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上）
11/09/2006/16:31
华夏经纬网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即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援助越南进行反美、抗美战争之时，[1] 正是中苏关系从分裂走向破裂、敌对乃至对抗的时期。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援越方针，并导致中越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他的中国分手，而与苏联结成了同盟。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2] 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3] 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这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此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二）1965-1969年援越抗美中期；（三）1970-1972年援越抗美后期。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中苏两国援越抗美、双方矛盾冲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以及越南在中苏两国夹缝中寻求援助的尴尬处境等问题，做一个历史考察。
背景：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1964年；特别在1964年6月，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4]
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5] 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6] 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7]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8] 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9]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10] 一面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11] 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5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12]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13]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 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14]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15] 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16] 1966年3月16日，美方在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17] 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中苏之间，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2792起。[18] 其中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175起。[19] 是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20] 此后，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著作一些教科书、学术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21] 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22]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23]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24] 虽然毛做出这一表示的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25] 但这个讲话却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6]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7]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8]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的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29]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3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
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曾谈到，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31] 1964年1月他还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32] 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1964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33]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34] 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35] 6月14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36]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37] 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38]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65年1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9] 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0] 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41]
中国自50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62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1964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42] 毛泽东此时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43] 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44] 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45] 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46] 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省的酒泉，毛泽东就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47]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48]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49]
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50]
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51] 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52]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60年代中后期，中苏双方在同时对越进行援助中，只能是被动的配合，并且矛盾尖锐，冲突不绝。中国不愿苏联通过援越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为苏越走到一起的前景而担忧。进入70年代，毛泽东在最后完成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时，谋求尽快结束越战，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由此，中国加强援越，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也趋向缓和，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转而居于了次要地位。
较量：中苏两国同时对越南的援助
越南战争期间，中苏两国对越援助的力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间发展变化的情形，于很大程度上同中苏关系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苏越关系和中越关系演变的因素交叉、纠缠在一起，从而给中苏同时积极援越的行动，涂抹上了某种利益冲突的色彩。
一、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
1961年至1964年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趋向破裂。但是，由于中苏两国对越方针的不同——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使越南平衡与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向中国一方倾斜，中越关系较苏越关系密切。因此，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
出于国际主义义务以及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抵抗美国、统一南方的斗争，一开始即采取了坚决支持、积极援助的政策。 1961年6月，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接见他时称赞道：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53]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54] 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55] 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了协议。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56]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 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58] 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59] 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60] 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30万到50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61] 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2] 与此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 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63] 随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64]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赫鲁晓夫之所以不愿使苏联卷入印度支那半岛的复杂局势中，除为继续实施与西方缓和政策而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考虑外，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现状也是他所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中国援助的局面。由此，尽管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中苏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是向中国一方倾斜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份。1960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另据越南方面记述，此期邓小平曾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可以向河内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资助，但交换条件是，越南拒绝接受苏联任何形式的援助。[65]
此外，越南领导人在苏联人面前也并不回避对中国一些立场的维护。1964年2月，黎笋率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寻求苏联对其在南越发动全面起义计划的支持。越苏两党会谈时，黎笋针对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拒绝帮助中国试制核武器，较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提出批评。苏联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的亲华立场大为不满，赫鲁晓夫表示，除非越方改变其立场，否则苏越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密切合作的前景；并告诫说，苏联或许会回击越南的政策。[66]
苏共中央甚至考虑要与其他兄弟党一起终止发展同越劳党的关系，向其说明，鉴于中国的分裂活动，支持中国即是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暗示苏越合作的前景必须建立在河内对苏态度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这个基础之上。[67]
