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日本政治家的未来及该国的经济前景，中国应该做更坏的打算与准备。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20多年，但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而这恰是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因”，因为他们一直拒绝“创造性破坏过程”，不愿做出重大政治大变革、大调整。但这种大调整和大变革只能被推迟而不可能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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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出自《史记》，是司马迁记载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起事时说的一句话。在笔者看来，这更像是司马迁借陈胜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这句2000多年前的一句话，却概括了当今世界政坛的现状。人性未变，政坛亦未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政坛演变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世界各国政坛演变路径与方向的研究价值。
二战亚洲轴心国日本
二战亚洲战争的策源国和战败国日本，其政坛出现了二战战败以来的“10年9相”超级乱象，这在西方发达国家（G7）中独有。
日本媒体曾在2009年做过统计，从1990年至2009年，日本一共更换了12位首相，平均每位首相任期一年多一点时间，其中小泉纯一郎一人就干足了五年。而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任期日本政治家最短。日本首相任期平均是26个月（2.1年），德国是88个月（7.3年）。二战后，日本政坛更换首相达30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最少的是8个，最多的是13个。日本首相位置走马灯似频繁更换，是其它发达国家的2-3倍。
这恰如日本媒体对日本政坛乱象曾给予的评价：骇人听闻的不是日本政治家的失误，而是他们的失误有多频繁！
日本政治家在国民中的信任度低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据《朝日新闻》在2003年3月初在日本全国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只有15%的日本国民仍然对政治家持信任态度。低于警察和教师亦然不近情理，连与占卜师等相比，其地位也是处于最下位的。可见日本政治家不被世人信任的深刻程度。
日本和国际媒体曾对让你政坛的超级乱象，探究过原因，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体制问题，政党之争在于权势名利而非国计民生；首相成为政治利益平衡的“产物”而非国家责任与担当；论资排辈胜过政绩的传统观念；僵化的文化教育制度；政界与商界任人唯亲歪风盛行；自1955年开始自民党在太长的时间里，是日本政坛的唯一“玩家”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分析都有相当的针对性，这些分析结果容易找到并得到认同。但仍不能表明“10年9相”的政坛超级乱象的根源。
只要梳理日本政坛多年的政治家的“种”或出身就会发现，日本政坛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世袭政治”。这在中国被称作“官二代”。而在日本早已过了“官二代”到了“官三代”甚至到“官四代”了。
日本政坛在过去的20多年里，总共有8位首相的祖辈或父辈曾担任自民党高管甚至首相。其中包括刚又获民主党党首的安倍晋三（极有可能成为下届首相），其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战的甲级战犯。上世纪50和60年代岸信介曾两次出任日本首相。其它的还包括：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和小泉纯一郎等。
实际上，“世袭政治”是日本政治和政坛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政坛有五大家族：鸠山、小泉、安倍、麻生、福田家族。除了“世袭首相”问题，世袭议员现象更为普遍。据《朝日新闻》调查，符合“世袭定义的，民主党21人、民主党多达102人。其中多为二代，但最长的已经是第四代了，比如鸠山由纪夫。
日本政坛的“世袭”问题由来已久。从“1955年体制”终结的1993年至今，出过10位首相，没有世袭的仅村山富市一人。21世纪后，所谓“世袭”首相问题更加明显了。如果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统计显示日本国会议员和内阁阁僚的构成，日本政坛的二代比例奇高，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可谓特例，甚至远高于英、法等有贵族传统的西欧国家。
日本政坛首相中的确有也仅有一位例外者，那就是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田中角荣。这位从日本新泻农村出来，白手起家成为富人尔后又成为首相堪称一个例外。在日本田中角荣有着绝对人气，在他刚上任一个月后马上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但两年半后又倒在了“金权政治”之下——日本前外务省国情局局长、《战后史的真相》作者孙崎认为：田中角荣下台完全缘自美国政府导演的洛克希德事件。
家族政治、裙带政治或世袭政治、金钱政治或金权政治，在日本被归纳有几大弊病：任人唯亲——重视关系重于才能；靠维持与议员之间关系——保卫世袭政治权力；用公共建设项目工程合同或有利的政策法规换取商界的政治献金——金权政治下的腐败或官商一体。
