他冤枉了她，责备她为什么不到前线去，而留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
“可以奉告您，”她理直气壮地说，“一星期以前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在医务会议上通过，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把我重新派到集团军的医院里去。还有别的问题吗？”
“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认为我的话是在责备您这样一个妇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个人却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上前线的妇女部感到十分抱愧。我真希望妇女能够不上前线。我不过是想对您说，请您尽量不要去考虑您刚才谈的那些事情，这是战争的规律，不能老是去想它。”
“好吧，”她说。她相信，他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委屈而让步，他说的确实是他的心里话，于是，为了表示和解，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紧按着桌子的拳头上。“我不怪您了，我明白了，问题已经解决……别对我捏着拳头吧！”
他放开拳头，微微一笑。
“这不是对您，是对战争。”接着，他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语调继续谈论刚才谈到的话题：“您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你们的手术台上。是的，我们送了。可是，在每一次战斗以前，为了尽量不使他们上你们的手术台，我们——不管是头脑聪明还是笨拙，动了多少脑筋啊！‘爱惜人’这句话，如果只是空谈，那是一钱不值的！这话不能光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订入作战计划！我们这儿是这样，你们那儿大概也是这样。难道在你们那里，只要对病人多说几句体贴的话就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接着，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怎么会当外科医生的问题。她说，现在早已把当医生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很难推究最初的动机。
“我跟父母很亲，我们的家是靠行医为生的。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概这一点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是一个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到我们家里来。”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到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回答说：不，他们在战争前一年已相继去世了。她继续讲着自己的身世，想对他尽情倾诉，这种心情甚至使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她开始回忆自己在前线的两年生活，接着突然说：
“尽管我在您面前自吹自擂，您可别以为我是个没有错误缺点的人。我既有缺点，又有错误。甚至去年秋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还和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中校发生过关系。”
“后来怎样，他恢复了健康？”谢尔皮林莫名其妙地问，从他这句话的内容来看，好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又是很认真的。
“恢复了。”
“那么您呢？”地问。她从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她说话时的那种轻松的口吻，他明白，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我作了确切的诊断，也恢复了健康，”她仍旧用那种轻松的口吻回答，她不能不用这种口吻。“我终究是个外科医生，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简单、明白的。”
“我不相信您的自白，”他气呼呼地说。
他不相信是有道现的，事情根本就不简单；就对待自己的问题来说，她完全不象个外科医生。她身上那种纯粹是女性的感情把她吸引到那个人身边去，但是，她身上另外一些——同样是女性的——感情，却反对她跟他接近。她试图把这两种感情分割开来，但没有成功，而她却越来越察觉到他精神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接近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达到，而肉体上的接近，很快就变成了每夜匆促地重复着的没有乐趣的活动，割断它比延续它更加简代
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一个人。否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对她说“我不相信您的自白”这句话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不语，后来他说：“关于您所说的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件事呢？”他严肃地问。
“真的，为什么呢？”她重新考虑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过去：
“大概我是一时冲动，把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您。”
“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可别引得我也打开话匣子，我的许多废话会叫您听得腻烦的。”
她想说，她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但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站起来告辞了。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害怕讲述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关的什么事情，认为还是不说为妙。
现在，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来赴约。
从半开的窗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脚步声。她探头一看，那里寂无一人。她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生气，就关上窗子，再也不去倾听了——恰恰在这个当儿，谢尔皮林敲门了。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和巴久克上将同桌吃饭，这顿饭老是吃不完。”
“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吗？”
“不见得怎样好吃：奶渣。不过在吃奶渣的时候谈到了夏天将怎样作战的事情，还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象我们这种人能不能在三十七岁就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担任这样的职务年纪不是太轻了吗？这样年轻能够掌握战争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吗？”
“您认为怎样，能够吗？”
“我认为能够的，谢尔皮林说。“可是巴久克将军把我所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和你议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们也没有掌握我们这种人所必干的个部知识。’他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掌握，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战争，那时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吗？’他回答说；‘这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年轻。’我对他说，拿破仑三十三岁就当了总司令。他回答说：‘拿破仑对我们不足为法，我们有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们是在多大年纪取得胜利的？’总之，比我们年轻的人都不应该爬到我们上面去！我甚至试图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这也帮不了忙。他说：‘当然，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但这个人选终究是别人向他推荐的，他不过批准一下罢了。但愿他不要后悔！’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一致。”
