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
-----从基辛格提出“创意外交”到陆克文反思“华盛顿共识”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以巨大的破坏力扫荡着各行各业，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对有关经济理论和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月中旬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他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世界将陷入混乱。而根据他构想的这个国际新秩序蓝图，中美两国将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大国，将成为世界进步与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流砥柱。
就在基辛格勾画国际政经新秩序蓝图的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在二月份（提前出版）的澳大利亚《月刊》（The Monthly）发表长文，认为目前全球出现的经济危机，恰恰是新桃换旧符的机会，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开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巨大的危机震撼，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旧的道统（orthodoxy）被推翻，另一个新的道统出现”，因为旧道统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陆克文要迎接的新时代，实际上与基辛格所呼吁的国际新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在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意义通常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回顾的时候，只有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作为西方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陆克文批评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将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neo-liberalism）,正是目前人类面临的这场全球性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它却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将近三十年经济理论的道统（economic orthodoxy），所以现在已经是到了告别这个“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特殊商标”的时候了。
事实上，无论是基辛格对世界目前政经体制的批判，或是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涉及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常识问题，即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的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了混乱。如基辛格所言，这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几乎是在同时出现，史无前例，“毕竟政经密不可分，但在过去几年经济荣景的时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之间已经被一道鸿沟悄然隔离”。
近三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作用，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对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以政治手段，即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来打开国外市场，并支持透过国际组织或有关条约，对其他国家施加多边政治压力。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恰逢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年代，生不逢时，相当一段时间未能得志。但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恰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中国改革开放也在这个时候拉开序幕，开始了市场化进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这个时期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各取所需，并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突飞猛进作出巨大贡献），在全球一片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从那时开始一直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
陆克文间接批评“华盛顿共识”？
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基本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因此，无论是西方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
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却面临千夫所指，被认为是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作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不但是对这一学说的反思，更是对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公然挑战。
陆克文说，仅仅十八个月，这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75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破坏，是现代史上一次最大的调节机制失败，不但在金融市场，而且在实体经济领域，政府财政方面带来了巨大损害。短短时间内，全球的资产市场，已经从最高峰时的总值，至今损失了大约32万亿美元，相当于西方七大工业国（G7）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信贷市场几乎枯竭，其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发达国家将遭遇60年来第一次的经济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剧升到800万人。而国际劳工组织则预测，发展中国家因金融与经济危机，将再新增一亿的贫困人口。与此同时，危机给各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和成本，将达到破纪录的高峰，波及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显现。仅美国政府2009年的赤字，将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而实际使用和拨备的银行担保金和准备金，估计将逾13万亿美元，超过了近百年来美国用于其所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总和。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陆克文认为，华尔街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扩散，从金融危机变为总体的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很多国家已经发展成社会危机并转化为政治危机，甚至已经给地缘政治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削弱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未来的战略影响力。
所以，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不但在有关的监管、调节机制方面需要检讨，而且也是“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陆克文呼吁深入检讨过去三十年来主导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统地位，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目前已经不合时宜。
陆克文提倡社会民主主义
他认为，作为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学主流正统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无助于及时发现有关监管调节机制的问题，从而防止目前出现的这场危机，“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者（social democrats）才能救资本主义，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对的国际挑战，社会民主主义拒绝极端资本主义和反对不受约束的贪婪，同时承认开放和竞争市场的巨大力量”。
陆克文指出，这样的挑战曾经落到有同样理念的罗斯福总统肩上，他负起了大萧条之后重建美国的重任；落在了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影响的美国民主党人肩上，担起了战后美国国内扩大内需的责任，负起了重建欧洲马歇尔计划的使命，并参与制定了推动战后国际经济活动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今天，同样的责任落在了民主党总统奥巴马身上，也落在了支持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身上，以重建一个适当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责任的国际金融秩序。而这些例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倚靠国家机器以重建规管得当的市场并重建内需和外需信心。