在笔者看来，家族政治、裙带政治或世袭政治最大的危害在于，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世袭政治”的“种”以外，日本政坛超级乱象的另一大根源：日本国民的宽容、忍耐和敬业和对政治和政治家冷漠。日本国民早已厌倦了政治上沆瀣一气的政治家，但这种国民态度却导致了一种过分宽松的环境（就像日本过去20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一样），使得无能、少德的政治家在政坛持续“乱”将下去。这正如日本国际级导演黑泽明，在1950年拍摄的一部经典电影《罗生门》中要表明的观点：有软弱的地方就有谎言。
日本的国民与欧、美国家的民众对比可以发现相反的情景，日本国民早已被日本历代政治家打造成“良民”，对于政府从来都是逆来顺受。而欧、美国家的民众与日本国民相比，都是“刁民”，稍有不顺就会让政府“逆来顺受”。欧洲国家的国民对政府从来都疑虑重重，把政府看得很紧，时常会抬着“笼子”上街游行示威，意思是政府又从“笼子”里跑出来了，要把它（权力和乱用权力）关进去。两者国民对待政府和政治家的态度恰恰相反。
在日本“世袭政治”与国民的“良民”性存在另一个根源：制度、文化之殇——政坛与国民之间缺乏上下流动性和阶层有序的竞争性。这点对比欧洲的德国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就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来（德国后面揭示）。在美国，有二流演员成为伟大总统的里根、出身平民的总统克林顿、还有黑人现任总统的奥巴马。这日本没有，也不可能。
或许，日本缺乏像陈胜吴广那样振臂一呼的农民“种”；或许，日本缺少像德国施密特、美国克林顿那样年轻时就立志成为总理或总统、日后也能成为总理或总统并要“改造日本”的平民“种”；或许，演员职业与黑人出身的里根和奥巴马都不可能成为日本首相。但日本政坛的确也真正缺少就是这些。
二战欧洲轴心国之一意大利
众所周知，二战中欧洲战场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其政坛在二战后一直都是党派林立、“乱象丛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商人的贝卢斯科尼曾三度出任意大利总理并组阁，而这位三起三落的总理驰骋意大利政坛17年，经常绯闻和腐败传闻不断、官司缠身，经历过53次不信任案投票都涉险过关。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后，主权债危机很快波及到意大利，这个在欧元区第三大经济大国，很快就束手无策了。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黯然下台，被媒体称作：一个时代的终结。
意大利政坛旧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贝卢斯科尼辞职的次日，前欧委会成员、资深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被意大利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并授权组阁。这位蒙蒂何许人？一位无党派的经济学家、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和前欧盟的技术型官员。在中国，这种人以前常被称作“百无一用是书生”“或“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为何一位学者出身的无党派人士，可以出任欧洲议会多党制的意大利国家总理并独立组阁呢？
答案只有一个：危机。因为，不管意大利政坛怎样“乱”，当危机来临时，他们都不会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给勒死。也只有危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命题才能更清晰地显示出来。
危机之下的意大利和欧洲，是如何评价蒙蒂担任意大利总理并组阁的。11月16日蒙蒂携新内阁成员宣示就职，新内阁成员为清一色的专家学者组成。这在正常时期或常态期间根本没有可能。在意大利方面，17、18日，意大利参众两院以史无前例的高票通过了对新政府的信任。意大利民调也显示，多数意大利人都对蒙蒂领导的新政府表示支持。意大利各党派也暂时全面搁置争议、支持革新而不是选择维持现状和“一切照旧”。
在欧洲方面，消息传出后，欧盟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发表联合声明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市场方面，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7%以下，欧美股市出现反弹。事实上，整个欧洲都指望蒙蒂率领的新内阁团队，在危机当前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因为他拯救的不仅是意大利，而是整个欧洲的命运。
欧洲媒体对意大利超党派新政府做过这样的评价，在欧洲危机面前，无党派色彩的技术官僚被寄予厚望，认为他们能够超脱选民的意志，能够对经济问题作出理性决策。无论在希腊还是意大利，选民都与腐化的政治阶层有着极深的隔阂，似乎只有非政界人士才能够克服眼前的障碍、实施恢复经济增长所必须的痛苦改革。
痛苦的改革是政治家出身的政治家所无法承担的。历史早已为鉴，有作为的政治家多非“王侯将相”，或者说非政治家出身。而他们的政治舞台也总是在危机之后才能出现。非常遗憾的是，这与中国人常常提起的“乱世出英雄”是一致的。而那些“王侯将相”也即当代的专职政治家们，也总是会把政治当做游戏玩，直至“山穷水尽”时才会交出权力和舞台，等待“柳暗花明”的平民或技术专业的“种”来收拾残局。
意大利政坛的“新时代”来临，或许给了日本政坛仍在自娱自乐的政治家一个最大的启示：日本政坛的“新时代”只能等待是危机的到来。
二战轴心国“领导者”德国
二战的欧洲战场挑起国和失败国德国，也是世界法西斯的领导者。在二战之后，走上了一条与其在二战中亚洲同样的战争侵略和战败国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两者的区别在两点：第一，反省、彻底地反省；第二，政治家“种“的不同与责任和担当。
