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抗美援朝得失：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来源：人民网
2010年07月14日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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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和周世钊谈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 “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纵论国事，无所避嫌。现根据周世钊记述，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往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谈话整理如下：
幸福的会见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学习了5年半。毕业后，他们走上了社会，又一起共同奋斗了9个春秋，直到1927年后才分开。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同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一起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并且常常写信互勉。1920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周世钊写信劝毛泽东回湖南创立一番事业：“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
后来，毛泽东忙于建团建党的活动，他虽然曾邀请周世钊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但周世钊当时入了上大学的“迷”，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依然联系密切。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把调查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周世钊。后来，因毛泽东南征北战，他们的联系才慢慢中断了。
直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的名义专门致电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不久就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自此，周世钊和毛泽东又恢复了密切联系。1949年10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诗一首，同时附去陈泽同建设湘潭工业区的一份意见书。11月15日，毛泽东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对毛泽东评价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十分高兴，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中午，周世钊到达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前往北京饭店王季范（因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处谈了一阵儿。周世钊从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问起他的情况，江青还在旁边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10月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直到10月5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嘱咐他在饭店等候。下午4时，毛泽东派秘书用车到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他们入新华门，到达勤政殿，江青在门口等候，引周世钊入内，并一路询问周世钊的家庭情况。
1927年分别后，两位老朋友23年后终于相见。周世钊称此次见面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后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说见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于是，毛泽东一面嘱咐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咐准备两辆车。毛泽东和周世钊坐一辆车，警卫人员坐一辆车，进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20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钊问毛泽东：“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几位约请的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话题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
谈话中，毛泽东嘱咐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搬到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后，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便起身告辞。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它不敢，那样做我们也不怕它。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要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样是侵略。”
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笑着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径，一定会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他们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950年至1951年初，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行政负责同志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周世钊不想卷入其中，也没有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解决问题，想一走了事。上级领导对周世钊进行了耐心教育，他才勉强安下心来。但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校内不团结问题，学校工作因而受到影响。周世钊认为自己过多考虑到个人面子、威信问题，作为旧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体会党对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迫切需要学习。于是，他要求学习、改造。1951年3 月，湖南省教育厅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人事作了适当调整，由副校长李迪光暂时代理校长，同意周世钊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周世钊自3月7日北上，到京后住惠中饭店。此时，毛泽东已离京去石家庄附近乡间休息去了，于是周世钊写了一封信告诉毛泽东他的学习计划。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办公室通知周世钊，中南海将派车来接他。下午4时，毛泽东的秘书来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这时，毛泽东已从石家庄回来。见面后，毛泽东询问周世钊、蒋竹如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想学习两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这样幸运，能够请假学习，我现在是不好请假的。”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聚会。见面后，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场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谈了这些以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坑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办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周世钊听后感到很兴奋、很激动。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吗？”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率领下，于1953年10月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判断的正确性，心里更加佩服。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