为避免与越南南方共产党进行政府级官方接触，1964年7月，苏共责成苏联亚非团结会出面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由于该代表团提出了大量有关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的请求，亚非团结会建议苏共中央接见之。但苏共中央国际部反对这项提议，理由是如若接见越南南方这些爱国人士，苏共中央就须对该团提出的援助问题做出明确答复。苏共领导人采纳了此意见。[68] 特别是当“东京湾事件”发生时，8月3日苏联《真理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事隔一日，苏联方面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也是语调温和。赫鲁晓夫为表白自己与越方的行动无关，还特意致函约翰逊，说明他是从华盛顿近日来的声明、给美国军方发布的命令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越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69] 是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还曾“诬蔑越南和中国挑起东京湾事件”。[70] 莫斯科的种种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越南方面感到遗憾。在他们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进行物质援手之时，到1964年夏之前，实际上却只有中国在向越南北方和南方提供各种武器装备、食品和运输工具等援助。
这样，在60年代初，中国对越南的影响不断增强，中越两国之间各种代表团频繁往返交流，仅1964年第3季度即达32次，平均每月10次之多，而其间苏越之间的交往却只有3次。[71] 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于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72] 是年11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通报苏联驻越武官说，越南军事力量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策略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为此，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明显的被排斥的状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73]
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颓势，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1964年11月9日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柯西金与之进行了会谈。这是继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首脑首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苏越双方就苏联对越经济、军事援助问题达成了共识。[74] 是月27日苏方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75]
这样，至1964年末，苏联的对越政策最终由“脱身”改为“插手”。
二、1965-1969年援越抗美中期
1965至1969年是美国派出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南越参战，将侵略战争不断升级；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中苏两国同时援越，特别是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进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越南与苏联的关系转而趋向密切。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中国援越的方针和态度随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鉴于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苏方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说：苏联人民将履行其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职责，与盟国一起，采取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安全和加强其国防力量的措施。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76]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77]
此后至1968年，苏联的对越援助稳步增长。虽然在1967年前苏联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78] 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1965年下半年经由凭祥铁路运入越南的援越军事物资共计65000吨，其中苏联和东欧（主要是苏联）的物资为 50000吨，中国的仅为15000吨。[79] 1966至1967年，莫斯科又承担了向越南提供5亿卢布军事装备的任务。[80] 在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81] 而到1968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3.57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5.24亿卢布的2/3强。此外，是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国。1969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2亿美元。[82] 从1965年到1973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83]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84] 1966年3月，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与毛泽东讨论苏共领导人的问题时也曾评价说，苏联“提供的高射炮，毕竟是击落美国飞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同志要求他们援助，并且感谢他们”。[85]
此期，虽然就实力而言，中国远远比不上苏联，但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他们继续密切关注越南的抗美战况，竭尽全力去帮助越南。事实上，对于越南来说，中国的援助也是最直接的和最及时的。到1966年3月止，中国在越南北方的支援部队，包括两个高射炮师，总共已有 13万人。[86]
是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87] 他曾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并亲自交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则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88] 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等人谈话时指出：“因为你们是在前线，所以首先感谢你们。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我们的援助只是帮助你们修路，给些武器和物资。”[89]
从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具体提出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6 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第一批军队入越始，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90] 1964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约达1.8亿美元。[91] 至于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5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品，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92]
此期，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时逐渐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国于大方针上仍然全力援越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卫铁路、公路运输及中国帮助的筑路工程免遭破坏为由，要求中国加强防空力量援助。中国方面婉言予以拒绝。[93] 1968年中期，李强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94]
1968年10月初，越南为获得台风损失的救济及南方作战的物资援助，要求派代表团来华。周恩来答复范文同：“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方的需求，“可先在1969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95] 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确实正在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但是否真的紧张到无暇接待越南代表团呢？且不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曾与范文同举行了会谈，事实上在这次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会见了几内亚代表团、巴基斯坦外长、意共（马列）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是外事活动频繁。[96] 而与范文同的会谈却一直推迟到了11月才举行。
进入1969年后，中国更加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97] 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 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使对越南南方爱国力量的援助形势变得复杂化了。[98]
三、1970-1972年援越抗美后期
1970-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一起，这令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在援越问题上寻找新的机会。
此期，尽管苏联为了确保越美和谈的顺利进行而减少对越军援数量，以缩减越方的战役行动，但仍然每年与越方签订新的年度援助协议。1969至 1971年，莫斯科同北越签订了7个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其中两个为1971年签订的关于加强越南防务力量的补充协议。[99] 1972年，苏联又向越南提供了导弹等新的军事援助。[100]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了飞机、火箭、坦克、炮兵和步兵武器等最现代化武器、弹药和物资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及其他物品，而且还培训了越南人民军的各类军官及大学生和实习生1万多名，派遣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赴越工作，帮助越方掌握现代化战斗技术，恢复被炸坏的企业和电站；到1970年8月止，苏联为90多家越南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了设备，并且帮助建设了其中的一半。苏越双方还经常举行最高级会晤，研究对越援助问题，商定政治方面的共同步调。[101] 对此，黎笋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苏联人民的支持是“鼓舞我们全国同胞和战士争取新的更重大胜利的强大动力”。[102]
与此同时，苏联着手与越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援越方针出现新的动向。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将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计划、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而且不能让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脱离苏共的政治路线；在军事合作领域内，则应继续在接近苏联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103]
在中苏关系、苏越和中越关系都面临新的转折关头的时候，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104] 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此阶段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为此，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105]
由此，早在1969年9月底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106] 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107] 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108] 1971-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109] 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110] 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111] 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总之，从1965至1976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援助给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1975 年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方告停止。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作者简介
李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大国关学院兼职教授。主攻中苏关系史冷战史。沈志华的夫人。