德国政治家的反省和彻底反省。1970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德国当时的总理勃兰特惊天一跪，让全世界为之一惊和动容。这也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纳粹罪行的代表。
德国国民的反省和更彻底反省。其一，勃兰特这惊天一跪之后，2003年11月，德国国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历史“十大俊杰”中，勃兰特当选为其中之一。让我们看看德国国民投票选出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都有那些俊杰：领导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新教领袖马丁•路德、中国人都知道的马克思、音乐之父巴赫、世界文豪歌德、现代印刷术发明者古登堡、铁血宰相俾斯麦、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其二，在德国国民投票产生“十大俊杰”中还有一位（实际上是两位）俊杰，却是一介布衣的平民英雄：舒和兄妹（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这德国兄妹俩是在二战中散发传单反希特勒纳粹法西斯的平民，最后被法西斯处以绞刑。兄妹俩死时哥哥才24岁、妹妹仅22岁。在德国，兄妹早已成为德国平民勇气的代名词，德国许多中小学校都以兄妹俩名字命名。德国兄妹俩在德意志“十大俊杰”排名第四，处在马克思之后而在勃兰特之前。这足可证明，德国国民对自己在二战的反省和更彻底反省。
这与亚洲的日本相比，相差太远。相差太远的不仅如此，也不仅在此。
德国政治家的“种”与政治担当。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这位女性目前几乎成为欧元区国家中的领袖人物。而她的国家是欧洲的核心国、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目前怎么形容德国在欧元区乃至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不为过。而这位极为优秀的女性政治家，在十几年前还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科学院一名默默无闻的物理研究员。
同样，在2005年被默克尔和其政党“赶下台”的总理是施罗德，这位在位7年时间的总理是何“种“又有什么政治担当？施罗德出身平民家庭，年轻时一次醉酒拍着总理府的铁门酔喊：总有一天，它会是我的！后来果然施罗德如愿当上了德国总理。在位期间，他强硬推行了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减少工人福利、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的是让德国人逐步恢复忧患意识，着力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力，使德国经济恢复生机勃勃之气。而现在的欧洲在经济一片哀鸿下，需要和正在干的事情，却是德国早在10年前已完成的事情。而现在欧元区其它国家的经济与德国经济对比，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可见，平民出身的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担当——而恰恰因此他被默克尔领导的政党以略微优势推下了台。
以上可见德国政坛中的连续两位佼佼者，他们平民出身的“种”与他们的责任和政治担当。事实上，德国政坛的“种”与他们的担当不仅这两位。而在这两位有担当的政治家之前，一直担当总理长达14年的科尔也是一位：其在位期间完成了“两德统一”大业。在东、西德统一上，西德的政治家的担当和国民都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两德统一的第一块基石是1990年5月18日东西德政府签订的《货币、经济和福利统一条约》。核心是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东德经济纳入西德经济体系，从当年的7月1日。
西德在当时的统一中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当时的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实际比值大约7:1或更高，但官方兑换比率为1:1，西德政府还赠送每个东德公民100马克见面礼。西德政府为此准备了250亿马克现钞，而前一夜东德百姓就在银行前通宵排队等待换钱。汹涌的人潮不断冲击着银行大门，此后每天银行内外都是人山人海。
根据柏林大学发表的数据，两德统统一后的20年里，西德向东德地区投入了大约1.6万亿欧元的援助，比德国的国债还要多。西德的企业和居民还需要交纳“团结税”将收入的5.5%贡献出来帮助东德地区经济一直至今。这不仅让东德人与西德人的收入差距迅速拉近，原东德地区的基础建设设施也焕然一新。
“两德统一”20年后的报告显示，前东德地区GDP翻了一番，而西德地区的GDP仅增长12%。
这就是德国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德国国民对待二战历史的深刻反省和愿意付出的代价。
世界政坛“世袭政治”的终结信号：中东阿拉伯之春
2010年底，处于北非的中东国家突尼斯，因一个小贩不堪忍受经济和突尼斯城管的双重打击，在突尼斯广场自焚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很快推翻了独裁统治了23年家族统治者。而运动以极快速度波及到类似的中东国家中，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
而这些国家的独裁统治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家族和世袭统治和政治。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已经开始把国家权力交给他的儿子们，现在正在监狱里接受法庭审判。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是家族统治强人代表，已被利比亚反对者击毙，其儿女们也在接受审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第二代总统，目前该国仍处于战乱中，其结局应该可以预料。
