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dr.bear
19世纪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他们地位相当，所处时代和大环境也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背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一代大家梁启超便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该书叙述评价了李鸿章的风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分析。梁启超认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笔如椽，其学贯中西，识见犀利，一剑封喉。千载而下，恐怕对李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判，无出其右者。
不过，笔者以为，梁任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只见其果，未证其因。苹果埋进肥沃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投进五色酱缸只会腐烂变质。让我们试着从文化文化与制度的较量上找找原因吧。
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总督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李鸿章在给一代大儒吴廷栋写信的时候，自己也说“鸿章少年，有志于学，不得已为事情所累”。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李鸿章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这种知识结构本身的弱点与缺陷，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远。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指出:“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已故学者冯建辉在其《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中进一步阐明，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伴随着“文艺复兴”而迅猛发展，促进了整个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的见解与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就连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显然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改革派发起的旨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见识却颇丰。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读书研究，直至做了总理大臣后，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连外国的新闻杂志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开招商局、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倡修铁路……如果没有点儿真功夫，能办出47个中国“第一”？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伊藤博文照样精通儒学，乐此不疲（他的名字就来源于《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甚至他的治国名言就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假若我们从制度结构上找原因。那么，不难得出：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这点，正如梁启超所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非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半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李鸿章并非没有接受外来文化，但作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他一方面固守中华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也羡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妨碍了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现代文化，这也成为他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他培养的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他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他也未能突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弊政，重军事工业，轻基础工业，害怕商民壮大，只为清政府谋财，不重视为老百姓谋利。这种推行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错误产业政策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
整个近代百年历史，所谓的中国现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开化”的狂潮。无怪当时的日本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西方列强好感，继而修改不平等条约。于是一场狂飙突进的全面“西化”运动开展起来，在政府的带领下，日本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这些都被视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却审时度势喜好洋风，是“欧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当他看到彼时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后，就及时调整政策，顺应大势，照顾国情，恢复传统文化，扭转了浅薄庸俗、极端西化的倾向。使日本出现了西服与和服并存、酒吧与茶室共处、西洋歌剧和日本浮士绘竞相夺目的奇观。在此基础上，伊藤博文大力劝奖百工，扶持私营企业，使日本经济欣欣向荣。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强调富国强兵，但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始终把资产兴业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伊藤博文既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豪商遍地，劲卒无敌。
按现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的。”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五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而李鸿章，却在维特评价李鸿章的同一年访美途中试着喝过一次洋咖啡，还因随地吐痰被责令擦掉和罚款。
附：明治维新前夜的日本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建立幕藩体制。幕府之下，全国分为各藩，全国号称有“三百诸侯”。与中国相似，全国分为士农工商四级，不过此士非中国士，而是武士。德川幕府对天皇的控制超过前代幕府，包括经济上也控制很严，民间常说天皇是“欲做诗，却无纸”。
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日本，向日本人民传天主教，饱受压迫的日本农民很快接受了天主教。幕府很快察觉天主教对统治者的严重威胁，遂大肆镇压。杀害天主教徒达二十八万之众。但这样还不能禁止人民信教，幕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全面锁国，自1633年到1639年连发五道锁国令，规定全国检举天主教徒，不给天主教在日本有一点立足之地。并禁止一切西方人来日贸易，同时规定日本人在海外者不许回国，日本人不得出海。这些命令的一个副作用是，中国沿海的倭寇从此绝迹。在日西方人被隔离到一个名叫出岛的小岛，与日本人隔绝。幕府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自此国内表面上平安无事，局面稳定。不过，实际上，幕府以表面稳定为代价拒绝外来文明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民族的发展陷于停滞，十七世纪初日本出现的变革活力被窒息了。此后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统治被后来的日本人认为是日本落后时期的代名词。
形势的稳定使得武士阶层马放南山，沉沦于游乐之中，而商人阶层崛起，大名武士皆拜在商人脚下，日本民谣说，“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而且商人还花钱买来武士刀，摇身一变成为武士。
日本锁国后，独有两国可以继续对日贸易，一是荷兰，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对传教不感兴趣，只注重贸易，另一国就是中国。
同时，荷兰的实用性书籍也渐渐传入日本，在日本形成兰学，兰学与儒学在日本同作为“国学”并立。
1754年，山胁东洋发表人体解剖报告，揭开了日本“启蒙运动”的序幕。兰学对日本思想文化和生活造成全面冲击。幕府发现了兰学对其统治的威胁，即行镇压，但兰学已经完成了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启蒙，动摇了人们对幕府统治的信念。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使日本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中国的“天朝”形象开始崩溃。但幕府仍沉缅于表面上的稳定，采取驼鸟政策，不知大难将至。
1853年，美国将军佩利的四艘黑船驶近江户，日本上下一片恐慌。次年，佩利再进日本，强迫幕府签定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此后，欧洲各国纷纷与日本签定不平等条约，日本闭关锁国时代被打破。
其间，日本唯一的欧洲友邦荷兰多次致信幕府，善意劝告其尽快开放，以免如中国般遭受大祸，但幕府虽表示感谢，却拒绝开放。但日本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们却认识到，只有解禁，才是日本唯一的出路，而幕府坚持锁国。
在此期间，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是开国论者的代表，他们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得到启发，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术”。
同时，日本传统的文化体系也遭到冲击，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发生怀疑。山鹿素行说，日本才应该是中国，因为中国战乱频仍，而日本正统相继。还有国学家抨击清代中国人虚伪，而日本的大和心与古中国人那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日本人本居宣战认为，中华世界虚伪狡诈，政治不修，而日本则“春日明净”。他们将那些“妄自眩目于支那学说”的日本人斥为“腐儒庸医”，总之，认为中华文化与上古时相比已失去活力，趋于死亡。日本思想界急于向西方先进思潮学习。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感到国难当头，幕府则成为日本进步的障碍。武士大盐平八郎发动起义，打响了倒幕第一炮。大盐平八郎是一警官，对幕府统治的黑暗极为不满。有一年过年，他身穿新衣吃年夜饭，思及许多穷人，无心下咽，赋诗一首：
着得新衣祝新年，羹饼味浓易下咽。忽思城中多菜色，一身温饱愧于天。
大盐平八郎起义被幕府镇压，兵败身死，而幕府的腐朽统治也到了灭亡的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