11/09/2006/16:31
华夏经纬网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即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援助越南进行反美、抗美战争之时，[1] 正是中苏关系从分裂走向破裂、敌对乃至对抗的时期。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援越方针，并导致中越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他的中国分手，而与苏联结成了同盟。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2] 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3] 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这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此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二）1965-1969年援越抗美中期；（三）1970-1972年援越抗美后期。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中苏两国援越抗美、双方矛盾冲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以及越南在中苏两国夹缝中寻求援助的尴尬处境等问题，做一个历史考察。
背景：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1964年；特别在1964年6月，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4]
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5] 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6] 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7]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8] 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9]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10] 一面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11] 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5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12]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13]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 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14]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15] 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16] 1966年3月16日，美方在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17] 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中苏之间，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2792起。[18] 其中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175起。[19] 是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20] 此后，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著作一些教科书、学术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21] 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22]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23]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24] 虽然毛做出这一表示的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25] 但这个讲话却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6]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7]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8]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的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29]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3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
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曾谈到，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31] 1964年1月他还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32] 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1964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33]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34] 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35] 6月14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36]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37] 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38]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65年1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9] 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0] 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41]
中国自50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62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1964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42] 毛泽东此时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43] 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44] 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45] 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46] 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省的酒泉，毛泽东就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47]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48]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49]
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50]
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51] 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52]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60年代中后期，中苏双方在同时对越进行援助中，只能是被动的配合，并且矛盾尖锐，冲突不绝。中国不愿苏联通过援越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为苏越走到一起的前景而担忧。进入70年代，毛泽东在最后完成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时，谋求尽快结束越战，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由此，中国加强援越，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也趋向缓和，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转而居于了次要地位。
较量：中苏两国同时对越南的援助
越南战争期间，中苏两国对越援助的力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间发展变化的情形，于很大程度上同中苏关系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苏越关系和中越关系演变的因素交叉、纠缠在一起，从而给中苏同时积极援越的行动，涂抹上了某种利益冲突的色彩。
一、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
1961年至1964年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趋向破裂。但是，由于中苏两国对越方针的不同——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使越南平衡与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向中国一方倾斜，中越关系较苏越关系密切。因此，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
出于国际主义义务以及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抵抗美国、统一南方的斗争，一开始即采取了坚决支持、积极援助的政策。 1961年6月，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接见他时称赞道：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53]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54] 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55] 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了协议。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56]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 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58] 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59] 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60] 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30万到50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61] 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2] 与此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 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63] 随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64]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赫鲁晓夫之所以不愿使苏联卷入印度支那半岛的复杂局势中，除为继续实施与西方缓和政策而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考虑外，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现状也是他所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中国援助的局面。由此，尽管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中苏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是向中国一方倾斜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份。1960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另据越南方面记述，此期邓小平曾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可以向河内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资助，但交换条件是，越南拒绝接受苏联任何形式的援助。[65]
此外，越南领导人在苏联人面前也并不回避对中国一些立场的维护。1964年2月，黎笋率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寻求苏联对其在南越发动全面起义计划的支持。越苏两党会谈时，黎笋针对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拒绝帮助中国试制核武器，较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提出批评。苏联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的亲华立场大为不满，赫鲁晓夫表示，除非越方改变其立场，否则苏越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密切合作的前景；并告诫说，苏联或许会回击越南的政策。[66]
苏共中央甚至考虑要与其他兄弟党一起终止发展同越劳党的关系，向其说明，鉴于中国的分裂活动，支持中国即是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暗示苏越合作的前景必须建立在河内对苏态度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这个基础之上。[67]
