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疯狂的货币为中国经济挖了什么坑？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余额为7.4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金融机构今年新增加的贷款，如果摊到全国13亿人身上，平均每人为5700元。如果下半年延续这种趋势，则全年新增贷款余额就相当于全国每人11400元。比全国的人均收入还要多！如此大的流动性充斥市场，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呢？任何有脑子的人想一想都会明白。难怪有人给出了这样的预测：我国的房价将长期趋涨！这也许正是决策者的目的：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换取经济复苏。
然而，结果会这么简单吗？疯狂的货币是能够控制住的吗？在我国想要充当“艺高人胆大”的那个艺高者时，还是冷静地想一想有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想一想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美国是怎么玩货币玩掉里的、想一想我们的武艺是不是那么高强吧！
对于应对经济危机，史上有三大理论曾风靡一时：一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主义；二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三是拉弗的供应学派理论。
中国自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可谓三管齐下，将三个巨匠的理论统统拿来一并使用，创造了在危机对策中史无前例的政策力度，令有200年与经济危机对抗史的西方国家相形见绌。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下滑后已经企稳，回升已不成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沿着目前的轨道继续往前走，尤其是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成功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了吗？答案不会那么简单。
在当前的经济政策中，一个是4万亿投资，一个是货币投放，一个是减税和销售环节的补贴。从表面上看，最为显效的就是货币投放。显然，中国的货币数量论学派关于增加了多少货币，就有多少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是目前是最受政府青睐的主张。但是，随着货币投放的大量增加，危险指数也在急剧上升，天量货币正在为中国经济布下陷阱！中国经济面临如下危险：
1. 大量的货币投放开始于美国用增发美元来收购国债，如果中国不跟着美元增加货币投放，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曾经坚决主张用增加货币投放的方法来对抗美国的货币发行。当时中国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中，适度的货币投放可以提高已经急速下降的社会需求和企业开工率，并扩大就业。但在当时，我们就非常强调货币投放的限度只能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因此必须适度。而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量的货币投放已经引起了投资领域的流动性过剩，再继续宽松下去，滞后的全面通货膨胀就会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2．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和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大量投放的货币并没有按照设计者的意图流向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开工率严重不足的部门，而是向投资领域楼市和股市疯狂集中。结构性失衡使国民经济扭曲变形，并使股市和楼市成为吸收流动性的巨大水库，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流动性超限储备，另一方面却是实体经济的基础部分仍然缺少流动性。如果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图将货币流动性的宽裕漫延到实体经济最边缘的部分，最终的结果则可能是股市和楼市流动性水库溢满决堤，在两市冲高到顶后，获利回吐的大量流动性货币就会像洪水一样淹没中国经济，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就会来临；如果不让两市到顶，就意味着必须不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货币，让两市无止境的攀升，那就变成真正的无法收手的赌局了，中国经济的噩梦就会到来。
3．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保增长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问题。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在重新洗牌中世界将分裂成两大类经济体，一类是靠出售智力产品立国的创新型经济体，另一类是靠出卖体力产品、资源类产品、和牺牲环境类的产品谋生存的经济体。如果中国不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一步之差将错之千里！中国将永远沦为先进经济体的打工者。中国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刺激上，而忽视了对教育和科技的升级，将使我们在得到一时宽慰的同时而失去未来。
4．国民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的集中，使中国经济难以向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迈进，如果不解决分配失衡问题，货币投放仍然会大部分落入高收入者手中，而他们手中的货币将有相当大一部分沉淀在银行或流向海外，中国经济的内需仍旧会疲弱下去，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如果不解决分配失衡问题，仅仅用天量的货币去拉动经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更无法解决奢侈性消费在市场总量中比重偏高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将止步于群众性大量消费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门槛前。
