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时候，也是刘伯承在军事著作和军事翻译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他在军事理论上的创造，更是引人注目、令敌胆寒。在反“扫荡”作战中，刘伯承提出了“利害变换线”思想，这是他制服日寇作战的要诀和精华之一。
所谓“利害变换线”，简单说来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而言，就是时机的转换。刘伯承同志通常称为用兵的“火色”、“火候”，从空间角度而言，即指作战地域、地带的转换，或内线、外线，圈内、圈外的转换等等。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刘伯承认为，“利害变换线”不是军事家们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敌我态势的正确反映，在“利害变换线”上所显示的利、害关系是十分清楚、明晰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处于内线作战，与围攻的敌人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利害变换线”。当敌人掌握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住这条线（即合击圈）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围歼态势，而我被围攻的一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敌人合击图将拢未拢之前，乘敌之隙，突破敌人弱的一路，跳出圈（线）外，转到外线作战，内外线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使敌腹背受敌，即能化险为夷，变害为利。从战术上看，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往往是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从战略上看，把握住“利害变换线”是使我军由劣势逐步转换为优势的重要环节。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利害变换线”则是战争力量竟赛的聚焦点。所以，从根本上说，“利害变换线”是由双方的军力、财力决定的，是由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如抗日战争是中日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总的态势是敌强我弱。但日军野蛮而兵力不足，中国正义且土地广大，这就使各个战场的”利害变换线”呈现复杂的状况。刘伯承指出：“敌人规定战略的传统，是‘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这样，敌我双方的“利害变换线”，往往是无数合击圈的周边。敌人以“圈”套我，企图逼我就范；而我则以“跳圈”战术，避害趋利，争取主动。如日寇对太行二分区的“扫荡”，在32天中就施展了5次大的“铁环合围阵”，“经常东捕西捕，南田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残酷的战争实践证明“利害变换线”集中地、尖锐地反映了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势和每一个战术行动的效应。“利害变换线”是利、害两种因素转换的关节。在这条“线”上，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斗争，互相转换。如果战争指导失误，就有可能被敌围歼；若能正确指导战争，便可趋利避害，克敌制胜。可见，“利害变换线”既是战争规律的客观反映，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总结了日军在“利害变换线”活动的一般规律，指出当日军出动“扫荡”，在未构成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时，派出兵力不等的两三大股人马，每股都使我们不能各个击破。待收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自，使其能互相策应。通常日军又是以交通线为依托，实施向心合击，企图将我军压到合击圈内。为防止我军遗漏出圈，日军又在一些转移要道上设置兵力，进行封锁，企图赶我入网。在进行较大合击时，日军还派出飞机，进行所谓“立体合击：，并进行烧杀掠抢，其疯狂、残酷空前未有。
但是，日军在“利害变换线”的活动又受到许多限制，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如日军是异族的正规军，人马运动，粮弹补给，以及防备我军对交通的破袭，都很困难。各路大军的协同动作，限时限地的机械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束缚了各路的机动。这就给我军留下许多可乘之隙。再者，日军是以少兵临大国，其魔爪越是深入我腹地、边地，敌占区就会相当空虚，时刻担心被我军袭击。另外，敌人布成严整的合击阵势，是依事先的侦察而定的。如果我军行动出其意料之外，敌阵势必然错乱，结果不是疲于奔命，便是四处挨打。
在敌强我弱，日寇频频发起的大规模“扫荡”面前，怎样趋利避害，掌握“利害变换线”上的主动权呢？刘伯承用兵的诀窍就是两个字：“机动”！“寻求有利’的机动”！“求得有力的机动”！他精辟地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在战术上最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他还根据所属部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在“利害变换线”活动的具体战术要领，即游击队应尽可能地发扬灵活性，以突然袭击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正规部队则应发扬其运动的威力，以主动进攻与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为避害。
在反“扫荡”作战中，刘伯承创造了一整套运用“利害变换线”，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巧妙战法。概括地说来，有以下五点：
其一，“跳出圈外机动”。就是当敌人分进合击大举“扫荡”的时候，我军应抓住时机，看准合击间隙，跳出“利害变换线”以外进行活动，奇袭敌占区空虚的要点，破袭铁路及其延长的补给线。更巧妙的是跟着合击者的足踵，打击其残置的封锁部队，尾击日寇。如1942年夏季反“扫荡”，跳出圈外的机动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敌飞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正座、营房2座，摧毁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并袭击了日军合击部队侧背，给敌以沉重打击。由此可见，机动是利害变换的关键，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当然，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
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当敌人从一方前进尚未构成合击圈（利害变换线）之前，我即靠近薄弱之敌，以小部队接敌侦察牵引敌人，以主力在有利地形布置侧面阵地进行伏击，先施以短兵火力痛击，然后乘混乱之际分遣撤出转至外线。再以外线部队夹敌作战，使敌腹背受击，饿困不安。
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利害变换线”是双方互争主动，以战胜对方的关键。所以，在被合击地域进行的斗争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如当时在辽县、林县、平顺、涉县一带，敌来我往，敌往我来，参差杂处，在“利害变换线”上甚至出现“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条路敌我相混的复杂状况”。我军指挥员胆大心细、机智灵活，采取机动的急袭、伏击、袭击、麻雀战及其分造与集结交互实施之。进而插入敌接合部袭扰，造成两敌误会，使其自相残杀，演出许多生动的活剧。日军不得不哀叹：“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
其四，选良机、看“火色”，转到外翼歼敌。时间就是军队，这一名言在“利害变换线”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刘伯承的要诀是：“利害变换，毫不犹豫，看准火色，转到外翼。”这里的“看准火色”即是指要抓住利害变换的时机。在内线、外线配合作战时，他更精确地指出：“这样内外线夹击敌人一路的良机，应选在敌人还未进到利害变换线上之前，或在其退出利害变换线之后。这种良机的选定，或取决于内线的部队，或取决于外线的部队，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利与害，得与失，常常决定于一念之间，这就要求指挥员发扬“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下，必须指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
其五，故意示弱，诱敌以小利。在利害变换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军事家主张：“趋诸侯者以利”。即是说，为了引诱诸侯前来就歼，就要先投以小利。刘伯承提出的“利害变换线”，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在趋利避害的总原则下，他针对日寇的特点，常常抛出诱饵，使对方尝点甜头，然后给敌以致命打击。
在广阔的抗日战场上，“利害变换线”成为我军纵横驰骋的天地，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部队创造了边打边诱，后卫诱敌等战法。边打边诱就是在战斗中，由第一梯队以少数兵力向敌“示弱”，使敌觉得有利可图；第二梯队则利用地形摆一个包围的阵势，候敌人跟第一梯队追来，中我圈套，然后予以反击。后卫诱敌则是先将本队在适当地区埋伏起来，以待后卫尖兵引敌前来，再给予打击。当然，在“利害变换线”附近诱敌以小利，必须十分周密，十分谨慎。“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
刘伯承关于“利害变换线”的论述，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这种理论上的创造，在刘伯承的著作中比比皆是。这说明，刘伯承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总结中国人民军队自己的新战法、新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