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从1840年开始，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无可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
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陈云这样的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共产党人主观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事实，并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我们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登雷》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并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
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者.
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收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还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最终构建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主人翁的个体民众的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那是一个建设的、一个理想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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