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西方的困惑和极其黯淡的前程
本文的题目引自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精英目前的困惑心理。他说：“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愤怒会提供必要的动力，但只有战略能带来胜利。”
精英把民众的愤怒称为“民粹主义”。重要的是要知道民众为什么愤怒?新战略有个大概的轮廓了吗?我们不妨先从愤怒谈起。
一、西方百姓怒从何来
100多年来，西方一直是很傲慢的。他们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他们的心态是“我们很富有，我们很高尚”。他们坚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领导下，世界最后会被他们的信仰普世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民主也会普世化。他们坚信这是上帝给他们指出的一条救赎之路，不容置疑。
1989年后，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他们更是兴高采烈、信心满满，认为“历史终结了”。可是经过了仅仅27年，他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与他们想象的大相径庭。转眼间，“政治正确”变得不正确了，炫目的精英变得讨厌了，推广民主却带来国内外的混乱。而他们十分看不起的、就等着崩溃的中国却飞速发展了起来。所以他们觉得当今世界是“陌生的世界”“失序的世界”“令人生畏的世界”。更令精英阶层头疼的是国内气势汹汹、怒气冲冲的老百姓。精英们称他们的怒气是“民粹主义”，是当前乱象的祸根。但政客再想拿惯用的竞选语言来哄哄选民已办不到了，而“不入流”的特朗普却硬是凭借民众爱听的粗口大实话吸引群众，乘势当上了总统。西方确实遇到了几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面临经济危机、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自古以来老百姓愤怒都是天大的事，一定会推动变革。概括起来，西方百姓的愤怒大致由于以下四个原因。
1. 经济衰落——生活下降
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说：“领袖们绞尽脑汁试图弄清为什么大批选民如此愤怒，答案其实很简单，是经济失败的结果。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显示，40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崩溃。”
这种治理体系“把职场的力量平衡向资方倾斜，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确保增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结果是，“对全球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逃脱了处罚，而无辜者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紧缩的痛苦”，有的人失去了终身的积蓄，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贷被赶出家门。这就是促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真正原因。1%与99%之间尖锐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思潮和选举运动中来。
关于贫富悬殊有许多统计数字，《卫报》报道，1961年到1969年，美国底层90%的人口收入占收入增长的67%。而到了2001年至2007年，国民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底层90%的人口只得到两美分，其余98美分都被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囊中。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美国经济的三大特点是金融化、虚拟化和全球化，大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包括白领在内的普通百姓的工资停滞，生活下降。美国白人蓝领工人体会更深，原来的小康生活没有了，许多人失业等待救济。他们的愤怒成了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西方的困惑和极其黯淡的前程
本文的题目引自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精英目前的困惑心理。他说：“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愤怒会提供必要的动力，但只有战略能带来胜利。”
精英把民众的愤怒称为“民粹主义”。重要的是要知道民众为什么愤怒?新战略有个大概的轮廓了吗?我们不妨先从愤怒谈起。
一、西方百姓怒从何来
100多年来，西方一直是很傲慢的。他们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他们的心态是“我们很富有，我们很高尚”。他们坚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领导下，世界最后会被他们的信仰普世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民主也会普世化。他们坚信这是上帝给他们指出的一条救赎之路，不容置疑。
1989年后，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他们更是兴高采烈、信心满满，认为“历史终结了”。可是经过了仅仅27年，他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与他们想象的大相径庭。转眼间，“政治正确”变得不正确了，炫目的精英变得讨厌了，推广民主却带来国内外的混乱。而他们十分看不起的、就等着崩溃的中国却飞速发展了起来。所以他们觉得当今世界是“陌生的世界”“失序的世界”“令人生畏的世界”。更令精英阶层头疼的是国内气势汹汹、怒气冲冲的老百姓。精英们称他们的怒气是“民粹主义”，是当前乱象的祸根。但政客再想拿惯用的竞选语言来哄哄选民已办不到了，而“不入流”的特朗普却硬是凭借民众爱听的粗口大实话吸引群众，乘势当上了总统。西方确实遇到了几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面临经济危机、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自古以来老百姓愤怒都是天大的事，一定会推动变革。概括起来，西方百姓的愤怒大致由于以下四个原因。
1. 经济衰落——生活下降
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说：“领袖们绞尽脑汁试图弄清为什么大批选民如此愤怒，答案其实很简单，是经济失败的结果。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显示，40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崩溃。”
这种治理体系“把职场的力量平衡向资方倾斜，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确保增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结果是，“对全球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逃脱了处罚，而无辜者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紧缩的痛苦”，有的人失去了终身的积蓄，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贷被赶出家门。这就是促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真正原因。1%与99%之间尖锐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思潮和选举运动中来。
关于贫富悬殊有许多统计数字，《卫报》报道，1961年到1969年，美国底层90%的人口收入占收入增长的67%。而到了2001年至2007年，国民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底层90%的人口只得到两美分，其余98美分都被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囊中。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美国经济的三大特点是金融化、虚拟化和全球化，大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包括白领在内的普通百姓的工资停滞，生活下降。美国白人蓝领工人体会更深，原来的小康生活没有了，许多人失业等待救济。他们的愤怒成了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一支重要力量。
2. 议会不灵——政府无能
在当前的体制下，老百姓有了难，眼睛当然要盯着议会和政府，然而，他们看到的议会只是在无休无止地争吵，而政府则被捆住手脚，渴望的事情很难办成，有时还要关门。这样的状况怎不叫人愤怒?