5．大量的货币投放把中国的银行推入信贷风险。所有的信贷在放出手时是看不到危险的，能看到的似乎就是经济的活跃度增加，而危险则在两三年后，一但某个链条断裂，就会以上千、上万的倍率放大，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在制造它的时候是难以被发现的。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为一场灾难，就是因为行为和后果不同步，使美国极其完善和庞大的预警系统毫无查觉。难道中国还要重蹈美国的覆辙吗？中国的天量货币投放所存在的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次级贷款，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的链条断裂，一旦出现断裂，整个国民经济将不堪收拾。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警惕，中国的金融危机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
因为保增长的相关经济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在我国政府已经取得了对抗危机的阶段性胜利的条件下，政策的重心应该向关系到国民经济前途的更重要的方向转移，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适度收紧了！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解决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最为迫切的几个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和战略转移中的主要障碍，重点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国家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个税改革的力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将超额累进税率由9级增加到12级，并适当缩小级差，使月收入过万元的应征税额相应提高，将个税征收的不同种类完全合并，不管是工薪还是租金、出场费、讲课费、股息、红利还是其它任何个人收入，一律按照统一的超额累近税率计算税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使征收对象减少一半以上，而且可使征收税额增长一倍以上，降低了个税征收中法不责众的难度，使个税更容易成为钢性税种。同时也将个税的社会功能上升为真正的国民收入分配调节器。使它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二） 把扩大投资的重点放在促进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战略方面。其中最重要就是加大公共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我们完全有实现基础教育标准化的实力，只要将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4.9%，就意味着每年增加4000～5000亿元的教育投资，用不了5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不分城乡、不分地域基础教育设施的标准化，这将是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功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同时国家的科研投入应该成倍增长。奥巴马上台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宣布用于科研的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一倍，使美国全社会研发资金达到GDP的3%，而中国目前的水平仅为GDP的1.5%左右。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同样可以拉动内需，但它对国家的战略转型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教育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生产线，科技是创新成果的生产线，它们构成了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不把这两个最重要的阵地打造好，奢谈创新型国家就是叶公好龙。
（三） 与促进经济回升、增加开工率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中培育我国的新兴产业。为了全面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真正实现我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就必须在经济体中逐步培育新经济的成分，使新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成社会经济的主干。政府应该制定新经济战略，并将这个战略作为当前工作重点。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新能源、新医药和生物工程产业、生态经济和新材料产业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我国来说最接近于实现产业化的就是新能源产业，尤其是电池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是以全球为市场的开放性产业，它极其巨大的市场容量，是我国实现外贸转型的最佳出路。我国要想在新经济领域跟上世界步伐，最现实的就是在电动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的领航者。我国在锂离子电池的研究中已经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锂离子电池又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应该把锂离子电动汽车作为我国新经济战略的突破口。为此不仅应该加大投入，而且应在政策上给予足够的倾斜。而近日，工信部下达的《电动汽车产品和企业准入规则》中，竟将日本企业在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镍氢电池电动汽车作为成熟车型大力推广，而将我国企业占优势的锂离子电池汽车作为不成熟车型加以限制，使人感到极度振惊！这说明，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路清晰的新经济战略，各部门各自为政是产生不了国家战略的！
（四）新经济战略除了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外，还应该包括：①突零战略：凡我国不能生产或没有形成量产的高新技术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应该制定详尽的规化，充分利用全社会的资源限期在一定时间内实现零的突破,并将零的突破通过国家扶持政策转化为商业化量产。例如电子行业的关键技术装备贴片机，几十年来全部依赖进口，却进入不了国家重大技术专项目录。广州一家民营企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历经数年，投入近千万元，在本世纪初为我国实现了贴片机零的突破，但由于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这个项目最终被跨国公司所扼杀。民营企业为了实现高端国货零的突破所进行的浴血奋战，多以玉石俱焚而告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是无法诞生出创新型国家的。
