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子女回首历史：修补伤痕务实开创两岸合作

两岸开始修补以前的伤痕，务实开展史无前例的合作，开创这多难民族的光辉未来。时序六十年前之春日。一九四九年初，国共的战争渐渐转到华北战场。中共百万大军开始对「华北剿总」傅作义的部队採取分割包围的战略。

　　傅作义原指挥张垣绥署（第十二战区）。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间，趁共军在怀来和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之时，突击张家口，取得胜利。一九四七年秋，蒋介石为支援东北战场，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第十一战区），并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华北「剿总」)，任傅作义为总司令（辖第十一及第十二两战区）。

　　一九四八年春，家父潘华国将军自青年军整编第二零三年师师长，奉调为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组长，初驻皖北蚌埠、合肥一带。之后一九四八年秋改调北平，以华北剿总及其辖区之部队为视察目标。

　　谈到青年军，我必须说一段历史的遗憾。众所週知，青年军是抗战后期，蒋委员长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历史性产物。从二零一至二零九师各师，师长皆选自全国最优秀的国军将领担任，其中不乏以军长以上身份调任者。(如二零五师师长刘安祺将军原任五十七军军长，二零七师师长方先觉将军原任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青年军成员皆为优秀的知识青年，并配备现代化的武器，军纪严明，斗志坚强，深获社会各界好评。

　　一九四五年十月，青年军第二零八师及第二零九年师奉命进驻台湾接受日军投降。十一月下旬全师抵福州。「候命赴台，久未果行」。一九四六年初，又奉令调赴浙江，而后开始实施预备军官教育，年中完成复员工作。

　　接收台湾的任务后由陈仪担任。陈仪部队军纪不严，装备陈旧，被史家认为是造成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常想如由青年军二零八师及二零九师接收台湾，不知是否能避免二二八历史悲剧？

　　潘华国将军抵达北平后，默察北平情势，极为複杂。傅作义暗与共党地下人员接触，倡导所谓「局部和平」。潘将军随时向蒋直接密报华北形势，并建议挽救之道。蒋每次覆电，嘉许备至，时有「先得我心」之语。所呈意见，多予採纳。「惜乎俟交主管部门研办后，则又无形变质，或行之而不彻底，以致事效未著，无补时艰，为最可痛心者也。」

　　十二月十二日后，北平被围，国军积极构筑工事，并在市内开闢东单和天坛两个飞机降落场。城内机场尚未修复之时，蒋介石曾给平津守军军长以上将领空投过一封亲笔函，要求「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待机场修好后，蒋又派其参谋次长李及兰及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机来北平，召集蒋系军长以上将官会谈。坚持固守阵营，并图反攻。

　　蒋查知傅作义在北平已和共军进行谈判之后，曾几度派人劝说。十二月十五日蒋派其原军令部长徐永昌来面见傅作义，大意是要求傅率部分海陆两线撤至青岛，稍后再候命南撤。傅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为由回绝。十二月二十三日，蒋又派蒋纬国硓其亲笔信到北平，表示要任命傅为华东南军政长官，亦遭傅婉言拒绝。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蒋又派其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至北平。

　　郑介民硓来蒋致家父亲笔函一封（谨披露如附）。执笔日期为一月五日十七时，料为郑出发前不久，可见时间之紧迫。元月七日家父与华北高级将领即时覆函。兹节录如后：总统钧鑑：郑次长?平，奉读钧座手谕，无任感奋，当将德意，转达全军，仰体关垂之殷，更坚图报之志……谨将所见，简呈于次：

　　一、平郊战守，似无前途，向津沽转进之案，本为上策，惜误时机。长期固守，而民食军粮，又难为继，为保持国家元气，以期长久支持戡乱大计，似可先由空中抢运一个军至青岛，以之输送塘沽，扩大阵地，开闢机场，再由塘沽陆续自空中将平郊主力接出向南转用，以固江防，再图后举。

　　二、……值兹国运千钧一髮之际，似宜以最大魄力，最大决心，以作全局改革。其要点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廉能政治，徵收豪富财产，训练军政干部，动员民众，改造本党，建设新军，重用才智，争取盟邦，恢复革命精神，扫除失败观念，以期收揽人心，提高士气，抢救危局，开拓坦途……至其他详情，经请郑次长面报，职等恩受钧座培植，决不有辱使命，恳释　垂注，

　　恭叩

　　崇安

　　职李文、石觉、潘华国、袁朴同上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七日

　　随后，家父在北平一方面协调诸高级将领，共商战略。一方面将情况变化，随时报蒋，并提供意见，请示机宜。然而后来国军在徐蚌战场频频失利，傅作义于是认为大势已去，与共军之所谓「局部和平」遂告实现。一月三十一日共军进佔古都北平。

　　四月杪，共军百万大军渡江，重演「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历史大戏。与东吴不同的是，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高度成就。我们从历史学到什麽？两岸选择让历史还历史，政治归政治，开始修补伤痕，务实的展开史无前例的交流合作，开创这多难民族的光辉未来。

　　潘汉唐﹕美国纽约大学企管硕士，有汉企业集团董事长，亚太台商联合总会创会总会长，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十届总会长，香港台湾工商协会第四、五届会长，中山学会第三、四届会长，著作：《台湾与世界对话》、《两岸经贸与全球化》、《世纪之初》、《台湾与未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