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日签署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以下简称"国防授权法")，使之成为法律。法案中有多项内容涉及中国，包括关注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等。
此外，法案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促进美台官员互访，并帮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该法案出台，无疑为台独势力打了一支强心针，在更深层次上可以看出，特朗普自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已和美国国会一道，逐步架空"一个中国"政策。
回顾过去十年来美国历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可以发现，其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和介入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国防授权法涉台内容逐步丰富
2008年国防授权法中没有关于台湾的内容，到了2009年，国防授权法涉及台湾的内容只有一处，即提及2008年3月， 民兵3型(Minuteman III)洲际弹道导弹的分类装备被运到台湾。2010年国防授权法则关注台湾空军力量，当时台湾空军正需要升级旧有战机，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提交可以提升台湾军队防空能力及强化空军力量的措施。在这之后，台军空军战机得以升级，亦购得导弹等配套武器装备。
此后几年，国防授权法并未提及台湾。直到2012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台湾"字眼才再度进入该年制定的2013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除目录以外共提了台湾14次，其重点依然着眼于军售。具体而言，法案重申了《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保证其自卫能力的必要性，并提出美国总统应采取措施，解决台湾战斗机不足的问题。
2015年国防授权法相较于2013年，涉及台湾更多方面，且更加详尽，不仅重申《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亦对如何增强台湾自卫军事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包括考虑帮助台湾提高船员的海上能力和航海技能，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提交一份台湾自卫能力的报告给国会。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还明确提出台湾与大陆一样，有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及多边演习的机会，表示要以此"提高台湾对此类演习的操作能力"。这点更在2016年国防授权法得以延续，该法案提及台湾军事培训费，指若美国进行的海上军事培训有台湾参与，可根据情况增加相关费用。
2017年国防授权法则注重美台军民关系。该法案首次列明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之间的军事交流章节，并要求美国应该推动美台高级军事的交流计划，以改善美台的军民关系，当中包括美台议会关系。
2017年，美国总统换届，特朗普上台，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美台关系，均进入一个新时期。去年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是特朗普政府第一部涉及台湾事务的法案，这部法案比以往更加"高调"，不但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要按照美国政府的"六项保证"行事，努力提高台湾的自卫能力，更表示要邀请台湾军演，实施高级军事交流计划，加强美台军事联系，美国军方亦会提供对台湾人员的培训，包括军事服务的交流。
该法案还有一条在大陆、台湾、美国三地引发了极大关注的"爆炸性"条款，即要求美国政府评估美台军舰重新相互停靠的适当性与可行性。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未来将可以通过台湾获得补给。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当时曾在华盛顿警告："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
李克新言论一出，即引来文诛笔伐，怒斥中国狂妄自大的声音不绝于耳，仔细分析情况可以发现，在当时台海局势下，主动采取行动想要改变现状的肯定不是中国公使，而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实际影响，肯定远远大于中国公使的几句言论。当然，出于避免过于刺激大陆的考虑，美国军舰在未来几年未必会直接停靠台湾，但"研究军舰相互停靠"条款所流露出的挑衅意味，不言自明。
"六项保证"晋身"美台关系基石"
上周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是最新一部法案，与以往有较大的不同。该法案第1258条将《台湾关系法》及里根政府当年对台湾提出的"六项保证"定义为"美台关系的基石"。
"六项保证"原本只是共和党政府对台湾的口头保证(具体内容为：美国不贊成对台军售设定期限;美国并不寻求为两岸作调停;美国不会施加压力要求两岸谈判;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美国无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八一七公报的内容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意见)，但如今和《台湾关系法》一样，晋身成为美台关系的基石。
在军事方面，法案明确指出加强和改革台湾军事力量，提高台湾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同时还特别提及了要扩大美国武装部队与台湾军方的高级军事参与和联合训练;支援美国对外军售和其他设备转移到台湾，特别是用于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台军多年来主要假想敌都是解放军，近年解放军实力迅速成长，美国口中所谓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是针对谁，不问可知。
法案亦要求促进美国高级国防官员与台湾官员之间的交流和美台双边合作。2019年国防授权法关于官员互访的条款，实际上和特朗普在今年3月16日签署的《台湾旅行法》遥相呼应：《台湾旅行法》解除了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等原来的"黑名单"上的台湾高官访美限制，同时也解除了美国相应等级官员的访台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旅行法》本来会自动生效，但特朗普依然选择在法案快要自动生效的当天签署，以表明他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在对台湾的支持上，美国总统和国会是一致的。如此算来，上台一年多以来，特朗普政府已通过了三部涉台法案，这三部法案让美国在极短时间之内，极大加深了对台湾事务的介入程度，而美国在提及台湾的时候，也愈来愈倾向于指明要加紧防务关系，加大政治上的接触。
事实上，美国行政和立法机关一起明目张胆碰触中国底线的动作，也是中国外交国防诸多部门齐声声讨的关键。
