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海参崴“百万街”抓捕无证件外国人，捣毁犯罪窝点，但随着打击面不断扩大，引起当地中国人恐慌，最终导致中国大使馆出面交涉。不久前苏联与外蒙古签订《苏蒙互助议定书》已引发中国不满，苏联领导人不愿因海参崴中国人问题而使两国关系恶化，故采取措施缓和了这种情况。6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远东边疆区下发指示：“要求（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授人以口实，即让人认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清理‘百万街’。”远东地方当局在接到指示后，行动幅度略有收敛，转而以打击犯罪、检查证件是否齐全等为借口，接二连三地发起各种规模较小的“清理”行动。面对这种频繁的“清理”行动，不少中国人只得乘船回国，1936年全年约有4000余人回国。不过，此时苏联尚不认为有必要对全体远东中国人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准许中国人加入苏联国籍，条件是他们的工作态度要兢兢业业。
然而，随着苏联国内大清洗不断加剧，事情很快有了变化。1937年6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叶若夫(Н.И.Ежова)声称，苏联充斥着“间谍、破坏分子”。很快00447号命令（《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在7月30日获得政治局的批准，其中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劳永逸地结束反对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卑鄙的破坏活动”。根据00447号命令，镇压目标按照威胁程度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所谓最恶劣罪犯与富农分子，这类应立即逮捕并枪毙；第二类是不太活跃，但对苏联有敌意者，应在集中营或监狱实施监禁。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沿边境一带特别禁区的决定。从1937年下半年起，开始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后，这种镇压涉及居住在苏联境内的一系列族群。
1937年底，苏联镇压矛头指向远东华人。12月22日，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Г.С.Люшков）下达绝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次日叶若夫又下达了补充命令：“同时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此后，从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远东各地先后开始拘捕中国人，由于海参崴及其所在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人数最多，所以那里的逮捕规模最大。大规模逮捕先后进行了三次，此外还有数次小规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滨海州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行动”。根据滨海州的资料，该州这次“中国行动”逮捕了853名中国人。滨海州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抓捕行动：“伯力、布拉哥（即布拉戈维申斯克）各领事馆报告俄远东一带有大批华侨被捕……伯力200余人，布拉哥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哥又有20余名华侨被捕。
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延长针对少数族裔中‘间谍、破坏分子’的行动到1938年4月15日”（其中就包括中国人）。同时还准许保持庭外审理案件的程序，且不受被逮捕者的国籍约束。就在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投敌分子”的决议，决议称：“外国情报机构的大量间谍和谍报机关的破坏网络遍布苏联”，要求拘捕所有投敌分子，对于“那些确定直接或间接，越过边界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和其他具有反苏意图者，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必须处决”，其余“转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处10年监禁”。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在苏联与日本、朝鲜、（伪）满、（外）蒙古等接壤地区，建立不同于苏联内地的特别制度。决议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既没有苏联身份证件也没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从远东边疆区、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强制迁移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破坏或其他反苏活动者且交由三人小组审理这类案件，不论其国籍如何，皆进行镇压。
1938年2月12日，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斯巴斯克逮捕华侨200余人，并且对被逮捕之华侨刑讯逼供，逼问所谓间谍之罪。2月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乡分头按名逮捕华侨约百余人。中国驻伯力总领馆闻讯后，“即行派员调查，此次被捕人之大半有照有票并有正式工作，地方官似任意滥捕”。
1938年2月下旬，进行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抓捕首先发生在伯力，“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我如不设法交涉制止，则远东华侨恐将无噍类矣”，“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2月22日，相关的行动在海参崴展开，“本埠昨晚起又复大捕华侨，今晨尚在继续进行中，仅当时不在家中者暂获幸免，（华侨）群来领馆哭诉，恳请寄宿馆中，藉资庇托，……苏方对我侨胞一再滥捕，以致群情惶骇，不可言状”。
1938年3月28日至31日，在滨海州又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三次大规模抓捕，他们“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连问都不问甚至都没有（逮捕）公文……其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年幼的儿童”，“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据统计，仅滨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中国人即已达到2005人和3082人。另据海参崴总领馆5月7日上报数据：“查本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数在七八千人。”大规模的抓捕，让当地监狱人满为患，在审讯时往往还加以刑讯逼供，甚至折磨致死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办案人员满负荷工作，并在极短时间内对数千例案件结案，这段时间办理的案件几乎所有卷宗都是仓促编成的，指控也都是伪造的。从1938年4月27日到5月27日调查基本上结束，远东地区被认定有罪的5816名中国人中，按第一类（处决）处理3123人，按第二类（处以集中营劳役或监狱徒刑）处理2693人。
据以上分析可知，自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短短3个月之内，仅滨海州被抓捕的中国人就已达6000余名。在阿穆尔州，截至1938年6月22日遭到逮捕的中国人有1350人，在东西伯利亚的赤塔有15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过3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哈巴罗夫斯克亦有数量不详的中国人被捕。海参崴总领馆辖区（大致相当于滨海州范围）在1936年登记华侨总数为11403名，三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数量已超过海参崴总领馆辖区上年度登记人数的一半。海参崴所在的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数量最多，约占整个远东中国人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推估当时整个远东边疆区被捕中国人总数当不少于1万人。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逃亡伪满后公布：“在远东地区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时，对中国人的迁移尚未完成，因而他提供的驱逐数目不准确，关于迁移具体人数，将在本文第五部分进行探讨。其中被逮捕人数与推估数字基本吻合，证明柳什科夫所说的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是可靠属实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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