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的10月19日是东北名城长春的解放纪念日，因此每逢这一天长春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从1948年10月19日长春的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正式由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接管，至今长春已经历了60年的风雨沧桑。按照10年一大庆的惯例，今年的10月19日长春的纪念活动更为隆重热烈，满城会回荡着落英缤纷的赞歌。
然而，我却实在没心情去唱那些媚俗的城市赞歌。我会一个人默默地来到长春的亚洲最大人工森林净月潭国家公园，面对低垂的远山、呜咽的松涛，向60年前在那场特殊战争中死去的30万长春人的亡灵献上一束鲜花，祈祷用生命代价换来一座城市新生、长眠在长春大地上的前辈们天堂里幸福。
60年前的那场国共两党大战，把地处战略要冲的长春投入血海。1948年3月，长春已经处于中共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2个军6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人，担任坚守长春的艰巨任务。为此，毛泽东为了减少自身伤亡，采取兵不血刃，围困长春的战略，对长春实行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动摇时再攻”的方针，约16万大军把长春围困得铁桶一般。
围城部队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入市内，禁止市内人员出城。这一措施，等于卡住了国民党10万守军的脖子，吃饭成了大问题。6月，守城的国民党正规军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两粮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高梁米掺大豆度日。到了9月，国民党守军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着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后来郑洞国在回忆坚守长春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因为共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共军的阵地上……”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市民和军心不安。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长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饿疯了的人们吃光了全城的树皮、树叶，甚至吃人肉，一枚金戒指仅能换一个馒头，一麻袋纸币买不到一个窝头。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区城建局环卫科长。他回忆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市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 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家住长春市东朝阳路的李素娥老人说∶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是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她回忆，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老人说，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今红旗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死人。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 “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老人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这样的悲惨景象太多太多了。
经过近5个月的围困，突围不成、插翅难飞的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8日，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宣布投降；19日，东北野战军正式接管长春，全城和平解放。据有关史料记载，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包括围城前从周围地区逃至长春以躲避战乱的难民）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军旅作家张正隆在其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里说饿死15万人，由于他掌握的资料有限，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 65万人。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65万说不靠谱。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洲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洲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军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队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30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相对较好，说法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30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客观地说，长春围城之战是20世纪的悲惨战争灾难之一。它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相当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长崎、广岛遭原子弹袭击以及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诚然，战争是需要代价的，战场不相信眼泪。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纳粹德军的困城，也使100多万城中居民冻饿而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述的灾难发生地几乎都建立了纪念碑、纪念馆，为的是让后人悼念亡灵，铭记历史，避免人类悲剧重演。今天，享受人间快乐生活的我们，应不应该记得当年为中共胜利付出生命代价的30万长春人的亡灵呢？长春是不是也需要建立一座纪念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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