“可没有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学着谢尔皮林的语调问。由于他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她感到很高兴。
“还不算厉害，不致于影响健康……假如象《闵豪生男爵奇游记》中那样，把我们所有这些将军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争论冻结起来，到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再把它解冻，那么，一定可以听到许多关于战争和相二谈论的趣事。”
“如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写日记，不间断地写，那么，甚至象我这样的人写的日记，读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她说。
“日记我们是明文规定不准写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写，”他说。“不过战争中反正会留下许多文件，以后哪怕你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战斗报告啊，作战汇报啊，侦察汇报啊，战斗日志啊，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团里，如果有人牺牲的话，第四副参谋长每天还要编写阵亡将士名册：姓名、军衔、亲属地址、阵亡经过、埋葬地点。在每一个连里，司务长要统计人数，以便按名额领取全部给养。在一个集团军里，这样的司务长有多少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坐着写。你们的医疗报告单、化验单、病史记录不也是这样的吗？你们的全部记录，从战场经过急救站、卫生营、后送医院、卫生列车……一直到初愈伤员大队，要是加在一起，那么，战争以后，光是你们的医疗记录大概就能装满一幢四层楼的房子。”
“为什么是四层楼呢？”
“我是按一年一层楼计算的。您想要五层楼吗？”
“还是让它四层楼吧。”
“您将坐在这幢房子里翻阅这些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写学位论文。”
“您今天不知为什么攻击起医学来了？”
“恰恰相反。我想到了你们的事业的重要性，你们做医生的手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你们使每四个伤员中能有三个回到我们部队里来。只要想一想，假定从战争开始起，你们不曾使一个伤员重返部队，那么今天已经没有人打仗了！我自己要不是走上了军人这条路，一定会象您一样，当一个医生。也许仍旧当一个医士。会接到应征通知，戴着有三个菱形标志的领章。在你们的集团军医院里，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您过去在哪一个集团军里？”
“四十九集团军。”
“假如是在四十九集团军，方向是：塔鲁萨——康德罗沃——尤赫诺夫……是吗？”
“是的。不过我很难想象您会当一个医士，”他说。
“这是为什么？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我恰恰是一个医士，直到十月革命后才选拔我当营长。我的父亲也是个医士。至今还是医士，在五十年前的老地方，弗拉基米尔省的土马。”
“他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岁。说不定您还能看到他。我在设法给他弄一张通行证，让他到这边来见一次面。我预备派副官去接他。昨天我问您怎么会当医生的，同时就想到自己——我也曾经想过当医生。我们家也和医学有联系，当然不象你们是教授世家；我们是学识淡薄的村医之家，不过却样样都会。譬如说，您接过生吗？”
“在五年级实习的时候，当过一次助手。”
“您当过助手，可我却接过三次生，都很顺利。因此，假如按照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至今还在我们的麦谢拉地区当医土。”
“我原先以为您完全是另一种血统。”
“这是指什么而言？”他一开始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以为您出身于军人家庭，象……”她本想说“象我的丈夫一样”，但不知怎的却说不出来，只说了：“象巴兰诺夫一样。”
“我可没有这个缺陷，我不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纵声大笑。“没有的事总归是没有的。甚至在那个时候，人家给我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于是他们接触到了她认为反正不可避免的话题。本来可以回避，但她不想回避，就问道：“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过去对巴兰诺夫有什么看法，现在又有什么看法？”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对她看了看。她明白：他本来不想和她谈这个问题，但既然她自己提出来了，那么他也不怕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以前不知道您需要了解这一点，甚至现在也吃不准，”他用一种异样的、沉重的语气说，接着就沉默不语，似乎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她叫他别说下去。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虽然她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危险的成分；她注视着他的眼睛，默默不语。于是他明白，已经非说不可了。
“您要知道，”他说，“我这个人不善于遵守‘对死者隐恶扬善’的规矩。我谈论死者跟谈论生者一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坏。”他不说下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可是他抬起头来朝她看了看，终于又补充说：“我说的不是关于战争时期的事。在战争初期，胆怯的不止他一个人。我还知道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早就以实际行动洗刷了自己的污点。我认为：如果他还活着，他也可能洗刷掉自己的污点。虽然我不完全相信，但还是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对他的坏印象是从您所知道的那个时候产生的。”
“您以为他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吗？可我不相信这一点。”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怎么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呢，我的天啊！”她高喊一声，但看到他沉痛的目光，就住口了。
“奥尔达·伊万诺夫娜，”他说，“甚至跟您，我也不想谈这件事。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我认为，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再去回想这件事。在现在这样的战争时期，我们何必再去讲那些不幸被我们记住的事情呢！至于您信任自己的丈夫，您尽管信任吧。我知道您的为人，我也想和您一样地信任他。不过这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怎么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呢……”
“您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他又打断了她的话。“对于我个人，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是微不足道的。我刚才对您说，我对巴兰诺夫的印象非常坏，并不是指这件事，而是指他在军事学院的年代里——三六年、三七年，直到最后一天看到他的时候的表现。难道能够象他那样培养学员，来对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战争吗？如果他是个只会信口开河的人倒也罢了！然而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一套，讲的又是另一套。有意扯谎！经过苏芬战争以后——虽然晚了一点——我们的头脑毕竟清醒起来了，要不然，我们会弄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他站起身来，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地走着；他暗暗责怪自己，不该沉不住气，向这个很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的女人讲这些话——他厌恶她丈夫的所作所为，但她是毫无过错的。