周世钊感叹：“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又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中国牺牲18万志愿军
朝鲜战争中交战各方损失多少军人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交战双方最终打成平局而都未能控制战场，因而各自对敌方伤亡数只能估计而无法准确统计。战争结束几十年来，只有朝鲜人民军方面至今没有公布自身损失数，其他参战各方都相继公布过自身的伤亡数，不过在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都有差异，且因计算方式不同造成总减员数统计也不相同。
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为中国战争史上最精确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次对内对外战争中，腐败的封建王朝和民国政府都没有做出过准确的人员损失统计，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队吃空额、逃亡严重，国内又没有完整的户籍制度。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征了1400万壮丁，因开小差、虐待致死等原因，补充到军队只有590万人，其政府的各种统计中又虚报成风，作战损失数基本都靠估计，其中误差极大。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按估计声称国内军民共死亡600万人，而到50年代中期新中国政府为对日索赔和审判战犯时进行统计得出的死亡数字则为1200万人。到了90年代国内重新统计，加上受侵略者折磨虐待而死者，将抗日战争中国内总死亡数定为 2100万人，加上负伤1400万人，总计伤亡3500万人。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新中国已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完整户籍统计，此后的各参战部队也有了详尽的战报和人员名册，对战斗减员人员的统计基本准确。不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直至国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因此外部有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数字。
美国和南朝鲜军方根据自己战时的估计，一再公布对中国军队的伤亡数目，其实都很不准确。朝鲜停战时，美国掌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的总战果是杀伤中国军队92万人（估计其中死亡为30万至40万人），连同北朝鲜军队在内则共杀伤中朝军队142～150万人，又称己方的伤亡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共46万人，包括美军14万人、韩国军队30万人和其他国家部队1万多人），并将此作为炫耀的依据。后来台湾当局和一些别有用心者又编造出夸张离奇的中国参战死亡数字，比参战者美国公布的数字还高得多，这只能让人嗤之以鼻而不值一驳。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对历史资料增强了公开性，在80年代初曾公布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只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根据卫生勤务部门准确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收伤病员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
战斗和事故亡114，084人；
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
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
战场失踪25，621人。
战争期间根据解放军后方卫生部门的统计，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总计，共有 148，977人牺牲。当然，这一数字未包括失踪人员中的死亡者，也未包括支前民工。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烈士数为何一再增加
抗美援朝结束四十多年后，90年代丹东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时，又要求在纪念墙上把所有牺牲者的数字标明。为此，纪念馆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牺牲人员统计，因有抚恤金发放名册而精确到每个人。纪念馆将各省的数字相加后，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
纪念馆建立十几年来，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至今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人。
按照军委和卫生勤务部门的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确切的牺牲者为14.8万人，为何民政部门的统计又多出了3万多人呢？笔者曾查看过战时的统计报告并询问过当年后勤部门的负责人，也向丹东纪念馆做过了解，对出现这种差异大致可以解释为以下原因：
一、志愿军失踪的2.56万人员中有2.13万人被美军宣布为战俘，还有几千名下落不明者显然系死亡；
二、战争中有60万民工入朝支前，其中一些人在敌机轰炸下牺牲，他们未列入志愿军损失统计，却被各地民政部门同样列为抗美援朝烈士而加以抚恤；
三、一些伤病人员在战时或停战初期复员回乡后因伤病复发去世，经家属要求也被当地民政部门算作抗美援朝烈士（就此家属也可得到抚恤金）。这些死者因已退伍未再列入军队统计，却出现在民政部门的统计中。
近些年来，各地又有一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致病返乡后死亡者的家属提出追认烈士并予抚恤的补充要求，其中不少得到民政部门承认，因此便出现了数字继续增加的现象。
考虑到上述复杂现象，对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志愿军在战争中被俘人员除死亡者外，停战时在美方战俘营中留有2. 13万人。这些人中有7，100人分三批（伤病战俘遣返、自愿遣返、解释动员遣返）得到遣返，另外1. 42万人被美国称为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被送到台湾，加上“反共义士”的头衔补入国民党军队。
至于朝鲜人民军在战争中的损失，2000年中国方面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时曾公布过其伤亡共26万人的数字（未说明其中死亡数），志愿军领导在回忆录中也说过经计算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约为9万（美方曾公布过拘押北朝鲜14万人和11万人战俘的数字，事后也宣布其中包括一些平民）。战时朝鲜人民军由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国方面对其损失数字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战争中的人员损失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代价，总数量却少于对手。在火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数对比说明志愿军有很高的作战技能。据中朝双方于1953年8月14日通过报纸电台宣布的数字，共歼敌109万人（朝鲜在后来公开数字中又有增加），其中美军39万人、南朝鲜军66万、其他国家军队2万多人。志愿军司令部的统计数字，是共歼敌70万人。当时对外宣布的这个“歼敌”数字，是采取“一锅煮”的办法，即不宣布毙、伤、俘的分类数字，其原因是有大批南朝鲜战俘已补入朝鲜人民军，另外战俘失散、病亡者也较多，若公布俘虏数在谈判中不好交待。了解朝鲜战场情况的人都清楚，当时志愿军在多数情况下未能控制战场，因敌方死伤人员大都已后运而只能靠估算，因此不可能很准确。