在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中国国防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发声，表达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直斥该法案涉华内容充斥冷战思维，渲染中美对抗，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氛围，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则以书面形式，强调中方已多次就此表明立场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通过并签署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不满。陆慷还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正确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避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
美对台保证优先于"中美联合公报"
正如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是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未经由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程序，上升成为美国法律。而前述三部涉台法案，则都经过法定程式，成为了美国的国内法。
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地位要远高于行政部门的承诺。相对于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石，台美关系的政治基石因为得到了美国国内法的正式背书，其实更为牢固。以此言之，虽然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表示承认一个中国，以及限制对台军售，但在如今"六项保证"、促进美台高级官员互访都成为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美国其实已经在事实层面上对台湾做出了无论如何都要坚决维护的姿态，给台湾维持独立地位"撑腰"的信号已明白不过。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架空了"一个中国"的承诺，逼迫中国在台海打响第一枪。
二战前，美国如何逼迫日本对美开战
——写在日本投降73周年之际
目前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争夺益发激烈,如何分析和预测双方的态势?为此我又祭出历史研究这一招。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美关系演变为分析当下中美博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模型和案例，对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为未来处理中美关系提供启示。
日本和美国在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矛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日益突出。1922年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日美矛盾虽然以日本的妥协退让得以缓解。但华盛顿会议后，日美在争夺中国的权益上展开了紧张剧烈的竞争。日本处心积虑地以美国为假想敌，随时准备以武力打破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太平洋秩序”。美国也以日本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向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以武力制造“九·一八事变”，对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有利于美国的远东国际秩序进行公开挑战。但当时美国正处于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考虑到美日贸易关系密切，加上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美国对于日本武装侵略我国东北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措施，只是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华北向华中、华东和华南进攻，并封锁中国海岸，严重侵犯了美国在华利益。这时，美国已摆脱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罗斯福对日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先后发表一系列演说，声明、照会，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如1939年5月，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建议，通过了庞大的海军扩建计划。7月，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于1940年到期后不再续约。显示美国对日本的扩张不再置若罔闻。但这些措施十分克制，表明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对日本的扩张实行严厉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就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因为美日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而如果经济制裁导致战争，美国也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
直至1940年9月，发生了日本入侵印支北部事件及德意日三国结成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美日关系才发生了重大转折。美国对日本入侵法属印支北部反应强烈。这时，美国虽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用武力约束日本。但由于日本长期依赖从美国输入重要战略物资，美国手中掌握着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武器，即它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对出口到日本去的物资实行禁运。
9月25日，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第二天，罗斯福下令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并抽回美国在日本的投资。英国也于10月8日宣布重新开放援华的缅甸运输线。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又宣布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和50架截击机。罗斯福在1940年底竞选连任总统获胜后，12月10日批准铁矿石、生铁、钢以及钢制品对日本实行禁运。罗斯福在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中，严厉谴责德意日三国同盟，痛斥法西斯国家所要建立的“新秩序”是“复辟最古老和最恶劣的专制暴政”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加紧扩军备战，扩充陆军，不断增加国防费用。
