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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时清政府"局外中立"：“联日拒俄”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屈辱。
110年过去，日俄战争的过程和影响在历史中定格，但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仍让人困惑莫名：作为战争的直接当事方和最大受害者，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仿佛战争与自己毫不相干。
无论从什么角度，清政府也不可能置身“局外”。老大帝国的“中立”，更像是羔羊站在了一狼一熊中间。
对这个荒诞不经的立场，历史研究者多将其归咎于清政府的软弱和颟顸，一笔带过。国际法学界也曾做过探讨，却无法为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给出法律注脚，只能将其视为无法解释的“特例”。
我们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尽可能找出长期被忽略的清政府的视角，从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中立”角色，固然有列强压力下迫不得已的因素，也有自以为得计的主动为之。它游走于日俄之间，试图用外交手腕“以夷制夷”。而背地里的种种小动作又表明，它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中立”。
只是，弱国无外交，落后只有挨打的份儿。狼熊相互撕咬，羔羊被分而食之。
“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晚清，在争抢中国这块肥肉的过程中，列强有着各自的利益，向来矛盾重重。日俄之间结下“梁子”，最直接的爆发点是“三国干涉还辽”。
在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里，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展览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一个汉字成语：“卧薪尝胆”。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豪夺了两亿两白银和台湾，一夜“暴发”，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为什么要“卧薪尝胆”呢？原因正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在沙俄的主导下，日本被迫将已经咬在嘴里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虽然他们又敲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却由此知道，自己没有被西方列强认可。日本追求“脱亚入欧”，学来了君主立宪、近代化军事，乃至习惯了西装革履、留八字胡，却仍然是被欧洲强国轻视的小国。所以，日本“卧薪尝胆”，靠着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扩军备战。沙俄取代满清，成了日本的头号假想敌。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喻大华告诉记者：“日本的史学界，多把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放在一起研究。这两场战争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
日本对沙俄的仇恨情绪，在清政府看来显然是个可供利用的机会。
在“三国干涉还辽”的交涉中，沙俄扮演了一个为中国“打抱不平”的角色，于是乘机向清政府索酬：穿过中国东北，修筑一条莫斯科直达海参崴的铁路，即东清铁路。
海参崴是沙俄在远东的第一个温水港口，也是沙俄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沙俄就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寻找着出海口。1860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的《中俄北京条约》，获得了天然良港海参崴，从而有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莫斯科和海参崴之间相隔9000余公里，沙俄计划在此间修筑一条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要绕着中国版图的“鸡头”部分走半圈才能到海参崴。而如果从满洲里进入中国东北，经哈尔滨、吉林、绥芬河，则近乎一条直线。
1896年4月，沙俄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东清铁路的要求，但被一口回绝。在列强殖民中国的过程中，铁路向来是实行殖民统治、攫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清政府深有体会。
沙俄并不死心。两个月后，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点名邀请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参加典礼，并待之以国家元首之礼。
尼古拉二世是东清铁路最热心的推动者。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就是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891年代表沙皇出席了在海参崴举行的奠基仪式，为这条铁路打下了第一颗道钉。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尼古拉皇太子头上裹着纱布，那是拜一名日本刺客所赐。
此前不久，他率领一支庞大舰队耀武扬威地访问了日本。日本民间盛传俄国皇太子是为了侵略而来侦察军情。尼古拉皇太子在日本滋贺县兴致勃勃地乘坐人力车的时候，一个名叫津田三藏的日本警察抽出佩刀，砍向了他的头部。
尼古拉皇太子受伤并未致命，津田三藏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政府担心这样的判决不能安抚俄国，却又无法说动坚持依法审判的审判院院长，日本外相、法相、内相相继辞职，甚至有日本民众到尼古拉皇太子驻地附近自杀谢罪。最终，这起刺杀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日俄关系，但来自日本的挑战已经让沙俄深有感触。