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也被称作“阿拉伯的觉醒”，都是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针对者都是家族统治和世袭政治，而背景和契机都是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
“阿拉伯之春”给世界政坛的政治启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按照系统论的说法是，系统会发生突然崩溃，国家也不例外。
并非终结的结束语：
通过上述二战三个轴心国以及中东政坛事实描述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和启示：
第一、二战的三个轴心国哪类国家将进入衰败、哪类国家将赢得未来？或者说，什么样的国家可以赢得未来？读者和历史自会作出判断。
第二、一国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基础，更多体现政治精英阶层的上下流动性上，而不仅仅是政治阶层与选民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上。
第三、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大的变革或革新或改革，几乎都是以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转化成社会危机为契机的或来实现的。拖或延迟不解决任何问题。
第四、对于日本政治家的未来及该国的经济前景，中国应该做更坏的打算与准备。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20多年，但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而这恰是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因”，因为他们一直拒绝“创造性破坏过程”，不愿做出重大政治大变革、大调整。但这种大调整和大变革只能被推迟而不可能消失不见。
从经济学和经济原理上来分析，日本经济就是“僵尸经济”、“病态经济”，只有通过经济危机——创造性破坏过程才能恢复活力。
而日本政坛与其经济同状和同理，且是其经济的总病根。日本政坛和经济都缺少“痛定”所以无法“思痛”。因此，对日本的政治家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你只能比它更强大才行。
最为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全面汲取日本政坛和经济的教训，推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毕竟实力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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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政治家的未来及该国的经济前景，中国应该做更坏的打算与准备。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20多年，但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而这恰是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因”，因为他们一直拒绝“创造性破坏过程”，不愿做出重大政治大变革、大调整。但这种大调整和大变革只能被推迟而不可能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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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出自《史记》，是司马迁记载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起事时说的一句话。在笔者看来，这更像是司马迁借陈胜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这句2000多年前的一句话，却概括了当今世界政坛的现状。人性未变，政坛亦未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政坛演变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世界各国政坛演变路径与方向的研究价值。
二战亚洲轴心国日本
二战亚洲战争的策源国和战败国日本，其政坛出现了二战战败以来的“10年9相”超级乱象，这在西方发达国家（G7）中独有。
日本媒体曾在2009年做过统计，从1990年至2009年，日本一共更换了12位首相，平均每位首相任期一年多一点时间，其中小泉纯一郎一人就干足了五年。而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任期日本政治家最短。日本首相任期平均是26个月（2.1年），德国是88个月（7.3年）。二战后，日本政坛更换首相达30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最少的是8个，最多的是13个。日本首相位置走马灯似频繁更换，是其它发达国家的2-3倍。
这恰如日本媒体对日本政坛乱象曾给予的评价：骇人听闻的不是日本政治家的失误，而是他们的失误有多频繁！
日本政治家在国民中的信任度低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据《朝日新闻》在2003年3月初在日本全国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只有15%的日本国民仍然对政治家持信任态度。低于警察和教师亦然不近情理，连与占卜师等相比，其地位也是处于最下位的。可见日本政治家不被世人信任的深刻程度。