“您一开始就不相信他是心口如一的吗？”她问。
“我不相信，”谢尔皮林没有站停下来，他边走边说，井且摇了摇头。
“我那时是相信的。”
“我可不相信。确实有那样的人，他们真的认为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这些人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们还活着……可是谁也不能相信象他这样聪明博学的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带着忧郁的神情在她那间他感到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注视着他，几乎想告诉他很久以前她和巴兰诺夫之间一次可怕的谈话，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的那一次谈话。
然而她忍住了：不，那时候一切都并不那么简单。她和那个现在已经去世的人的夜间的谈话，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房话；而谢尔皮林和她的丈夫之间争论的老问题，究竟谁是谁非，早已由战争本身作出了结论。她丈夫好象不怕这场战争，其实是故作姿态而巳，但谢尔皮林……
“谢尔皮林……谢尔皮林又怎样呢……”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她眼睛望着谢尔皮林，心里想到了完全另外一件事；他在四一年受伤以后——这是在他的病史上记载的——走起路来腿有点儿瘸。
她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现在当他在她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她发现了。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怎么？”
“请坐下。您是来喝茶的，那么请喝吧。怕凉了吧……”
谢尔皮林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下，从茶壶上揭去护耳帽和餐巾，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突然又把杯子推开。
“请原谅，为了明白起见，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您尽管说吧，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她试着说一句笑话。
他板着脸，不去理会她的笑话：“我知道，我说了许多使您难过的话。尽管我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可我不能收回所说的话。”
“不用收回，”她说。“您的话里很少使人愉快的东西，这是事实。可是我也并不期望听到使人愉快的话。您不要以为您说的一切对我是什么特别的新发现。其中大部分我自己早就料想到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的。我向您问起这些事情并不是出于女性的弱点。而是象您所说的，‘为了明白起见’。因此，‘为了明白起见’，我可以告诉您，我老早就过孤苦无依的生活了，就象一株‘独木’似的。您明白吗？您刚才把杯子往旁边一推，好象要对我说：谈过这番话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喝茶了，我却想回答您说：没关系，请喝吧。”
他们默默地喝着茶，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疲乏。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以后，看来似乎它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象所有这一天的谈话一样，只消有一个地方彼此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解，就会发展到以后即使双方共同努力也无法挽回的地步。
“您怎么会突然想到我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喝完了茶问。
“您身上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军人气质，仿佛您从小还另外受过这种教育。”
“‘另外’，”谢尔皮林苦笑了一声。
“您笑什么？”
“我想，我在军队里待了近二十年，除此以外，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使我更象一个军人吗？自从实行军衔制以来，我有时在谈话中发现有些人对我们那些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的人过于推崇了。我可不同意。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良 不齐。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曾经当过医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谈到我以前所属的那个方面军的司令，说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这一点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是什么呢？是由于他在沙皇军队里就当过准尉！按照那个人的看法，他后来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了业，还在和平时期当过红军的师长和军长，而在这次战争中，当了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他曾经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这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这话出于一个年轻尉官之口，倒也罢了，可是这却是出了一个中年人之口！”
“顺便说一句，”她笑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但突然改变了主意。“从今天起我也是个中年人了，整四十岁。”
他瞠目望着她，以为她在说笑话；她的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
“完全是真的。一星期前两个儿子都给我寄来了祝贺信。他们是提早几天写的，怕不能及时送到，现在的邮递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您别站起来去取白兰地，我知道您有，不过今天不想喝。等下一次另外找个机会再喝吧。”
“感谢您在这样的日子叫我来，”谢尔皮林停了半晌说。“我向您祝贺啦。”
她想，他马上要吻她的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吻。
“不应该您感谢我，而是应该我感谢您到这里来，”她说。“除了您以外，今天我谁也不想看到，对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当然，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会儿我就写信告诉他们，我请您来喝茶，吃饼干。”
她打算把关于自己生日的谈话转为轻松的说笑，但结果却相反，谢尔皮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突然问道：“您准备写信告诉儿子，说我在您这里作客吗？”
她从他睑上的神色看出，他是从和她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准备写，”她用和他一样认真的口气回答。“我一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写信告诉他们。”
“这对我说来也是重要的，”谢尔皮林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接着，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仿佛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甚至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里。
谢尔皮林记起了不久以前进炮兵学校的她的小儿子，就提起今天他和巴久克已经讨论过的实行男女分校制的问题。他问她的看法怎样：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好处大不大。
“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也许是好的，”她说，“但从其他各方面看，我不赞成。”
“为什么？”
“可您赞成吗？”
“我赞成的。”
“那么请您先说：为什么？”
他说，在只有男孩子学习的学校里，更能培养斯巴达式的精神，战争结束以后将会有一代训练有素的军人参加军队。
“您要他们干吗？况且，照您所说，还要训练有素。战争结束以后，您打算重新打仗吗？是为了这个吗？”