李鸿章也遭到过日本的刺杀。《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一名日本浪人开枪正中李鸿章面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那颗子弹还在李鸿章的上颚骨里。
同样的被刺经历，也许让李鸿章和尼古拉二世在对日本态度上更趋一致。清政府与沙俄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很快签订，即《中俄密约》。两国共同防御的目标明确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而为了满足共同防御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筑东清铁路。
随后，李鸿章带着两百万卢布巨款返回国内。“这笔钱现在在史学界还是一桩公案。”喻大华说。
一种说法是，李鸿章收受巨额贿赂，出卖了东清铁路。此说源自时任沙俄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的回忆录，他记录说，时任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但是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此事。
另一种说法有更多的资料可供佐证，李鸿章带回的巨款是沙俄承诺的东清铁路分账，“无论盈亏，年付二十五万，先行支付两百万。”
且不论受贿说真假，沙俄开出的“御敌互助”条件正中李鸿章下怀。“以夷制夷”几乎是李鸿章与西方列强周旋的基本策略，特别是在甲午一战赔光了老本之后，手里已经再没有能与列强对抗的资本，只能不断施展“以夷制夷”的手腕了。
喻大华说，李鸿章未必看不出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企图，但当时日本的威胁更为紧迫，他只能先顾眼前再说以后。
在赴俄之前，李鸿章就有“联俄拒日”的打算。他的友人黄遵宪在诗集自注中言及此事：“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李鸿章没能等到他期望的二十年和平期。1901年11月，最后一次代表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京病逝。
也就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后，李鸿章寄望的东北“二十年无事”化为泡影，打破这种状态的，恰恰是他引为援手的沙俄。日军处死为沙俄提供帮助的中国人。当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记录同样场景的影片，被围观中国人的麻木触动，决定弃医从文。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山西、直隶和东北地区蔓延开来，并得到了清廷的支持。由此引发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登陆，一路攻入北京。
八国联军之中有沙俄一部，但只是他们入侵中国的一小支部队。真正的俄军主力，是远远超过八国联军总数的十五万人。义和团运动刚刚在东北兴起，沙俄便看到了机会，其陆军大臣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中国在衰亡、崩溃，俄国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
这“尽可能大的一块”，就是整个中国东北。十五万俄军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东清铁路的旗号，兵分七路，席卷而来。当时，清政府在东北的驻军满打满算不过九万人，根本不是俄军对手。当年10月6日，沙俄军队会师铁岭，占领东北全境。
即便是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列强往往也要为自己的殖民侵略找个漂亮的理由。沙俄要修筑东清铁路，打着和清政府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1897年12月，沙俄舰队开进大连湾，强租旅顺，给清政府的解释是共同协防一个月前占领了青岛的德国。这样的伪饰当然只是空头支票，但清政府一来无力抗拒，二来又看到了“以夷制夷”的空间，都应承了下来，还答应东清铁路开辟一条支线连接旅顺。由此形成了东清铁路的“丁”字形结构。
而这一次的入侵，沙俄连空头支票都没开。他们俘虏了盛京将军增祺，强迫他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画押，规定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拆毁炮台，俄国驻军监管奉天行政等内容，完全是赤裸裸的侵略了。
不过，沙俄还是想给清政府一点儿“甜头”，他们抢先承认流亡西安的慈禧集团的合法性，接受其议和要求，接纳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甚至第一个向列强倡议从华北撤军。沙俄以为这一打一拉，就会换取清政府承认其对东北的占领。
后来的历史表明，沙俄这一次错估了清政府委曲求全的底线。
喻大华说，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放弃东北是一个足以危及其政权存续的严重事件。东北是中原屏藩、京津门户，东北一失，国家安全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东北是“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
1901年1月1日，清政府任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沙俄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
杨儒是晚清外交使节中为数不多的“硬骨头”，往返沙俄谈判十余次，在威逼利诱之下不为所动。俄方不放弃霸占东北的根本立场，杨儒就不签字。直到1902年1月，杨儒在彼得堡病逝，双方谈判也没有进展。
随着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获得了巨额赔款的列强陆续撤退侵略军。沙俄已经丧失了赖在东北的理由。在列强的压力下，1902年4月8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从东北撤军。