日本和国际媒体曾对让你政坛的超级乱象，探究过原因，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体制问题，政党之争在于权势名利而非国计民生；首相成为政治利益平衡的“产物”而非国家责任与担当；论资排辈胜过政绩的传统观念；僵化的文化教育制度；政界与商界任人唯亲歪风盛行；自1955年开始自民党在太长的时间里，是日本政坛的唯一“玩家”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分析都有相当的针对性，这些分析结果容易找到并得到认同。但仍不能表明“10年9相”的政坛超级乱象的根源。
只要梳理日本政坛多年的政治家的“种”或出身就会发现，日本政坛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世袭政治”。这在中国被称作“官二代”。而在日本早已过了“官二代”到了“官三代”甚至到“官四代”了。
日本政坛在过去的20多年里，总共有8位首相的祖辈或父辈曾担任自民党高管甚至首相。其中包括刚又获民主党党首的安倍晋三（极有可能成为下届首相），其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战的甲级战犯。上世纪50和60年代岸信介曾两次出任日本首相。其它的还包括：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和小泉纯一郎等。
实际上，“世袭政治”是日本政治和政坛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政坛有五大家族：鸠山、小泉、安倍、麻生、福田家族。除了“世袭首相”问题，世袭议员现象更为普遍。据《朝日新闻》调查，符合“世袭定义的，民主党21人、民主党多达102人。其中多为二代，但最长的已经是第四代了，比如鸠山由纪夫。
日本政坛的“世袭”问题由来已久。从“1955年体制”终结的1993年至今，出过10位首相，没有世袭的仅村山富市一人。21世纪后，所谓“世袭”首相问题更加明显了。如果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统计显示日本国会议员和内阁阁僚的构成，日本政坛的二代比例奇高，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可谓特例，甚至远高于英、法等有贵族传统的西欧国家。
日本政坛首相中的确有也仅有一位例外者，那就是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田中角荣。这位从日本新泻农村出来，白手起家成为富人尔后又成为首相堪称一个例外。在日本田中角荣有着绝对人气，在他刚上任一个月后马上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但两年半后又倒在了“金权政治”之下——日本前外务省国情局局长、《战后史的真相》作者孙崎认为：田中角荣下台完全缘自美国政府导演的洛克希德事件。
家族政治、裙带政治或世袭政治、金钱政治或金权政治，在日本被归纳有几大弊病：任人唯亲——重视关系重于才能；靠维持与议员之间关系——保卫世袭政治权力；用公共建设项目工程合同或有利的政策法规换取商界的政治献金——金权政治下的腐败或官商一体。
在笔者看来，家族政治、裙带政治或世袭政治最大的危害在于，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世袭政治”的“种”以外，日本政坛超级乱象的另一大根源：日本国民的宽容、忍耐和敬业和对政治和政治家冷漠。日本国民早已厌倦了政治上沆瀣一气的政治家，但这种国民态度却导致了一种过分宽松的环境（就像日本过去20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一样），使得无能、少德的政治家在政坛持续“乱”将下去。这正如日本国际级导演黑泽明，在1950年拍摄的一部经典电影《罗生门》中要表明的观点：有软弱的地方就有谎言。
日本的国民与欧、美国家的民众对比可以发现相反的情景，日本国民早已被日本历代政治家打造成“良民”，对于政府从来都是逆来顺受。而欧、美国家的民众与日本国民相比，都是“刁民”，稍有不顺就会让政府“逆来顺受”。欧洲国家的国民对政府从来都疑虑重重，把政府看得很紧，时常会抬着“笼子”上街游行示威，意思是政府又从“笼子”里跑出来了，要把它（权力和乱用权力）关进去。两者国民对待政府和政治家的态度恰恰相反。
在日本“世袭政治”与国民的“良民”性存在另一个根源：制度、文化之殇——政坛与国民之间缺乏上下流动性和阶层有序的竞争性。这点对比欧洲的德国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就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来（德国后面揭示）。在美国，有二流演员成为伟大总统的里根、出身平民的总统克林顿、还有黑人现任总统的奥巴马。这日本没有，也不可能。
或许，日本缺乏像陈胜吴广那样振臂一呼的农民“种”；或许，日本缺少像德国施密特、美国克林顿那样年轻时就立志成为总理或总统、日后也能成为总理或总统并要“改造日本”的平民“种”；或许，演员职业与黑人出身的里根和奥巴马都不可能成为日本首相。但日本政坛的确也真正缺少就是这些。
二战欧洲轴心国之一意大利
众所周知，二战中欧洲战场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其政坛在二战后一直都是党派林立、“乱象丛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商人的贝卢斯科尼曾三度出任意大利总理并组阁，而这位三起三落的总理驰骋意大利政坛17年，经常绯闻和腐败传闻不断、官司缠身，经历过53次不信任案投票都涉险过关。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后，主权债危机很快波及到意大利，这个在欧元区第三大经济大国，很快就束手无策了。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黯然下台，被媒体称作：一个时代的终结。
意大利政坛旧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贝卢斯科尼辞职的次日，前欧委会成员、资深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被意大利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并授权组阁。这位蒙蒂何许人？一位无党派的经济学家、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和前欧盟的技术型官员。在中国，这种人以前常被称作“百无一用是书生”“或“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为何一位学者出身的无党派人士，可以出任欧洲议会多党制的意大利国家总理并独立组阁呢？