据美军在停战后宣布，美国军人共死亡33，739人，战斗负伤103，284人，南朝鲜军战斗伤亡共30.5万人。在上述死者中，美军还宣布包括5，800人在对方看管下因伤病死亡的被俘官兵，这就使9，500名战场失踪者在停战后只有3，700人被作为战俘遣返。至于南朝鲜军共有9万多人在战场上失踪，最后只有7，000人作为战俘被遣返（其余大多被补充入朝鲜人民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十年间，美国和韩国政府又一再公布过其战时的死伤人数，其总数大大超出停战时公布的数字，甚至比中国方面在战时的“歼敌”总数统计还要多，这说明志愿军在战时歼敌的总估算还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只是对美军损失的估算多了一些）。如据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电，“联合国军” 发言人便称美国及盟军再加南朝鲜军队的人员损失总计为1，474，269人。此言一出，舆论普遍质疑，于是美方又改称其中包括一些非军事人员。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的姓名和家乡都刻在上面（如有遗漏其家属肯定要闹事），结果将各州民政部门上送的名单相加后，竟得出了54，246人的数字，比战时军方统计多出2万多人。当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便表示惊讶，随后经分类研究后解释说，比原来计算的死者多出的数字包括朝鲜战区非战斗死亡2，835人（如事故、车祸等），以及战区外死亡17，672人（即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在其他地区担负相关任务的死亡军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伤病死亡的军人）。由于美国对战争死亡军人的抚恤金很高，一些遗属便把与朝鲜战争能牵连上的死亡军人都算在内，并得到民政部门承认。
韩国战后几十年提升死者统计的幅度最大
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政府不愿多谈自己的损失。进入70年代以后，韩方陆续公布了几种版本的战时伤亡数字，结果是越算越多。90年代韩国官方出版的《韩国战争被害统计》，宣布其军人死亡137，899人，受伤450，742人，却称这一统计不包括警察、民团等非正规军。汉城的韩国战争博物馆中的统计，其军人在战时死亡合计152，279人。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11卷本的《韩国战争史》，又宣布其军事人员（包括正规军、警察和非正规军）共死亡227，800人，受伤717，100人，失踪43，500人，合计损失988，400人。这个损失数，大大超过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战时对南朝鲜军杀伤的总计。
2000年10月中韩双方举行历史讨论会时，笔者曾询问过韩国军方代表，上述统计以哪个为准确数？其回答是死亡22万、负伤71万军事人员比较准确。韩国政府的数字统计如此前后不一致，主要是因政府和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出现了全局性混乱，战时为影响军心民心又有意少报损失。战后韩国因经济发展和对战时伤兵和死者的优抚增加，加上民选政府又不再掩盖损失，不断发掘出新资料并有新的申报，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伤统计数字。
军队和民政部门对战争死亡者统计差异的现象，其实在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国在战后对死亡人数的统计一般也是越来越多。其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原来未列入统计的死者（主要是因伤、事故或在战场之外）的家属要求追认，这除了享受荣誉外还包含有领取抚恤金这类经济利益。
在战争期间，交战各方公布的歼敌数和自身伤亡数字，又受政治宣传的因素影响，往往存在夸大、缩小或不公开等现象。一般是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史学工作者才能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客观的研究分析，并从中得到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来源：文史参考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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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和周世钊谈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 “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纵论国事，无所避嫌。现根据周世钊记述，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往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谈话整理如下：
幸福的会见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学习了5年半。毕业后，他们走上了社会，又一起共同奋斗了9个春秋，直到1927年后才分开。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同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一起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并且常常写信互勉。1920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周世钊写信劝毛泽东回湖南创立一番事业：“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
后来，毛泽东忙于建团建党的活动，他虽然曾邀请周世钊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但周世钊当时入了上大学的“迷”，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依然联系密切。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把调查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周世钊。后来，因毛泽东南征北战，他们的联系才慢慢中断了。
直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的名义专门致电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不久就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自此，周世钊和毛泽东又恢复了密切联系。1949年10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诗一首，同时附去陈泽同建设湘潭工业区的一份意见书。11月15日，毛泽东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对毛泽东评价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十分高兴，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中午，周世钊到达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前往北京饭店王季范（因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处谈了一阵儿。周世钊从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问起他的情况，江青还在旁边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10月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直到10月5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嘱咐他在饭店等候。下午4时，毛泽东派秘书用车到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他们入新华门，到达勤政殿，江青在门口等候，引周世钊入内，并一路询问周世钊的家庭情况。