然而，沙俄根本没有履行条约的诚意，反而利用条约的盲点，大举增加旅顺海军力量。到1903年4月18日，俄国不但停止撤军，还节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七项撤军新条件。
沙俄的“新七条”没等到清政府答复，就先招来了列强的一致谴责。他们当然不是在为中国打抱不平，而是不能容忍沙俄独占东北“吃独食”。
沙俄开给清政府的“新七条”本是双方密谈的内容，怎么会一下子举世皆知？晚清著名的“沈荩案”常常被用来解释这次泄密事件。
章士钊曾撰文记录“沈荩案”始末。沈荩的身份是“天津某报馆访事”，获悉清政府将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于是设法搞到了“新七条”的内容，公之于众。一时舆论大哗。清政府内外交困，恼羞成怒，慈禧亲自下诏将沈荩“杖毙”。
沈荩之死极为惨烈。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沈荩被用绳索勒死。
因为公开“新七条”而招致杀身之祸，沈荩也常被称作“中国第一位殉职的记者”。但是，清史研究者多对“沈荩案”有不同看法。著名清史专家彭平一、严宏昌都曾撰文质疑沈荩泄露密约之说。历史学者考证的结果是，沈荩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一直被通缉。而他被残杀是因为被人告发说准备伺机刺杀慈禧。
沈荩泄露密约以至清廷签约不成的说法，对照清政府始终拒绝沙俄撤军条件的立场也无法说通。事实上，把“新七条”泄露出去的恰恰就是清政府。面对贪得无厌的沙俄，无力对抗的清政府再次祭出了“以夷制夷”的“法宝”。
当时清驻俄公使胡惟德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建议：“窃以七条俄利于密，若事至吃紧，恐不能不密告美、日友好等国，暗为牵制。”军机大臣奕劻也致电驻日公使蔡钧，请“日政府秘邀英、美政府相助。”
4月18日，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交了“新七条”，第二天，这些内容就被清政府外务部官员泄露，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确地泄露给了日本驻华外交官。当天夜里，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匆忙拜访奕劻，力劝中国拒绝俄国新条件。
随后，“新七条”举世皆知。沙俄犯了众怒，千夫所指。一直垂涎同一片土地的日本反应最激烈，很快就对沙俄亮出了獠牙。
1904年4月5日，辽宁大连，日军司令乃木希典（第二排左二）接受沙俄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第二排右二）的投降后，双方人员合影。
敌人的敌人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两国由同盟走向对立。随着清政府坚决地拒绝了“新七条”，双方谈判已经破裂。按照常理，解决争端的途径就只有战争了。但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与沙俄一战，只能再一次使出“以夷制夷”的手腕，挑动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抗沙俄。
即便是清政府不把沙俄的“新七条”透露给日本，日本也不会对沙俄独占中国东北“坐视不管”。中国东北早就被他们视作盘中餐了。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壮大了实力，也确立了此后为祸亚洲的“大陆经略政策”，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成了既定国策。
但是沙俄明显比日本快了一步，先是主导“三国干涉还辽”，从日本嘴里夺出了辽东半岛，继而出兵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实际占领。
“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还没有同俄国“单挑”的自信。日本立即加紧以沙俄为目标的扩军备战。甲午战后，日本通过了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凭借从中国豪夺来的巨额赔款，这项计划到1900年至1901年时基本完成。日本要和沙俄掰掰手腕了。
1903年7月开始，在清政府的有意“撮合”下，东北问题谈判的主角变成了沙俄和日本。但是他们谈的不是把东北交还清政府，而是该由谁占领东北。沙俄要求独占东北，限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而日本则要求独占朝鲜，同时染指东北。双方的矛盾根本不是谈判能够解决的。
谁都看得出日俄终有一战，夹在中间的清政府调头转向，越来越向日本靠拢。
这个转变实在让人难以释怀——中日甲午战争刚刚过去几年，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本该对日本最切齿痛恨，何以如此迅速地委身日本？
喻大华说：“这是清政府走投无路之下一个实用主义的选择。”此时，沙俄已经占据了东北四年，中国举国上下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拒俄却又无力与之一战，只能转向了与沙俄矛盾最突出的日本。“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与“以夷制夷”的策略有着互通之处。
另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官方和民间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另一方面也对日本的迅速壮大推崇备至，东渡留学成为热潮。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甚至还提出过聘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首相。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师日”渐成主流。日本则在甲午之后逐渐改变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代之以宣扬民族优越的“亚洲主义”，这在当时的清朝士大夫中颇有市场，对日亲切感不断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起而向沙俄发难，自然是清政府迫切希望看到的局面。当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日本是出于公义、没有私心。