答案只有一个：危机。因为，不管意大利政坛怎样“乱”，当危机来临时，他们都不会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给勒死。也只有危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命题才能更清晰地显示出来。
危机之下的意大利和欧洲，是如何评价蒙蒂担任意大利总理并组阁的。11月16日蒙蒂携新内阁成员宣示就职，新内阁成员为清一色的专家学者组成。这在正常时期或常态期间根本没有可能。在意大利方面，17、18日，意大利参众两院以史无前例的高票通过了对新政府的信任。意大利民调也显示，多数意大利人都对蒙蒂领导的新政府表示支持。意大利各党派也暂时全面搁置争议、支持革新而不是选择维持现状和“一切照旧”。
在欧洲方面，消息传出后，欧盟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发表联合声明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市场方面，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7%以下，欧美股市出现反弹。事实上，整个欧洲都指望蒙蒂率领的新内阁团队，在危机当前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因为他拯救的不仅是意大利，而是整个欧洲的命运。
欧洲媒体对意大利超党派新政府做过这样的评价，在欧洲危机面前，无党派色彩的技术官僚被寄予厚望，认为他们能够超脱选民的意志，能够对经济问题作出理性决策。无论在希腊还是意大利，选民都与腐化的政治阶层有着极深的隔阂，似乎只有非政界人士才能够克服眼前的障碍、实施恢复经济增长所必须的痛苦改革。
痛苦的改革是政治家出身的政治家所无法承担的。历史早已为鉴，有作为的政治家多非“王侯将相”，或者说非政治家出身。而他们的政治舞台也总是在危机之后才能出现。非常遗憾的是，这与中国人常常提起的“乱世出英雄”是一致的。而那些“王侯将相”也即当代的专职政治家们，也总是会把政治当做游戏玩，直至“山穷水尽”时才会交出权力和舞台，等待“柳暗花明”的平民或技术专业的“种”来收拾残局。
意大利政坛的“新时代”来临，或许给了日本政坛仍在自娱自乐的政治家一个最大的启示：日本政坛的“新时代”只能等待是危机的到来。
二战轴心国“领导者”德国
二战的欧洲战场挑起国和失败国德国，也是世界法西斯的领导者。在二战之后，走上了一条与其在二战中亚洲同样的战争侵略和战败国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两者的区别在两点：第一，反省、彻底地反省；第二，政治家“种“的不同与责任和担当。
德国政治家的反省和彻底反省。1970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德国当时的总理勃兰特惊天一跪，让全世界为之一惊和动容。这也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纳粹罪行的代表。
德国国民的反省和更彻底反省。其一，勃兰特这惊天一跪之后，2003年11月，德国国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历史“十大俊杰”中，勃兰特当选为其中之一。让我们看看德国国民投票选出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都有那些俊杰：领导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新教领袖马丁•路德、中国人都知道的马克思、音乐之父巴赫、世界文豪歌德、现代印刷术发明者古登堡、铁血宰相俾斯麦、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其二，在德国国民投票产生“十大俊杰”中还有一位（实际上是两位）俊杰，却是一介布衣的平民英雄：舒和兄妹（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这德国兄妹俩是在二战中散发传单反希特勒纳粹法西斯的平民，最后被法西斯处以绞刑。兄妹俩死时哥哥才24岁、妹妹仅22岁。在德国，兄妹早已成为德国平民勇气的代名词，德国许多中小学校都以兄妹俩名字命名。德国兄妹俩在德意志“十大俊杰”排名第四，处在马克思之后而在勃兰特之前。这足可证明，德国国民对自己在二战的反省和更彻底反省。
这与亚洲的日本相比，相差太远。相差太远的不仅如此，也不仅在此。
德国政治家的“种”与政治担当。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这位女性目前几乎成为欧元区国家中的领袖人物。而她的国家是欧洲的核心国、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目前怎么形容德国在欧元区乃至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不为过。而这位极为优秀的女性政治家，在十几年前还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科学院一名默默无闻的物理研究员。
同样，在2005年被默克尔和其政党“赶下台”的总理是施罗德，这位在位7年时间的总理是何“种“又有什么政治担当？施罗德出身平民家庭，年轻时一次醉酒拍着总理府的铁门酔喊：总有一天，它会是我的！后来果然施罗德如愿当上了德国总理。在位期间，他强硬推行了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减少工人福利、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的是让德国人逐步恢复忧患意识，着力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力，使德国经济恢复生机勃勃之气。而现在的欧洲在经济一片哀鸿下，需要和正在干的事情，却是德国早在10年前已完成的事情。而现在欧元区其它国家的经济与德国经济对比，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可见，平民出身的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担当——而恰恰因此他被默克尔领导的政党以略微优势推下了台。