② NO.1战略:凡是我国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产品,应当制定让拥有这些技术和产品的企业进一步加速成长,像格兰仕公司那样成为世界该行业的NO.1。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不仅仅让中国的纺织品、服装、打火机、玩具等行业和企业成为世界的NO.1，而且应该让中国的汽车制造企业成为电动汽车的世界NO.1、让我国的船舶制造企业成为该行业的世界NO.1。事实表明，中国企业成为世界NO.1并不是幻想，一家民营企业在没有任何政策眷顾的情况下就可以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写真机行业成为世界的NO.1，如果将NO.1战略升格为国家战略，中国的NO.1就会象水漫金山一样逐步向高端挺进。
（五）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再造规模巨大的技术创新平台：上世纪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的各地省级以下的各类自然科学研究院所，在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后，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失去了研究功能。20年来，许多研究院所没有增加过一个研究人员，没有增加过一分钱的技术装备，只得用租赁费为闲职人员发工资，车间变成个人承包的小作坊了。仅剩下国家级的专业研究院所，靠吃国家重点项目里的一些产品定单和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混饭吃，研究的功能也已经废掉一半以上。而中国高校的研究力量就更加薄弱，除了满足教学任务外，很少有与世界前沿技术接轨的研究能力。企业的研究中心是我国30年来发展最快的研究机构，但无论什么企业，在自己的研究中心里只能解决工艺的改进、产品常规性技术升级等问题，要实现重大的技术突破，都必须借助社会的研究平台、在多领域里进行组合研究和攻关，而在中国，企业80﹪需要外部协作的研究课题都找不到国内的承接单位。这就是我国技术研发平台的现状，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就会全面失去技术创新的能力，中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中了。重新布局我国的技术创新平台，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了！
（六）中国的军事技术、航天工程、农业技术等领域，之所以成为我国自主创新体型硕果仅存的孤岛，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队伍没有打散，二是国家一直是此类技术成果的投资人和购买者。事实表明：越是国际封锁，越能激发我国自主创新的激情和动力。当中国无法从国际市场买到军事技术和农业技术时，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决技术难题。中国并不缺少智慧，而缺少的是政策！30年来，在民用技术领域，不是中国的研究机构无能，而是政府和大型国企的眼睛只盯着国外，他们宁愿花1亿元去购买国外产品，也不愿花1万元在国内组织技术研发，将国内的研究机构长期边缘化，这是国内的创新平台自废武功的根本原因。
要满足高端技术的需求，采用什么途径？是内研还是外购？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研发能力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直接购买国外技术和生产线，比自己研发具有更高的效率。以引进为主的政策在当时是合理的。但是，在我们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线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引进用于技术创新的实验设备、人力资源和运营模式，使我国的创新平台逐年萎缩。而当我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技术的水平时，西方国家就不会向我国输出最先进的技术了，要想取得世界前沿技术，必须依赖自己的创新平台，舍此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
要想壮大和重建我国的创新平台，必须经历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培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高水平技术装备、设计、实验和检测仪器的配备、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招收和培养，都要经过投入产出不对等的孵化期，国家应该给新设立的研发机构资金上的支持和政策的倾斜，不仅如此，还应该以投资人或买主的角色向国内研究机构大量订购技术成果，把外购定单转向国内，只有如此，中国的民用技术才能获得生存所需的营养，才能象军事技术那样，渐渐地恢复旺盛的活力。只要政府和大型国企继续在采购中眼睛向外，对国内技术和产品倍加歧视、不屑一顾，中国的创新平台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七）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型国企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政府政策的眷顾下，一些国企毫发未损，而民营企业却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大型国企的进一步兼并重组使它们的实力继续增大。然而，这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大型国企基本上都是枪口向内的 “门里虎”，它们越大，垄断的成分就越高！如果国内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设施都被垄断组织所把持，就会使垄断组织轻易得到不劳而获的暴利，就会对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滑，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因此，国家的政策应该是鼓励外向型企业做大做强、兼并重组，扶持和造就中国企业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而对内向型企业应该以防止垄断为主，一旦出现垄断倾向，就应该对此类企业进行分拆。中国需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一言九鼎的“过江龙”，而不是对内耍横的“门里虎”。如果政府沦为垄断企业的帮凶和利益共同体，只会对内盘剥，从自己的人民手中夺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出国门就输得精光，那创新型国家对中国来说就只能是痴心妄想。