1927年分别后，两位老朋友23年后终于相见。周世钊称此次见面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后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说见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于是，毛泽东一面嘱咐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咐准备两辆车。毛泽东和周世钊坐一辆车，警卫人员坐一辆车，进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20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钊问毛泽东：“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几位约请的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话题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
谈话中，毛泽东嘱咐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搬到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后，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便起身告辞。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它不敢，那样做我们也不怕它。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要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样是侵略。”
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笑着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径，一定会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他们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950年至1951年初，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行政负责同志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周世钊不想卷入其中，也没有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解决问题，想一走了事。上级领导对周世钊进行了耐心教育，他才勉强安下心来。但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校内不团结问题，学校工作因而受到影响。周世钊认为自己过多考虑到个人面子、威信问题，作为旧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体会党对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迫切需要学习。于是，他要求学习、改造。1951年3 月，湖南省教育厅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人事作了适当调整，由副校长李迪光暂时代理校长，同意周世钊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周世钊自3月7日北上，到京后住惠中饭店。此时，毛泽东已离京去石家庄附近乡间休息去了，于是周世钊写了一封信告诉毛泽东他的学习计划。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办公室通知周世钊，中南海将派车来接他。下午4时，毛泽东的秘书来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这时，毛泽东已从石家庄回来。见面后，毛泽东询问周世钊、蒋竹如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想学习两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这样幸运，能够请假学习，我现在是不好请假的。”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聚会。见面后，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场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谈了这些以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坑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办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周世钊听后感到很兴奋、很激动。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吗？”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率领下，于1953年10月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判断的正确性，心里更加佩服。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
周世钊感叹：“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又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中国牺牲18万志愿军
朝鲜战争中交战各方损失多少军人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交战双方最终打成平局而都未能控制战场，因而各自对敌方伤亡数只能估计而无法准确统计。战争结束几十年来，只有朝鲜人民军方面至今没有公布自身损失数，其他参战各方都相继公布过自身的伤亡数，不过在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都有差异，且因计算方式不同造成总减员数统计也不相同。
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为中国战争史上最精确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次对内对外战争中，腐败的封建王朝和民国政府都没有做出过准确的人员损失统计，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队吃空额、逃亡严重，国内又没有完整的户籍制度。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征了1400万壮丁，因开小差、虐待致死等原因，补充到军队只有590万人，其政府的各种统计中又虚报成风，作战损失数基本都靠估计，其中误差极大。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按估计声称国内军民共死亡600万人，而到50年代中期新中国政府为对日索赔和审判战犯时进行统计得出的死亡数字则为1200万人。到了90年代国内重新统计，加上受侵略者折磨虐待而死者，将抗日战争中国内总死亡数定为 2100万人，加上负伤1400万人，总计伤亡3500万人。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新中国已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完整户籍统计，此后的各参战部队也有了详尽的战报和人员名册，对战斗减员人员的统计基本准确。不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直至国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因此外部有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数字。
美国和南朝鲜军方根据自己战时的估计，一再公布对中国军队的伤亡数目，其实都很不准确。朝鲜停战时，美国掌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的总战果是杀伤中国军队92万人（估计其中死亡为30万至40万人），连同北朝鲜军队在内则共杀伤中朝军队142～150万人，又称己方的伤亡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共46万人，包括美军14万人、韩国军队30万人和其他国家部队1万多人），并将此作为炫耀的依据。后来台湾当局和一些别有用心者又编造出夸张离奇的中国参战死亡数字，比参战者美国公布的数字还高得多，这只能让人嗤之以鼻而不值一驳。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对历史资料增强了公开性，在80年代初曾公布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只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根据卫生勤务部门准确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收伤病员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