以上可见德国政坛中的连续两位佼佼者，他们平民出身的“种”与他们的责任和政治担当。事实上，德国政坛的“种”与他们的担当不仅这两位。而在这两位有担当的政治家之前，一直担当总理长达14年的科尔也是一位：其在位期间完成了“两德统一”大业。在东、西德统一上，西德的政治家的担当和国民都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两德统一的第一块基石是1990年5月18日东西德政府签订的《货币、经济和福利统一条约》。核心是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东德经济纳入西德经济体系，从当年的7月1日。
西德在当时的统一中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当时的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实际比值大约7:1或更高，但官方兑换比率为1:1，西德政府还赠送每个东德公民100马克见面礼。西德政府为此准备了250亿马克现钞，而前一夜东德百姓就在银行前通宵排队等待换钱。汹涌的人潮不断冲击着银行大门，此后每天银行内外都是人山人海。
根据柏林大学发表的数据，两德统统一后的20年里，西德向东德地区投入了大约1.6万亿欧元的援助，比德国的国债还要多。西德的企业和居民还需要交纳“团结税”将收入的5.5%贡献出来帮助东德地区经济一直至今。这不仅让东德人与西德人的收入差距迅速拉近，原东德地区的基础建设设施也焕然一新。
“两德统一”20年后的报告显示，前东德地区GDP翻了一番，而西德地区的GDP仅增长12%。
这就是德国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德国国民对待二战历史的深刻反省和愿意付出的代价。
世界政坛“世袭政治”的终结信号：中东阿拉伯之春
2010年底，处于北非的中东国家突尼斯，因一个小贩不堪忍受经济和突尼斯城管的双重打击，在突尼斯广场自焚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很快推翻了独裁统治了23年家族统治者。而运动以极快速度波及到类似的中东国家中，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
而这些国家的独裁统治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家族和世袭统治和政治。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已经开始把国家权力交给他的儿子们，现在正在监狱里接受法庭审判。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是家族统治强人代表，已被利比亚反对者击毙，其儿女们也在接受审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第二代总统，目前该国仍处于战乱中，其结局应该可以预料。
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也被称作“阿拉伯的觉醒”，都是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针对者都是家族统治和世袭政治，而背景和契机都是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
“阿拉伯之春”给世界政坛的政治启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按照系统论的说法是，系统会发生突然崩溃，国家也不例外。
并非终结的结束语：
通过上述二战三个轴心国以及中东政坛事实描述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和启示：
第一、二战的三个轴心国哪类国家将进入衰败、哪类国家将赢得未来？或者说，什么样的国家可以赢得未来？读者和历史自会作出判断。
第二、一国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基础，更多体现政治精英阶层的上下流动性上，而不仅仅是政治阶层与选民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上。
第三、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大的变革或革新或改革，几乎都是以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转化成社会危机为契机的或来实现的。拖或延迟不解决任何问题。
第四、对于日本政治家的未来及该国的经济前景，中国应该做更坏的打算与准备。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20多年，但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而这恰是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因”，因为他们一直拒绝“创造性破坏过程”，不愿做出重大政治大变革、大调整。但这种大调整和大变革只能被推迟而不可能消失不见。
从经济学和经济原理上来分析，日本经济就是“僵尸经济”、“病态经济”，只有通过经济危机——创造性破坏过程才能恢复活力。
而日本政坛与其经济同状和同理，且是其经济的总病根。日本政坛和经济都缺少“痛定”所以无法“思痛”。因此，对日本的政治家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你只能比它更强大才行。
最为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全面汲取日本政坛和经济的教训，推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毕竟实力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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