本文作者：深海岩石 2009-7-16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余额为7.4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金融机构今年新增加的贷款，如果摊到全国13亿人身上，平均每人为5700元。如果下半年延续这种趋势，则全年新增贷款余额就相当于全国每人11400元。比全国的人均收入还要多！如此大的流动性充斥市场，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呢？任何有脑子的人想一想都会明白。难怪有人给出了这样的预测：我国的房价将长期趋涨！这也许正是决策者的目的：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换取经济复苏。
然而，结果会这么简单吗？疯狂的货币是能够控制住的吗？在我国想要充当“艺高人胆大”的那个艺高者时，还是冷静地想一想有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想一想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美国是怎么玩货币玩掉里的、想一想我们的武艺是不是那么高强吧！
对于应对经济危机，史上有三大理论曾风靡一时：一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主义；二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三是拉弗的供应学派理论。
中国自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可谓三管齐下，将三个巨匠的理论统统拿来一并使用，创造了在危机对策中史无前例的政策力度，令有200年与经济危机对抗史的西方国家相形见绌。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下滑后已经企稳，回升已不成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沿着目前的轨道继续往前走，尤其是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成功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了吗？答案不会那么简单。
在当前的经济政策中，一个是4万亿投资，一个是货币投放，一个是减税和销售环节的补贴。从表面上看，最为显效的就是货币投放。显然，中国的货币数量论学派关于增加了多少货币，就有多少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是目前是最受政府青睐的主张。但是，随着货币投放的大量增加，危险指数也在急剧上升，天量货币正在为中国经济布下陷阱！中国经济面临如下危险：
1. 大量的货币投放开始于美国用增发美元来收购国债，如果中国不跟着美元增加货币投放，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曾经坚决主张用增加货币投放的方法来对抗美国的货币发行。当时中国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中，适度的货币投放可以提高已经急速下降的社会需求和企业开工率，并扩大就业。但在当时，我们就非常强调货币投放的限度只能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因此必须适度。而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量的货币投放已经引起了投资领域的流动性过剩，再继续宽松下去，滞后的全面通货膨胀就会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2．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和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大量投放的货币并没有按照设计者的意图流向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开工率严重不足的部门，而是向投资领域楼市和股市疯狂集中。结构性失衡使国民经济扭曲变形，并使股市和楼市成为吸收流动性的巨大水库，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流动性超限储备，另一方面却是实体经济的基础部分仍然缺少流动性。如果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图将货币流动性的宽裕漫延到实体经济最边缘的部分，最终的结果则可能是股市和楼市流动性水库溢满决堤，在两市冲高到顶后，获利回吐的大量流动性货币就会像洪水一样淹没中国经济，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就会来临；如果不让两市到顶，就意味着必须不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货币，让两市无止境的攀升，那就变成真正的无法收手的赌局了，中国经济的噩梦就会到来。
3．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保增长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问题。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在重新洗牌中世界将分裂成两大类经济体，一类是靠出售智力产品立国的创新型经济体，另一类是靠出卖体力产品、资源类产品、和牺牲环境类的产品谋生存的经济体。如果中国不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一步之差将错之千里！中国将永远沦为先进经济体的打工者。中国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刺激上，而忽视了对教育和科技的升级，将使我们在得到一时宽慰的同时而失去未来。
4．国民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的集中，使中国经济难以向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迈进，如果不解决分配失衡问题，货币投放仍然会大部分落入高收入者手中，而他们手中的货币将有相当大一部分沉淀在银行或流向海外，中国经济的内需仍旧会疲弱下去，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如果不解决分配失衡问题，仅仅用天量的货币去拉动经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更无法解决奢侈性消费在市场总量中比重偏高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将止步于群众性大量消费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门槛前。