为避免与越南南方共产党进行政府级官方接触，1964年7月，苏共责成苏联亚非团结会出面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由于该代表团提出了大量有关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的请求，亚非团结会建议苏共中央接见之。但苏共中央国际部反对这项提议，理由是如若接见越南南方这些爱国人士，苏共中央就须对该团提出的援助问题做出明确答复。苏共领导人采纳了此意见。[68] 特别是当“东京湾事件”发生时，8月3日苏联《真理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事隔一日，苏联方面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也是语调温和。赫鲁晓夫为表白自己与越方的行动无关，还特意致函约翰逊，说明他是从华盛顿近日来的声明、给美国军方发布的命令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越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69] 是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还曾“诬蔑越南和中国挑起东京湾事件”。[70] 莫斯科的种种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越南方面感到遗憾。在他们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进行物质援手之时，到1964年夏之前，实际上却只有中国在向越南北方和南方提供各种武器装备、食品和运输工具等援助。
这样，在60年代初，中国对越南的影响不断增强，中越两国之间各种代表团频繁往返交流，仅1964年第3季度即达32次，平均每月10次之多，而其间苏越之间的交往却只有3次。[71] 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于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72] 是年11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通报苏联驻越武官说，越南军事力量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策略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为此，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明显的被排斥的状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73]
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颓势，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1964年11月9日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柯西金与之进行了会谈。这是继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首脑首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苏越双方就苏联对越经济、军事援助问题达成了共识。[74] 是月27日苏方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75]
这样，至1964年末，苏联的对越政策最终由“脱身”改为“插手”。
二、1965-1969年援越抗美中期
1965至1969年是美国派出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南越参战，将侵略战争不断升级；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中苏两国同时援越，特别是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进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越南与苏联的关系转而趋向密切。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中国援越的方针和态度随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鉴于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苏方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说：苏联人民将履行其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职责，与盟国一起，采取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安全和加强其国防力量的措施。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76]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77]
此后至1968年，苏联的对越援助稳步增长。虽然在1967年前苏联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78] 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1965年下半年经由凭祥铁路运入越南的援越军事物资共计65000吨，其中苏联和东欧（主要是苏联）的物资为 50000吨，中国的仅为15000吨。[79] 1966至1967年，莫斯科又承担了向越南提供5亿卢布军事装备的任务。[80] 在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81] 而到1968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3.57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5.24亿卢布的2/3强。此外，是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国。1969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2亿美元。[82] 从1965年到1973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83]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84] 1966年3月，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与毛泽东讨论苏共领导人的问题时也曾评价说，苏联“提供的高射炮，毕竟是击落美国飞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同志要求他们援助，并且感谢他们”。[85]
此期，虽然就实力而言，中国远远比不上苏联，但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他们继续密切关注越南的抗美战况，竭尽全力去帮助越南。事实上，对于越南来说，中国的援助也是最直接的和最及时的。到1966年3月止，中国在越南北方的支援部队，包括两个高射炮师，总共已有 13万人。[86]
是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87] 他曾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并亲自交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则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88] 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等人谈话时指出：“因为你们是在前线，所以首先感谢你们。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我们的援助只是帮助你们修路，给些武器和物资。”[89]
从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具体提出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6 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第一批军队入越始，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90] 1964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约达1.8亿美元。[91] 至于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5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品，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92]
此期，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时逐渐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国于大方针上仍然全力援越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卫铁路、公路运输及中国帮助的筑路工程免遭破坏为由，要求中国加强防空力量援助。中国方面婉言予以拒绝。[93] 1968年中期，李强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94]
1968年10月初，越南为获得台风损失的救济及南方作战的物资援助，要求派代表团来华。周恩来答复范文同：“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方的需求，“可先在1969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95] 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确实正在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但是否真的紧张到无暇接待越南代表团呢？且不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曾与范文同举行了会谈，事实上在这次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会见了几内亚代表团、巴基斯坦外长、意共（马列）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是外事活动频繁。[96] 而与范文同的会谈却一直推迟到了11月才举行。
进入1969年后，中国更加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97] 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 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使对越南南方爱国力量的援助形势变得复杂化了。[98]
三、1970-1972年援越抗美后期
1970-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一起，这令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在援越问题上寻找新的机会。
此期，尽管苏联为了确保越美和谈的顺利进行而减少对越军援数量，以缩减越方的战役行动，但仍然每年与越方签订新的年度援助协议。1969至 1971年，莫斯科同北越签订了7个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其中两个为1971年签订的关于加强越南防务力量的补充协议。[99] 1972年，苏联又向越南提供了导弹等新的军事援助。[100]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了飞机、火箭、坦克、炮兵和步兵武器等最现代化武器、弹药和物资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及其他物品，而且还培训了越南人民军的各类军官及大学生和实习生1万多名，派遣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赴越工作，帮助越方掌握现代化战斗技术，恢复被炸坏的企业和电站；到1970年8月止，苏联为90多家越南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了设备，并且帮助建设了其中的一半。苏越双方还经常举行最高级会晤，研究对越援助问题，商定政治方面的共同步调。[101] 对此，黎笋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苏联人民的支持是“鼓舞我们全国同胞和战士争取新的更重大胜利的强大动力”。[102]
与此同时，苏联着手与越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援越方针出现新的动向。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将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计划、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而且不能让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脱离苏共的政治路线；在军事合作领域内，则应继续在接近苏联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103]
在中苏关系、苏越和中越关系都面临新的转折关头的时候，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104] 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此阶段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为此，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105]
由此，早在1969年9月底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106] 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107] 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108] 1971-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109] 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110] 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111] 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总之，从1965至1976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援助给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1975 年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方告停止。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作者简介
李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大国关学院兼职教授。主攻中苏关系史冷战史。沈志华的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