但是应该指出，截至1940年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只是在局部的有限范围之内，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仍不属于禁运之列。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斯克都主张对日全面禁运，但遭到美国军方领袖马歇尔和斯塔尔的反对，罗斯福也不赞成对日采取激烈措施。在11月底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赞成国务卿赫尔的对日政策：“打一场后卫外交战，而不是相逼太甚以致使日本为获得军需补给而攻击荷兰(指荷属东印度—现印尼)，用这个办法来尽可能继续使日本放慢它的战争步伐。”1941年1月，两名美国传教士从日本回国，带回了近卫内阁关于解决日美分歧的非正式建议，虽然罗斯福对通过谈判能否解决美日分歧持怀疑态度，但还是鼓励与日本进行对话。
罗斯福不赞成对日立即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原因有三，第一，美国还没有在太平洋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它的扩军备战刚刚起步，大量民用工业还未转入战争轨道;第二，国内孤立主义者极力反对美国参战。罗斯福为争取1940年底第三次竞选连任总统取得成功，消除选民对美国可能卷入战争所怀的忧虑，10月30日在波斯顿发表演讲，向全国选民中的父母们保证：“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到国外去打仗”;第三，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支持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比美国单独对付日本更为重要。法国败降后，希特勒的侵略势力席卷大半个欧洲，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虽然严重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但还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一向认为纳粹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1940年9月28日，即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高层决策性会议，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在大西洋对德国的侵略扩张采取攻势，在太平洋对日本采取守势，先稳住日本，制止日本的扩张，等欧洲战场接近胜利的时候，再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再次强调：“希特勒是人类公敌”，“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
因此，美国对日本采取既敞开谈判大门，又继续保持一定压力的政策，力图通过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赢得时间，增强军事实力，迫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以避免或推迟同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日本方面对美国开战的准备工作也尚未就绪。为了放手南进，日苏关系也有待调整，为摆脱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困境，日本也希望通过日美谈判诱使美国向国民政府劝降。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突变。原先日本设想的加入“三国同盟”是以日德意苏四国合作为前提而缔结的，日本希望通过德国中介与苏联结盟从而解除后顾之忧，全力南进。“由于德苏开战，这一前提消灭，苏联加入了英美阵营，我国便面临必须以美苏两国为敌的最险恶的事态”北进派急先锋、日本外相松冈得知德苏开战的消息后，便上奏天皇，建议立即对苏开战。30日，德国正式要求日本对苏参战。日本军部对此议论纷纷，有主张与德国相呼应，乘机进攻苏联的即刻北进论，也有主张乘机南进的即刻南进论。当天，日本大本营、政府内阁联席会上最终通过了避免立即介入德苏战争的提案。
德国突袭苏联虽然使日本的对外政策一度陷于混乱，一时为日本的北进论提供了十分诱人的时机，但冷静思考，权衡全局，日本的根本出路在南方。因为北进对日本来说，不但在军事上行不通，而且在经济上也无所得。根本解决不了战略物资上的燃眉之急。而南方盛产石油、锡、铝矾土、橡胶、大米和奎宁等。这些物资都是日本维持战争经济必不可少的。据东条在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称，日本在德苏战争爆发前就已决定进攻荷属东印度。6月21日，松冈对德国驻日大使奥特说，日本不准备同荷属东印度恢复谈判，日本将使用武力。日最高统率部认为，作为进攻荷属东印度的第一步，必须先得到印 支南部的海空军基地，以便给远征军提供足够的掩护。6月25日起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上，首先批准了进驻法属印支南部的《关于促进南进施策的方案》，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又作出《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首先，根据《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贯彻执行对法属印度支 那和泰国的各项措施，借以加强向南方扩展的态势。帝国为达此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
1941年7月12日，日本驻维希公使加藤接到命令，要他向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提出如下交涉，进一步吞噬印支南部：日本向印支南部派遣必要数量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日军占领柬埔寨和交趾支 那的8个空军基地;租借金兰湾和西贡的两个海军基地;日军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果维希政府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继续保证印支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主权。否则，“印度支 那的局势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变化”，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同时，松冈外相还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德国向法国施加压力。日本还警告说，达尔朗务必在7月22日下午6时前答复。限期一到，不管法国同意与否，日军将开进去。7月21日，达尔朗接受了日本的要求。23日，双方就日军进驻印支南部的细节达成协议。28日，日军开始进驻印支南部。
日本在分开发布日军进驻印支南部的消息之前，于7月25日训令驻美大使野村将日本进驻印支南部的意图通知罗斯福，说明进驻的理由是为了自卫，并强调日本将始终努力改善正在谈判的日美邦交。尽管东京在事前一再否认日本有占领印支南部的意图。但美国已截获了日本7月2日御前会议的讨论摘要，7月19日又破译了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发给外务省的一份电报，其中透露日军占领印支南部是为了进攻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铺平道路。这份电报对正在进行的美日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好比一副清醒剂，使美国决策层一下子明白过来，日本在对美国玩弄把戏，一面假心假意地进行日美和平谈判，一面又悄悄地加紧推行向东南亚的侵略计划。美国从中看到了妥协与绥靖根本无法遏制日本的扩张野心。罗斯福以此为契机，基本中止了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他决心通过各种各样的禁运，以对付日本企图控制东南亚的新要求。罗斯福认为，如果日军占领印支北部还是为了切断滇越铁路，为了战胜中国，那么日军再占领印支南部就绝对是为了进军东南亚而准备跳板。