5．大量的货币投放把中国的银行推入信贷风险。所有的信贷在放出手时是看不到危险的，能看到的似乎就是经济的活跃度增加，而危险则在两三年后，一但某个链条断裂，就会以上千、上万的倍率放大，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在制造它的时候是难以被发现的。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为一场灾难，就是因为行为和后果不同步，使美国极其完善和庞大的预警系统毫无查觉。难道中国还要重蹈美国的覆辙吗？中国的天量货币投放所存在的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次级贷款，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的链条断裂，一旦出现断裂，整个国民经济将不堪收拾。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警惕，中国的金融危机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
因为保增长的相关经济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在我国政府已经取得了对抗危机的阶段性胜利的条件下，政策的重心应该向关系到国民经济前途的更重要的方向转移，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适度收紧了！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解决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最为迫切的几个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和战略转移中的主要障碍，重点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国家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个税改革的力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将超额累进税率由9级增加到12级，并适当缩小级差，使月收入过万元的应征税额相应提高，将个税征收的不同种类完全合并，不管是工薪还是租金、出场费、讲课费、股息、红利还是其它任何个人收入，一律按照统一的超额累近税率计算税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使征收对象减少一半以上，而且可使征收税额增长一倍以上，降低了个税征收中法不责众的难度，使个税更容易成为钢性税种。同时也将个税的社会功能上升为真正的国民收入分配调节器。使它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二） 把扩大投资的重点放在促进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战略方面。其中最重要就是加大公共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我们完全有实现基础教育标准化的实力，只要将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4.9%，就意味着每年增加4000～5000亿元的教育投资，用不了5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不分城乡、不分地域基础教育设施的标准化，这将是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功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同时国家的科研投入应该成倍增长。奥巴马上台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宣布用于科研的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一倍，使美国全社会研发资金达到GDP的3%，而中国目前的水平仅为GDP的1.5%左右。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同样可以拉动内需，但它对国家的战略转型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教育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生产线，科技是创新成果的生产线，它们构成了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不把这两个最重要的阵地打造好，奢谈创新型国家就是叶公好龙。
（三） 与促进经济回升、增加开工率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中培育我国的新兴产业。为了全面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真正实现我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就必须在经济体中逐步培育新经济的成分，使新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成社会经济的主干。政府应该制定新经济战略，并将这个战略作为当前工作重点。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新能源、新医药和生物工程产业、生态经济和新材料产业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我国来说最接近于实现产业化的就是新能源产业，尤其是电池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是以全球为市场的开放性产业，它极其巨大的市场容量，是我国实现外贸转型的最佳出路。我国要想在新经济领域跟上世界步伐，最现实的就是在电动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的领航者。我国在锂离子电池的研究中已经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锂离子电池又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应该把锂离子电动汽车作为我国新经济战略的突破口。为此不仅应该加大投入，而且应在政策上给予足够的倾斜。而近日，工信部下达的《电动汽车产品和企业准入规则》中，竟将日本企业在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镍氢电池电动汽车作为成熟车型大力推广，而将我国企业占优势的锂离子电池汽车作为不成熟车型加以限制，使人感到极度振惊！这说明，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路清晰的新经济战略，各部门各自为政是产生不了国家战略的！
（四）新经济战略除了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外，还应该包括：①突零战略：凡我国不能生产或没有形成量产的高新技术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应该制定详尽的规化，充分利用全社会的资源限期在一定时间内实现零的突破,并将零的突破通过国家扶持政策转化为商业化量产。例如电子行业的关键技术装备贴片机，几十年来全部依赖进口，却进入不了国家重大技术专项目录。广州一家民营企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历经数年，投入近千万元，在本世纪初为我国实现了贴片机零的突破，但由于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这个项目最终被跨国公司所扼杀。民营企业为了实现高端国货零的突破所进行的浴血奋战，多以玉石俱焚而告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是无法诞生出创新型国家的。