贵州巡抚李经羲曾上奏说：“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这可以说是当时清朝朝野的普遍心态。
主张联日拒俄的清廷要员不在少数，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张人骏、端方等人都曾有过类似表章。张之洞甚至提出：“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主张联日拒俄的多是身在南方的封疆大吏。
联日拒俄的最直接结果是，一旦战争爆发，清政府就要与日本一起同沙俄开战。战场远在东北，领兵打仗的也不会是南方的封疆大吏，他们的奏章尽可以慷慨激昂，却不用为对俄开战的结局负责。
喻大华认为，不能否认这些封疆大吏们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但与沙俄开战的结果远不是清政府能够预料和掌控的。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两场战争，已经让满清丧失了勇气，赔光了家底。《马关条约》赔给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辛丑条约》更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一两。以至于慈禧在诏书中都慨叹：“现今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以为炊，何以为战？良由创巨痛深之余，慎言战事。”
其次，清朝和沙俄有上万公里的边境线，一旦开战，恐怕俄国不会把战场限于东北，无论哪个方向，清军都不是沙俄的对手。而如果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沙俄，清政府将面对更无法收拾的局面。
联日拒俄的奏章纷至沓来，民间的这种呼声更高，清政府却迟迟不予表态。
1903年11月25日，日本秘密向清政府通报了日俄交涉已无前途及日本的备战情况。战争已经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立场仍然举棋不定。
这时，清廷中最大的实力派登场，主导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这个人就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他和当时的陆军总指挥乃木希典一起，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奉为“军神”。
荒诞中立
1904年2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这份宣布“中立”立场的诏书发布时，日俄两国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打了四天了。
清政府的“中立”立场有些迟到，一大原因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使用了他们惯常的手法——不宣而战的偷袭。
2月8日是东正教传统的圣烛节，也是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中将妻子的生日。当日夜里，日本海军的鱼雷在旅顺港内炸响的时候，沙俄太平洋舰队还在旅顺城内举行着欢庆晚宴。直到第二天天亮，斯塔尔克中将看到三艘遭到重创的主力战舰，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2月10日，日俄正式宣战。又过了两天，清政府才宣布“中立”。事实上，“中立”的决心也不好下。
喻大华说，清统治者不能不顾虑“中立”可能带来的恶果：其一，作为东北主权的拥有者，不能保疆卫国，坐视本国土地陷于强邻战端，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有损朝廷威信；其二，日俄战局结果难料，怕给未来的战胜者以弃置东北、自让主权的口实。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日拒俄”的声音中，袁世凯倡导的“局外中立”很少有人附议，因而显得有些另类，但他的身份决定了发言的分量。
李鸿章逝世之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兼摄通商事务大臣，俨然已成为清廷中最重要的权臣，在对外关系决策中本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更关键的是，袁世凯当时正在编练北洋常备军。如果清政府“联日拒俄”，与沙俄开战，所能仰赖的也只有北洋军。作为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人，袁世凯的主张决定着“联日拒俄”能否执行。
袁世凯曾在朝鲜任职12年，期间朝鲜正是清、日、俄三国角力的焦点。袁世凯与日、俄打了多年交道，赢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名声。他非常清楚三国的实力对比，绝不可能答应对沙俄开战。
1903年12月22日和27日，袁世凯两次致电外务部，表示“日俄果决裂，我应守局外中立。”“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04年1月19日，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再次呈明“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主张采取“局外中立”之策。同时，他把国际公法有关战争“中立”规定的内容，摘要翻译上呈。
客观地说，袁世凯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日俄战争的直接交战方是这两个国家，背后还有英、美、法、德等诸列强，战局与世界列强的利益分配和政治格局休戚相关。在日俄双方中，清政府如果公开倒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引发一系列变局，从而把中国推入更复杂危险的局面。唯有“中立”，才有可能抽身自保。
袁世凯摘译的国际公法有关“中立”的内容，比如“中立国的领土不得侵犯”、“中立国的主权应予保证”等，显然也是满清统治者最迫切的希望。
其实，真正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中立公约，直到1907年才被世界承认。此前的国际公法只是一些通行的原则。即便这样，也让清政府的“中立”显得极为荒唐。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牵涉中国利益的战争，“中立”的先天条件已然不具备了，历史上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中立的先例。即便清政府内部，也明确知道：“我中国虽不预于战，而利害必与交战国共之，诚属创例”。