应该指出，美国的各种各样的禁运中，最有效地打击日本的一张王牌是石油禁运。正如赫尔所说，“禁运石油对于日本来说，确实是一种除战争以外最有效的制裁”罗斯福下决心打出这一张王牌也有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加滕向达尔朗提出日军占领印支南部的一系列要求后，7月18日罗斯福在同他的内阁研究制裁计划时，仍反对对石油全面禁运。“因为这可能会刺激爆发太平洋战争。”海军部也提出警告，“采取制裁措施可能意味着同日本开战，而美国海军尚未做好这种准备。”
当维希政府接受日本要求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只是下令冻结日本资产，对所有同日本的贸易实行许可证。至于石油的许可证是否签发将视情况而定。可见罗斯福还不打算马上禁运石油。罗斯福解释说，向日本出口石油是为了美英自身的利益，可以使日本人不入侵荷属东印度，从而防止一场南太平洋的战争，以免中断重要的供应线。同时，罗斯福还建议日本撤出印支，由几个大国保证该地区的中立化。7月24日晚间，罗斯福在批准冻结令之后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表示倘若日本接受他的建议，美国将许可对日本输出某些物资，包括石油在内。企图以此来避免同日本的正面冲突。虽然总统对他的建议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把它看作“防止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而作的又一次努力”。
然而罗斯福的克制态度并没能劝阻日本南进的步伐。日本当局对罗斯福的印支中立化计划不屑一顾，1941年7月28日，日军按预定时间开进印支南部。同时还冻结英美荷在日本的资产。这样，罗斯福希望避免冲突的努力破产了。
经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讨论后，8月1日罗斯福发布命令，禁止向日本出口若干种物资，包括所有可作为飞机燃料使用的石油产品在内。但低级燃料和原油仍准许出口，只是须经批准。这显然表明，日本仍可重新申请除飞机燃料油以外的石油产品出口许可证。但自总统命令发布后，政府各主管机关都拒绝这类申请，造成事实上对日石油禁运。8月3日，罗斯福启程去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同丘吉尔会晤，直至9月上旬他才知道石油全面禁运已经实施，罗斯福认可了这个事实，而英国，荷兰(荷属东印度—印尼)也一起追随美国向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引起了日本极大震动和恐慌，一方面要求同美国进一步对话，甚至建议近卫公爵同美国总统会谈，另一方面，又制定进一步南进的计划。日本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向天皇陈述说：“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即使在支 那战场都有极大困难，与其这样，莫如马上动手，除此别无他途。”在对美开战问题上一向持慎重态度的海军部也认为与其坐待石油“愈来愈少”，莫如先发制人，首先对英美开战。
8月6日，野村向赫尔提出一项新建议，日本同意不向印支范围以外地区进军，同意在“中国事件”解决以后从中国撤军，并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的战备，撤消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调停议和，并承认日本在印支的特殊地位。日本的建议避而不谈罗斯福关于印支中立化的建议。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要求日本从印支撤军的前提下恢复向日本输出包括石油在内的物资，而日本则要求美国承认它在印支的特殊地位的条件下撤消对日本各项经济制裁。显然，日美双方都不会接受对方的建议，日美在印支问题上的矛盾已无法调整。至此，日美开战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但双方仍然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这对双方来说都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策略而已。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陆海军部制订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规定“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至10月中旬，谈判仍无进展，近卫举棋不定，在陆相东条英机的强烈反对下，10月16日近卫首相下台。18日成立以东条为首的独裁内阁，东条兼任陆相和内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从10月23日至11月2日东条连续举行8次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讨论欧洲战局、日美谈判期限和对美开战日期。11月2日通过了一个新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将发动战争的时机定为12月初，陆海军做好作战准备。”
11月26日，经罗斯福批准，赫尔向野村和来栖递交一份措词强硬的《赫尔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有：日本从中国、印支撤军，日军在中国战场需要退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出发地，两国取消各自实施的冻结限制规定，日本实质上放弃三国同盟等。来栖说，“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只有举手投降了。”至此，日本帝国实际上已经走投无路，如果不想投降，就只能开战。日本陆军把它看作是“对日宣战书”，海军把它看作是“最后通牒”，日本军部把它看作是发动战争的极好口实。这一天，日本《机密战争日志》写道：“此应该说是天有助于我，从此，帝国易于下开战决心，欣喜，欣喜。”
就在递交《赫尔备忘录》的当天，集结在千岛群岛择捉岛单冠湾的日本特遣舰队奉命起锚，悄悄地驶向夏威夷群岛。12月1日，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次日，陆海军两统帅部发布作战令，规定向美国珍珠港偷袭的时间为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回顾日美两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系列交涉和谈判，无论是罗斯福向日本提出使印支中立化的建议，或野村向赫尔提出日本在印支享有特殊地位的反建议，以及美国向日本递交《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印支撤军来看，日美分歧的焦点显然集中在印支问题上，更深层次上是日本 是否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亚洲地区霸权的问题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固然是日美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日本进入法属印支则是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的关键和要害的一着，而由此所引发的美国对日实施石油全面禁运则是加速日本下定决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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