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献身辛亥革命的日本人 ——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来源: NMDW 于 2011-05-01 18:08:43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5505 bytes)

原创：轩辕春秋（绝世天骄）

那个献身辛亥革命的日本人

                        ——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杨津涛（启风）

      刊于4月3日《南方日报》，原题《那个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的日本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天朝自居的中国败在了蕞尔东邻之手，从此时势迁移，老师成了学生。也是在那一年，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夭折，孙中山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日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孙中山那些鼎鼎大名的日本友人中，以宫崎滔天最为国人所熟知。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1897年，宫崎与孙中山初次相会，即为对方的气度与言谈所折服，“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人？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毁家纾难帮助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泛亚洲主义盛行日本的时候《三十三年之梦》中作者就记录下了他二哥(宫崎弥藏)复兴亚洲的“隆中对”，“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万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行，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这成为宫崎滔天后来在中国革命的“根本方针”。初看宫崎滔天所信奉的泛亚洲主义理念，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侵略者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两者的区别是极为鲜明的：前者是真心要为亚洲谋自由，后者则是要变亚洲为日本的盘中肉。孙中山当时的想法也与此相契合，他希望亚洲各地区能团结在一起，改变被西方奴役的命运，实现黄种人的共同解放。

   因此在1900年，兴中会决定发动惠州起义时，他们除了获得日本政界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外，更有日本人亲身参与其中，留下姓名的即包括宫崎滔天、平山周、福本诚、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

   惠州起义之初还比较顺利，革命军四战四捷。但好景不长，先是日本内阁易主，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反对援助孙中山；然后革命党人又发现，自己上了人家的当，在菲律宾购置的一批军械竟全是废品。没办法，只得临时改变计划，结束起义。在撤退途中，山田良政因迷路被清军捕杀，孙中山赞之以“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被寄予厚望的惠州起义竟以失败告终，宫崎滔天备受打击。他此前为了辛亥革命，几乎是毁家纾难，甚至曾对妻子说，“为革命用的钱，我能弄到，可养活妻儿的钱却弄不到。你该自己想想法子。”惠州起义后，宫崎滔天一度想出家遁世，但最终为了养活妻儿，还是选择做了一名浪花节作家。此时的他“处于悲愤和贫困的绝境中，可能是为了发泄郁愤，也可能是为了想得到几许稿费”(其子宫崎龙介所述)，于是开始在报刊上撰写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

   此书在1902年出版发行，章士钊随即摘译了其中有关孙中山的部分，以《孙逸仙》的书名刊行于世。章士钊翻译的内容只有全书的五分之一，但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发明”了“孙中山”三个字。原来1897年孙文在日本流亡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是姓、“樵”是名。只学得半吊子日语的章士钊，竟 “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孙逸仙》在当年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风行天下，国人从此才知道有一个闹革命的“孙中山”。章士钊之后，革命诗人金天羽又出版了此书的全译本，易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但是金译本的质量依旧不高，错译的地方很多。因此，林启彦在上世纪 80年代重译了《三十三年之梦》，成为至今最好的中译本。宫崎滔天本身即文采出众，兼之林先生流畅的译笔，使这本书无论是在故事，还是行文上，都很是好看。

   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孙中山在《三十三年之梦》的序中将这位友人比作大侠虬髯客“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来相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在此书的前半部分，宫崎滔天叙述了自己的家世与早年经历；后半部分则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他同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戊戌政变失败时，宫崎滔天亲身犯险，参与营救维新党；康有为与梁启超寄居日本期间，他又极力撮合维新、革命两党，希望中国革新势力能够团结一致；两党联合无望后，宫崎则与革命党人精诚合作，直到惠州起义功败垂成。正所谓“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惠州事件又失败如此。”

   从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能读出来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步履维艰，更有那早已湮灭无闻的革命情怀。悲观之情纵然是溢于言表，但革命的念头却始终萦绕在宫崎滔天的心中，理想的火花从未熄灭。后来如果没有宫崎滔天，或许就不会有1905年中国革命势力的大联合。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记载，正是在他的引见下，兴中会的孙中山与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才得以相识，几十天后即合力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宫崎滔天也成为最早的会员。

   1911年12月30日，宫崎滔天出席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祝贺宴会，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短暂成功。1921年，宫崎滔天最后一次来华，意图协助孙中山谋划北伐，回国后于次年去世。孙中山闻讯后至为悲切，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在中日两国近世百年的恩怨纠葛中，能有宫崎滔天这样一个日本友人，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前后奔走数十年，真可谓是一段世界史上的传奇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