“说‘打算’，那是过分了，但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职。”
“好吧，就算我提了一个糊涂的问题，就算您现在已经有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这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呢？”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女学生。特别是在医士学校里。”
“好，请不要光从字面上理解我的问题。我用另一种方式问您：在您的生活中，有女人在您身边的时候，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妨碍您成为一个军人？妨碍您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妨碍您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现在在战争中她们妨碍着您？难道要把她们单独编一支队伍吗？……不，不，”她看到他微微一笑。“我是完全认真的。您有过妻子，她多年来和您一起分担着您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难道她什么时候妨碍过您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还是恰恰相反，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她这样直率地提到他的亡妻，使他大为震惊。“我说的是学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那么您希望怎么样？让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跨出校门以后，看到姑娘们就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吗？您认为这样就能增加他们的勇气吗？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是在我这个做妈妈的裙子边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虽然我不懂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对他们说四个字：‘是’、‘非’、‘好’、‘坏’。”
谢尔皮林没有作声，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他想到的不是男女分校，不是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女人的儿子，而是他自己的一生，他自己的儿子；想到他在前线碰到
各样的人的对候，曾经不止一次痛苦地想过：“什么树结什么果”这句俗话有时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争论？”她问。
“我不想争论了。我想到自己在十五岁以前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去世，我也象您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裙子边绕来绕去。她是个靼鞑人，她脱离家庭，受了洗礼，嫁给了我的父亲。这样，她就和娘家断绝了一切关系，远亲无戚，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对我是多么宠爱啊！有时我想，她生前对我的宠爱，已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她从他的话里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深深地埋藏在内心的柔情，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抑制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始终保存在他的心坎里，成为他早就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她是怎么死的？”
“被牛撞死的。为了奔过来救我。”即使现在已经事隔多年，一回想起这件事情，他的脸还是抽动了一下。“她临终以前受了一昼夜的折磨，用靼鞑话说着呓语，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懂。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几句靼鞑话，至今还记得。”
“您父亲大概很爱她吧？”她问。这大概是一般女人一定要问的问题。
但谢尔皮林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不回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你谈了你一生中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这段身世？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白呢？在你年已半百的时候，怎么会想到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她将怎样看待你的这种经历？她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让她想到你的一生经历，这难道是必要的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
他沉默着，一直不开口，内心在进行着斗争。由于这种思想斗争，他脸上流露一种严峻的神情；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现在也正是这样．然而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以为，他现在不是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是在责怪她。
“我是顺路搭车，跳上了您的车子的踏板，请您不要见怪。我可以跳下去，……不过我心里不大愿意。”
就在这当儿——不是在她刚才等待着的时刻，而是现在不再等待的时刻——他俯下身去，吻了吻她搁在桌上的双手：吻了一只，又吻第二只。然后，他把身子伸直，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说：
“搭车的不是您，而是我。因此，如果需要把谁谁下踏板的话，恰恰应该把我推下去！”
这话说得非常有力，甚至太有力了，以致再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可以说，这等于承认你是他需要的，而这话是出于这样一个人之口，所以它比一般见人口中常说的“你多么美”、“我多么喜欢你”之类的话更要有力得多。她还很美，这是她知道的；他喜欢她，这曾经多次听他说过，她也是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但他能够以这样强烈的感情对她说，她是他所需要的——这一点是她过去不知道的。尽管她的理性使她一下子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战争、年纪。儿子等等，尽管她生性喜欢椰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产生一种朴素而又非常幸福的想法：“命运终于使人结合在一起！”虽然命运还没有使他们结合起来，也有可能不使他们结合。
她对他所说的关于“踏板”的话并不回答，只是用目光表示，他们两人谁都不需要跳下去。她开始谈起公事来了。她从疗养院院长那里获悉，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曾用高频电话跟莫斯科联系，迫不及待地询问谢尔皮林的健康状况。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免得引起他内心不必要的波动。但她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集团军内科主任日内将到我们这里来会诊，我带您去见他，您要尽量使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气色给他一个良好比印象，免得以后在医务会议上突然被卡住。我不希望医务会议作出不合乎您期望的决定。即使把您留在这里，反正您的心也不会在这里，而在那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留在这里。”
她微微一笑，而他认为，既然已经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那么看来该站起来告辞了。
“去吧，您确实也该走了，”她看到他的期待的目光，就这样说。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两人互诉衷曲以后，现在她已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要么说这一句，要么说“您就留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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