但就是这样荒诞的“中立”立场，却得到了列强的支持。
2月10日，日俄刚刚宣战，美国公使就分别向清、日、俄三国声明，要求交战国尊重清政府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国驻华公使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各自政府表达与美国相同的意愿。而这时，清政府还没有宣布自己的立场。
列强不希望日俄战争超出中国东北的范围，那样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在华利益，而且，一个稳定的清政府，更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作为交战方，沙俄自然对清政府的“中立”求之不得。日俄战争之前，沙俄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轻蔑地称日本“扔帽子就能打倒”。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最担心的倒是中国的立场，“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开战，我们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完全不适于作为战场的国家，中国人会帮助日本人。”当然，沙俄很快就为轻视日本付出了惨重代价。
相形之下，日本支持清政府的“中立”有些出人意料。而且在发动战争一个月前，日本就通过清驻日公使杨枢，传达了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信息。
在对抗沙俄的目的上，日本和清政府有着一致性，双方在战前又表现出了异常亲近，应该要求中国助战才合常理。事实上，日本一直没有中断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它只是让清政府做出“中立”的姿态。个中原因，既有英美施加的影响，也有现实的考虑。与沙俄之战，日本已经动用了举国之力，如果沙俄找到借口，从东北之外的区域进攻清朝，日军无力应付。
2月15日，日本率先宣布尊重清朝“中立”。19日，沙俄也同样表态，但不接受清政府划定的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指定战地”（大致为辽东半岛东部），认为应扩展于整个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部。日本随即表示，“除俄国占据地方外，尊重贵国之疆域”。言下之意，有沙俄军队的地方全在战争范围内，自然也是东北全境。
清政府所谓的“中立”，其实谁都没有遵守。
辽宁旅顺港内，俄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巴拉达号与波必达号的残骸。
袁世凯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场的倡导者，但这只是公开的姿态，背地里行的是“联日拒俄”之实。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回忆录中，袁世凯起到了突出的协助作用。
1903年11月，日本向清政府通报谈判无望的同时，一个“日本老朋友”秘密前往天津，登门拜访袁世凯。
此人名叫青木宣纯，刚刚被日本政府派到北京担任公使馆武官。而在历史上提及青木宣纯的名字时，往往冠以“日本对华谍报工作鼻祖”之称。他在中国先后生活了28年，是日军中“第一代中国通”，北京官话、粤语说得足以乱真。著名的日本在华谍报组织“青木机关”就是他创办的。
青木宣纯早就培养了和袁世凯极为密切的关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聘请了大量日本顾问、教官，对青木多有借重。后来出任山东巡抚，还把青木请去督练新军。青木宣纯被袁世凯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见到袁世凯，青木宣纯直截了当地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
袁世凯答应得痛快：此事容易，大力支援吧。
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
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
同时，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清政府中帮助日本的远不止袁世凯一个。在“局外中立”的外交形象之下，“联日拒俄”暗流涌动，一直未断。日本表面上劝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拉拢，寻求清政府的协助。只是，这些背地里的小动作见不得光，在正式的文件资料里没有任何记载。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日本的满铁图书馆，保存有不少日俄战争中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零星记载的片段，足以拼凑出清日的暗箱联合。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
一名幸存的特别任务班第四班成员回忆，他们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当时，双方对此均讳莫如深，一般东北官员也不知详情，直到三十余年后，事过境迁，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做了表彰和纪念，客观上揭露了这一秘密。
清政府暗地里对日本的支援，沙俄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喻大华说，正是沙俄多次对清政府提出的交涉、抗议，让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注意到了清政府的真实立场。有意思的是，清政府对沙俄的答复，在多数情况下明显是“装糊涂”甚至耍赖。
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清政府自然极力否认，而且反诘：“兴京厅以南驻扎之华队，究系某县所属，是何地名，带队官是何姓名，所带人数若干？”“须有确实凭证，不得以疑虑揣度之事，笼统言之。”
