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他整了我们四次 2009-09-27 0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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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不许革命”。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毛泽东声称，他想起这些事情“就有气”。
毛泽东还说过，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见到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难道斯大林真的“不许”毛泽东革命？斯大林真的想劝阻解放军过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斯大林一共给毛泽东发过多少封电报，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这些电报中，有两封电报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致十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提起，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的错事。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许革命”。所以，研究中苏关系，不能不提到这两封电报。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
不管电报全文是怎么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对中国进行内战，要求毛泽东同蒋介石谋求妥协。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让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不许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留下来又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的，要中国共产党执行，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阻止解放军过长江。毛泽东表示，“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一个月之后，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毛泽东还说，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有几件事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令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灭亡”。②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的极大不快就是“大发雷霆”。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的电报是有道理的。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希望苏联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谈话时说过，美国人连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解决远东的复杂问题了。“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毛泽东打算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境问题的解决，从而解决“中国的棘手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帮助过莫斯科。当日本人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向中蒙边境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将来中国共产党还会这样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90多万军队，120多万党员，解放区人口达1亿多。这时候的共产党，和以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但远不如共产党军队英勇善战，所以在质量上要大打折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国民党没有指望了。况且，美军观察组又进驻延安，此事被毛泽东看作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令美国人都刮目相看了。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战后的中国究竟鹿死谁手？
此前，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次抗战以后，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前六次代表大会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等大城市召开，而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举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山沟里转悠了十多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夜，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目光投向大城市。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我们一旦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的八路军就要开到那里去。“我们一定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①
就在苏联出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出兵东北，无疑是一个“伟大历史突变”。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所属部队，要敢于迅速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配合苏军作战。
8月12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是我们。”
8月20日，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决定派9个团“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当天，毛泽东又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同一天，毛泽东还多次电告中共华中局，要他们坚决执行起义计划，除发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进城援助。此外，毛泽东又电告华北各局，指示他们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内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尤其是平津。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起义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大半个中国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眼看“把中国拿下来”的目标即将实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发来了那封电报。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只好改变原定的战略部署。21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取消上海的起义计划。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电报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表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斯大林连续向延安发来两封内容相同的电报，原因何在？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与重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会谈期间，宋子文曾向斯大林提起，国民党中央政府想把军队合并起来，建立全国的统一政权。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
就在莫斯科同重庆签订条约的当天，惯于玩弄外交手段的美国人提醒他的盟友蒋介石，应该不失时机地向延安摇动橄榄枝。
斯大林再次建议国共和谈，难道他真想劝阻解放军过江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唯莫斯科的命令是从。对于斯大林的“不许革命”，毛泽东当然“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多的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在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但是，毛泽东也料到，国民党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所以，毛泽东提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毛泽东还提醒说，现在中国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大谈“光荣的和平”，而且美国官方人士也在热心于中国的“和平”。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他在评论中说，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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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不许革命”。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毛泽东声称，他想起这些事情“就有气”。
毛泽东还说过，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见到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难道斯大林真的“不许”毛泽东革命？斯大林真的想劝阻解放军过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斯大林一共给毛泽东发过多少封电报，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这些电报中，有两封电报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致十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提起，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的错事。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许革命”。所以，研究中苏关系，不能不提到这两封电报。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
不管电报全文是怎么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对中国进行内战，要求毛泽东同蒋介石谋求妥协。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让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不许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留下来又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的，要中国共产党执行，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阻止解放军过长江。毛泽东表示，“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一个月之后，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毛泽东还说，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有几件事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令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灭亡”。②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的极大不快就是“大发雷霆”。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的电报是有道理的。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希望苏联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谈话时说过，美国人连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解决远东的复杂问题了。“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毛泽东打算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境问题的解决，从而解决“中国的棘手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帮助过莫斯科。当日本人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向中蒙边境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将来中国共产党还会这样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90多万军队，120多万党员，解放区人口达1亿多。这时候的共产党，和以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但远不如共产党军队英勇善战，所以在质量上要大打折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国民党没有指望了。况且，美军观察组又进驻延安，此事被毛泽东看作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令美国人都刮目相看了。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战后的中国究竟鹿死谁手？
此前，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次抗战以后，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前六次代表大会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等大城市召开，而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举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山沟里转悠了十多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夜，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目光投向大城市。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我们一旦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的八路军就要开到那里去。“我们一定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①
就在苏联出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出兵东北，无疑是一个“伟大历史突变”。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所属部队，要敢于迅速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配合苏军作战。
8月12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是我们。”
8月20日，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决定派9个团“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当天，毛泽东又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同一天，毛泽东还多次电告中共华中局，要他们坚决执行起义计划，除发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进城援助。此外，毛泽东又电告华北各局，指示他们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内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尤其是平津。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起义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大半个中国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眼看“把中国拿下来”的目标即将实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发来了那封电报。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只好改变原定的战略部署。21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取消上海的起义计划。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电报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表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斯大林连续向延安发来两封内容相同的电报，原因何在？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与重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会谈期间，宋子文曾向斯大林提起，国民党中央政府想把军队合并起来，建立全国的统一政权。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
就在莫斯科同重庆签订条约的当天，惯于玩弄外交手段的美国人提醒他的盟友蒋介石，应该不失时机地向延安摇动橄榄枝。
斯大林再次建议国共和谈，难道他真想劝阻解放军过江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唯莫斯科的命令是从。对于斯大林的“不许革命”，毛泽东当然“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多的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在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但是，毛泽东也料到，国民党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所以，毛泽东提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毛泽东还提醒说，现在中国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大谈“光荣的和平”，而且美国官方人士也在热心于中国的“和平”。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他在评论中说，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