战斗和事故亡114，084人；
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
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
战场失踪25，621人。
战争期间根据解放军后方卫生部门的统计，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总计，共有 148，977人牺牲。当然，这一数字未包括失踪人员中的死亡者，也未包括支前民工。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烈士数为何一再增加
抗美援朝结束四十多年后，90年代丹东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时，又要求在纪念墙上把所有牺牲者的数字标明。为此，纪念馆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牺牲人员统计，因有抚恤金发放名册而精确到每个人。纪念馆将各省的数字相加后，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
纪念馆建立十几年来，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至今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人。
按照军委和卫生勤务部门的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确切的牺牲者为14.8万人，为何民政部门的统计又多出了3万多人呢？笔者曾查看过战时的统计报告并询问过当年后勤部门的负责人，也向丹东纪念馆做过了解，对出现这种差异大致可以解释为以下原因：
一、志愿军失踪的2.56万人员中有2.13万人被美军宣布为战俘，还有几千名下落不明者显然系死亡；
二、战争中有60万民工入朝支前，其中一些人在敌机轰炸下牺牲，他们未列入志愿军损失统计，却被各地民政部门同样列为抗美援朝烈士而加以抚恤；
三、一些伤病人员在战时或停战初期复员回乡后因伤病复发去世，经家属要求也被当地民政部门算作抗美援朝烈士（就此家属也可得到抚恤金）。这些死者因已退伍未再列入军队统计，却出现在民政部门的统计中。
近些年来，各地又有一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致病返乡后死亡者的家属提出追认烈士并予抚恤的补充要求，其中不少得到民政部门承认，因此便出现了数字继续增加的现象。
考虑到上述复杂现象，对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志愿军在战争中被俘人员除死亡者外，停战时在美方战俘营中留有2. 13万人。这些人中有7，100人分三批（伤病战俘遣返、自愿遣返、解释动员遣返）得到遣返，另外1. 42万人被美国称为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被送到台湾，加上“反共义士”的头衔补入国民党军队。
至于朝鲜人民军在战争中的损失，2000年中国方面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时曾公布过其伤亡共26万人的数字（未说明其中死亡数），志愿军领导在回忆录中也说过经计算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约为9万（美方曾公布过拘押北朝鲜14万人和11万人战俘的数字，事后也宣布其中包括一些平民）。战时朝鲜人民军由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国方面对其损失数字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战争中的人员损失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代价，总数量却少于对手。在火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数对比说明志愿军有很高的作战技能。据中朝双方于1953年8月14日通过报纸电台宣布的数字，共歼敌109万人（朝鲜在后来公开数字中又有增加），其中美军39万人、南朝鲜军66万、其他国家军队2万多人。志愿军司令部的统计数字，是共歼敌70万人。当时对外宣布的这个“歼敌”数字，是采取“一锅煮”的办法，即不宣布毙、伤、俘的分类数字，其原因是有大批南朝鲜战俘已补入朝鲜人民军，另外战俘失散、病亡者也较多，若公布俘虏数在谈判中不好交待。了解朝鲜战场情况的人都清楚，当时志愿军在多数情况下未能控制战场，因敌方死伤人员大都已后运而只能靠估算，因此不可能很准确。
据美军在停战后宣布，美国军人共死亡33，739人，战斗负伤103，284人，南朝鲜军战斗伤亡共30.5万人。在上述死者中，美军还宣布包括5，800人在对方看管下因伤病死亡的被俘官兵，这就使9，500名战场失踪者在停战后只有3，700人被作为战俘遣返。至于南朝鲜军共有9万多人在战场上失踪，最后只有7，000人作为战俘被遣返（其余大多被补充入朝鲜人民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十年间，美国和韩国政府又一再公布过其战时的死伤人数，其总数大大超出停战时公布的数字，甚至比中国方面在战时的“歼敌”总数统计还要多，这说明志愿军在战时歼敌的总估算还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只是对美军损失的估算多了一些）。如据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电，“联合国军” 发言人便称美国及盟军再加南朝鲜军队的人员损失总计为1，474，269人。此言一出，舆论普遍质疑，于是美方又改称其中包括一些非军事人员。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的姓名和家乡都刻在上面（如有遗漏其家属肯定要闹事），结果将各州民政部门上送的名单相加后，竟得出了54，246人的数字，比战时军方统计多出2万多人。当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便表示惊讶，随后经分类研究后解释说，比原来计算的死者多出的数字包括朝鲜战区非战斗死亡2，835人（如事故、车祸等），以及战区外死亡17，672人（即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在其他地区担负相关任务的死亡军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伤病死亡的军人）。由于美国对战争死亡军人的抚恤金很高，一些遗属便把与朝鲜战争能牵连上的死亡军人都算在内，并得到民政部门承认。
韩国战后几十年提升死者统计的幅度最大
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政府不愿多谈自己的损失。进入70年代以后，韩方陆续公布了几种版本的战时伤亡数字，结果是越算越多。90年代韩国官方出版的《韩国战争被害统计》，宣布其军人死亡137，899人，受伤450，742人，却称这一统计不包括警察、民团等非正规军。汉城的韩国战争博物馆中的统计，其军人在战时死亡合计152，279人。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11卷本的《韩国战争史》，又宣布其军事人员（包括正规军、警察和非正规军）共死亡227，800人，受伤717，100人，失踪43，500人，合计损失988，400人。这个损失数，大大超过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战时对南朝鲜军杀伤的总计。
2000年10月中韩双方举行历史讨论会时，笔者曾询问过韩国军方代表，上述统计以哪个为准确数？其回答是死亡22万、负伤71万军事人员比较准确。韩国政府的数字统计如此前后不一致，主要是因政府和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出现了全局性混乱，战时为影响军心民心又有意少报损失。战后韩国因经济发展和对战时伤兵和死者的优抚增加，加上民选政府又不再掩盖损失，不断发掘出新资料并有新的申报，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伤统计数字。
军队和民政部门对战争死亡者统计差异的现象，其实在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国在战后对死亡人数的统计一般也是越来越多。其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原来未列入统计的死者（主要是因伤、事故或在战场之外）的家属要求追认，这除了享受荣誉外还包含有领取抚恤金这类经济利益。
在战争期间，交战各方公布的歼敌数和自身伤亡数字，又受政治宣传的因素影响，往往存在夸大、缩小或不公开等现象。一般是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史学工作者才能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客观的研究分析，并从中得到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来源：文史参考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