1904年12月28日，俄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照会：“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岭有日军二百名并华人三百与俄军攻击，该华人编队身穿号衣，上有中国团练第一、二、三之百人队字样，并在战场留尸七具为证。”这个说法算得上言之凿凿，清政府指定奉天当局调查，结果干脆以“遍查宽甸境内，并无太平岭地名”回复。
日俄战争期间，沙俄也没有真正尊重过清政府的“中立”，本该受“中立”保障的东北人民生命财产不断遭其荼毒。沙俄意见最大的招募华人助战，其实也是他们的手段。比如后来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日俄战争开始时就是先投靠在沙俄一方，然后又转投日本。
清政府没有恪守“中立”，日俄也未尊重“中立”，三国两方互相指责、警告，但又很默契地配合着，将清政府的“中立”戏演到战争结束。
命不由己
日俄战争持续了一年半之久，规模之大，伤亡之惨，均为历史罕见。
俄国遭遇了一系列的惨败，伤亡达14万余人，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几被全歼。日本倾举国之力为战，陆军13个师团全部投入战场，战争中一度修改了征兵令，服役年龄延至37岁，动员能力已近极限。虽然胜利堪称辉煌，却也付出了阵亡8.44万人、伤14.3万人的惨烈代价。在返国后的祝捷会上，日军指挥官乃木希典面对民众，留下了一句沉重的名言：“吾乃杀乃兄乃父之乃木是也。”
1905年8月，在美国的调停下，均已精疲力竭的日俄开始和谈。9月5日，双方达成《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宣告结束。
在战争中宣布“中立”的清政府提出过参加谈判的要求，却被日俄拒之门外。
中国东北惨遭兵燹之灾，2万中国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却连参加谈判的资格都没有换来，只能坐等日俄将自己的躯体重新分割。
《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中国的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领水的租借权，由俄国让与日本，南满铁路(由长春宽城子到旅顺)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由于《条约》中说明，这些规定“须商请中国政府承诺”，1905年11月，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即作为全权代表来华谈判。
面对清政府时，日本要求的就不仅是《朴茨茅斯条约》当中的内容了。日本谈判代表列出了十一条谈判大纲，除了第六条是要求按照《朴茨茅斯条约》继承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外，其余条款均是狮子大开口，索取额外利益。
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为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大臣瞿鸿禨。庆亲王以“年老事冗”为由，常因病缺席，瞿鸿禨不熟外交及国际局势，中日间的谈判实际由袁世凯与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唐绍仪担负主要责任。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清政府和日本最终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对这份条约的影响和袁世凯在谈判中起到的作用，史学界有着争论激烈的评判。
一些学者认为，《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没有规定的一系列权益，被袁世凯拱手送给日本，如：在安东、沈阳、营口开辟日本“租界”，开辟长春、哈尔滨等十六处为通商商埠，开办中日木殖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木材，日本享有改良安奉铁路及15年的铁路经营权等等。
另一方则认为，中日双方在《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都有妥协，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代表为恢复行使我国在东北的主权，力所能及地抵制了日本掠夺新的政治要求。日本在《朴茨茅斯条约》之外增加的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性要求全部被删去，比如“中国政府非经日本国应允不得将东三省地土让给别国或允其占领”等。
据当时参与谈判的曹汝霖回忆，中日谈判结束后，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即向他表达了不满情绪：“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
无论今人怎样评价《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和袁世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朴茨茅斯条约》之外，日本又从中国的躯体上撕咬下更多的血肉。清政府未必感觉不到切肤之痛，但为了换取《朴茨茅斯条约》的执行，只能割肉饲虎。
喻大华说，以得失大局衡量，清政府最看重的主权和领土在《朴茨茅斯条约》中得到确认，接受这份《条约》对清政府算是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当然，即使再不满意，清政府也没别的选择。”
而《朴茨茅斯条约》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确认只是名义上的，其实质的结果是从沙俄一家独占东北，变成日俄分而食之。日本的侵略铁蹄自此踏上了中国大陆。在此后四十年中，它成了中国最凶狠、贪婪的侵略者。
满清统治者勉强保住了自己的“龙兴之地”，却没能守住自己的封建王权，仅仅六年之后，王朝倾覆。
日本进入中国东北，大陆政策一步步实施，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沙俄手中抢来的南满铁路，滋养了更大的野心。“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这条铁道线上事端频起，遗祸无穷。（记者 董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