陆克文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上述理念，并非要将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由于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不少人的日子将会日益艰难，因此可能会有人提出退回到大锅饭，即国家提供一切的模式，并放弃国内和国际市场开放与竞争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已经出现，虽然比起美国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显得“相对温和隐晦”，“但无论是软的或硬的，贸易保护主义一定会把我们从目前的衰退带向大萧条的深渊，导致全球需求的崩溃”。
因此，陆克文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新自由极端主义，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谴责，而是要表明在保证政府只是监管者，政府是公共品的出资者或提供者，政府保证对所有人公平的前提下，可以确保有规管的竞争市场最大的生产率。陆克文还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理念，就是平衡公与私、利润与所得、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号召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行动起来，迎接进一步的挑战，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应对经济重建的重任，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设计出一个新的规管机制，“否则，极左和极右派会趁机发声夺回他们业已失去的合法地位，历史上有很多此类让人极度不安的先例”。
华尔街银行家必须要有道德约束
作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总理，陆克文的讲话虽然被认为有极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和党派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有为保住其政权，借机清算前任自由党政府之嫌，并为多年之后竞选连任进行舆论准备，却也不乏积极的成分。比如其对经济制度的看法与主张，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共同点，双方都主张政府对市场适度的干预和调节，反对放任自由，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双方也都主张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就曾表示，市场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会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也才能使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平衡、可持续。
温家宝还说，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陆克文则批评华尔街银行家们贪得无厌的巨大胃口，有违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当危机造成大量失业、减薪以及资产大量缩水，人民生活受到巨大影响之际，金融界的高管们却与现实脱节，继续领取天价的薪酬”。资料显示，2007年，标准普尔五百大企业行政总裁，人均薪酬达一千零五十万美元，等于美国普通工人年薪的344倍。美国前五十大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经理，人均薪酬更达五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等于美国普通工人年薪的一万九千倍。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行付给高管的奖金达到惊人的390亿美元，而他们的公司则在之后由美国的纳税人予以救助。
显然，对于陆克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除了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鲜明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他借此间接表达了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的态度，拉开距离。他表示必须坦率分析新自由主义在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中的中心作用，检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据说在这篇文章发出之前，陆克文曾经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打过招呼，进行了沟通。
基辛格：建立中美命运共同体
其实，无论是基辛格对新世界秩序的呼吁，或是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都表明一个阶段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刻。基辛格作为地缘政治学的鼻祖，基于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洞察力和对各国力量对比的最新判断，提出了“创意外交”（creative diplomacy）的说法，认为目前国际体系极度动荡不安的性质，为这样的“创意外交”展现了一个独特机遇。
那么这个“独特机遇”意味着什么？“创意外交”又有什么样的内涵？它与传统外交有什么不同？显然，基辛格并非无的放矢，根据他提出的未来世界新秩序构想，中国无疑将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中美关系将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将共同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携手并肩，共同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安全。
基辛格明白指出，中国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他认为，过去的几十年来，中美当初基于各自需要为牵制共同敌人而设计的战略关系，已经进化到 (has evolved)国际体系的支柱作用。中美关系互惠互利，“中国购买了美国国债，使美国得以消费挥霍；美国则对中国货开放市场帮助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今天，为了收拾国际金融危机的残局，太平洋两边的这两个大国更需要相互合作与配合。他认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已经重创了中国的出口市场，虽然中国目前已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拉动国内消费，但改弦易辙需要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估计可能暂时下降到百分之七点五以下，即降到中国专家认为将影响政治稳定的警戒线。
因此，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中美双方如何打交道。基辛格认为，双方关系如果处理的不好，让中国受挫，则中国可能收缩战线，重新审视仅限于亚洲的区域性组织，比如目前已经存在的东盟（ASEAN）“十加三”架构。与此同时，如果美国保护主义加剧，或把中国定位为长期宿敌，则这个 “自我实现的预言”将损害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将整个世界拖回到十九世纪外交和重商主义的时代，世界分成各个相互竞争的区域，产生危险的长期后果。
为此，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关系命运共同体（a common destiny）的概念，更将此提升到类似战后美国与欧洲关系（trans-Atlantic relations）的高度。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构想，而是否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创意外交”？果若如此，国际关系的格局将在这次危机的洗礼之后焕然一新，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蓝图跃然纸上。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必须提升到新的层次，两国的这一代领袖有机会完成这样的关系设计，他认为，比起当年的美欧关系，中美关系“目前更多的挑战是政治和经济，不在军事领域”。
基辛格对未来国际政经新秩序的构想，与陆克文总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间接反思，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任何学说、任何政治架构都要与时俱进，决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将被历史所淘汰。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反动只是一线之差，过了头就要出问题，带来灾难。我们目前面临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而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个教训和经验中不断成长，在一破一立中不断发展，在危机中发现新的机会，发现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发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新时代。（王健民是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