② NO.1战略:凡是我国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产品,应当制定让拥有这些技术和产品的企业进一步加速成长,像格兰仕公司那样成为世界该行业的NO.1。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不仅仅让中国的纺织品、服装、打火机、玩具等行业和企业成为世界的NO.1，而且应该让中国的汽车制造企业成为电动汽车的世界NO.1、让我国的船舶制造企业成为该行业的世界NO.1。事实表明，中国企业成为世界NO.1并不是幻想，一家民营企业在没有任何政策眷顾的情况下就可以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写真机行业成为世界的NO.1，如果将NO.1战略升格为国家战略，中国的NO.1就会象水漫金山一样逐步向高端挺进。
（五）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再造规模巨大的技术创新平台：上世纪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的各地省级以下的各类自然科学研究院所，在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后，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失去了研究功能。20年来，许多研究院所没有增加过一个研究人员，没有增加过一分钱的技术装备，只得用租赁费为闲职人员发工资，车间变成个人承包的小作坊了。仅剩下国家级的专业研究院所，靠吃国家重点项目里的一些产品定单和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混饭吃，研究的功能也已经废掉一半以上。而中国高校的研究力量就更加薄弱，除了满足教学任务外，很少有与世界前沿技术接轨的研究能力。企业的研究中心是我国30年来发展最快的研究机构，但无论什么企业，在自己的研究中心里只能解决工艺的改进、产品常规性技术升级等问题，要实现重大的技术突破，都必须借助社会的研究平台、在多领域里进行组合研究和攻关，而在中国，企业80﹪需要外部协作的研究课题都找不到国内的承接单位。这就是我国技术研发平台的现状，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就会全面失去技术创新的能力，中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中了。重新布局我国的技术创新平台，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了！
（六）中国的军事技术、航天工程、农业技术等领域，之所以成为我国自主创新体型硕果仅存的孤岛，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队伍没有打散，二是国家一直是此类技术成果的投资人和购买者。事实表明：越是国际封锁，越能激发我国自主创新的激情和动力。当中国无法从国际市场买到军事技术和农业技术时，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决技术难题。中国并不缺少智慧，而缺少的是政策！30年来，在民用技术领域，不是中国的研究机构无能，而是政府和大型国企的眼睛只盯着国外，他们宁愿花1亿元去购买国外产品，也不愿花1万元在国内组织技术研发，将国内的研究机构长期边缘化，这是国内的创新平台自废武功的根本原因。
要满足高端技术的需求，采用什么途径？是内研还是外购？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研发能力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直接购买国外技术和生产线，比自己研发具有更高的效率。以引进为主的政策在当时是合理的。但是，在我们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线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引进用于技术创新的实验设备、人力资源和运营模式，使我国的创新平台逐年萎缩。而当我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技术的水平时，西方国家就不会向我国输出最先进的技术了，要想取得世界前沿技术，必须依赖自己的创新平台，舍此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
要想壮大和重建我国的创新平台，必须经历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培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高水平技术装备、设计、实验和检测仪器的配备、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招收和培养，都要经过投入产出不对等的孵化期，国家应该给新设立的研发机构资金上的支持和政策的倾斜，不仅如此，还应该以投资人或买主的角色向国内研究机构大量订购技术成果，把外购定单转向国内，只有如此，中国的民用技术才能获得生存所需的营养，才能象军事技术那样，渐渐地恢复旺盛的活力。只要政府和大型国企继续在采购中眼睛向外，对国内技术和产品倍加歧视、不屑一顾，中国的创新平台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七）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型国企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政府政策的眷顾下，一些国企毫发未损，而民营企业却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大型国企的进一步兼并重组使它们的实力继续增大。然而，这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大型国企基本上都是枪口向内的 “门里虎”，它们越大，垄断的成分就越高！如果国内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设施都被垄断组织所把持，就会使垄断组织轻易得到不劳而获的暴利，就会对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滑，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因此，国家的政策应该是鼓励外向型企业做大做强、兼并重组，扶持和造就中国企业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而对内向型企业应该以防止垄断为主，一旦出现垄断倾向，就应该对此类企业进行分拆。中国需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一言九鼎的“过江龙”，而不是对内耍横的“门里虎”。如果政府沦为垄断企业的帮凶和利益共同体，只会对内盘剥，从自己的人民手中夺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出国门就输得精光，那创新型国家对中国来说就只能是痴心妄想。
本文作者：深海岩石 2009-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