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日本《金融财政商贸》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学者依藤贯的话说：“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克林顿政府在鲁宾、萨默斯等人的领导下，“对华尔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单全收”。
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他们的争吵听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的争夺，老百姓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吗?金权操纵、党派恶斗、否决政治、迁就眼前，已成了这种民主的代名词。难怪“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确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两极分化、瘫痪、由特殊利益主导。”
福山一贯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最好的，然而，最好的体制却难办事，这是他无法回答的一个悖论。他对记者说：“美国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做得完全过火了。比如要在加利福尼亚修建一条公路，那么理论上讲，4000多万公民对此都拥有否决权。那可能最快需要15年时间才能动工。”这种听起来很美、说起来很高尚的民主，老百姓受得了吗?
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普世化”，或动刀动枪，或颜色革命，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难民如潮。
3. 人口失衡——白人失势
美国是移民国家，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三个世纪以来，盎格罗—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种中心地位随着新移民及其子孙的繁衍，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了白人学者的极大忧虑。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为此写了《我们是谁》的专著，着重研讨人口结构失衡后美国的走向，如果美国的白人不占优势，“我们”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呢?
13年过去了，人口结构越来越将白人挤到边上去。1965年美国修改了移民法，在此之前，80%的移民来自欧洲，但1965年之后，80%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1960年，美国人口比例是：白人85%，黑人10%，拉美裔2.6%。但到了2017年，白人60%，黑人13%，拉美裔18%(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则为20%)。
最近7年里，美国新生儿超过半数都不是白人，预计到2024年，20岁以下人口的一半都非白人。这次美国大选，60%的白人投特朗普的票，反映的是白人对非白人移民的恐惧和歧视。
还有一个新现象，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新增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他们的收入比白人低，但他们今后“将供养过着退休生活的富裕的白人老年群体”，他们之间能否心平气和则是一个未知数。
在“锈带”生产线上被迫下岗的白人蓝领工人，明显有一种失势和屈辱感，但在人口比例已有了重大改变的今天，他们只能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游行队伍中去体会一下白人团体当年的威风。
4. 信仰危机——上帝死了
美国是欧洲的衍生物，但独立后一直想保持自己的特性。托马斯·杰斐逊总结提炼了“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17、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基督教、英语、宗教使命、英式法治理念、统治者的契约精神、个人主义、工作道德、相信人的能力、有义务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国”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些“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因此，19世纪到访美国的欧洲政治家都恰如其分地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然而，今天的美国已远离了当年的“美国信念”，这不但反映在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先民的子孙们早已不把这种“信念”（其中包括原始基督教的普爱、勤俭与向善）当回事了，华尔街代替梵蒂冈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圣地。他们信仰的是“商品拜物教”，一夜暴富是他们祈盼的新的“显灵”。
特朗普的重要顾问之一史蒂夫·班农2014年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相信自苏联倒塌之后的几年，我们走得有点脱轨了。我强烈相信，这是一场我们教会的危机，我们的信仰的危机，西方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还说：“我相信世界，特别是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既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更是我们所信仰的犹太—基督教西方的基础的危机。”
“山巅之国”本应该是人们仰望的榜样，是人们的精神可以向往的地方。然而，以“我们富有，我们高尚”自豪的西方人，除了极少数大富翁外，现在都变得不那么富有或变穷了，也不高尚了，变得赤裸裸地利润第一、唯利是图了。这样的“人间天国”如何维持下去呢?今天连教皇也在批判资本主义，讲得很深刻，很动情，但他能改变西方的现实吗?尼采早就说“上帝死了”。上帝本来就没有，但人们内心期盼有一个凌驾于人间之上的“最高正义”，如果连这一点精神安慰也被金钱粗暴地凌辱了，心将何以安放?灵魂将何以安稳?所以布莱尔说当前的西方危机既“在经济的意义上发生，也在文化的意义上发生”。
二、新领导人难以应对三大挑战
综上所述，现在西方不管谁上台，都得应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挑战。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用美国人，买美国货”。马克龙在当选前夕的访谈中说：“我会考虑法国人的愤怒”，自比“‘冲破制度’的圣女贞德”，准备走不左不右的路线。他们都赢得了掌声，但前面的三大挑战十分严峻，从目前的言行看，他们在试图改变一些政策，但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治本之策。
1. 资本主义已陷入后期危机
近期西方经济似乎有复苏的迹象，但更多的人认为世界正在或已经进入“停滞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门是资本要赢利，如果赢利较大，分配相对合理，那么社会就会呈现令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景象。要命的是，现在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规律的支配下，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赢利微薄，甚至亏本，而已经构建起的福利制度在西方议会民主的推动下，已经不堪重负，许多国家只得借债度日。
德国《商报》2017年4月13日文章介绍了“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理论，作者写道：“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推导出一种对《资本论》全集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鉴于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提高，同时降低了仅仅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也减少了资本家的利润。再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压低报价，以便能经受市场的考验。因此，马克思写道，资本收益的下降虽然能暂时停止，但据他估计，随时会达到因为创业者可期待的回报率太低而不再投资的某个点。结果是：最终将所有经济领域推向危机的投资大罢工。”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美国搞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和工人失业。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还在下降。2008年危机后，为了救急，各国都是以“量化宽松”的名义大印钞票，结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由危机的拯救者，变成新的危机的制造者。专家学者们认为，仅仅政府累积的债务，就足以单独引发一场巨量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先看看全球的情况。国际金融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债务高达217万亿美元，占GDP的325%。进入21世纪以来，债务一直在快速上升，却并未带来经济的较快增长。这意味着债务越来越重，而偿还能力越来越弱。
再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公共债务2006年为8.68万亿美元，2016年为19.97万亿美元，占GDP的106%。政府借的钱是机器印出来的，不是根据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生产”出来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斥之为“从直升机上撒钱”。
专家们认为，当利率水平降低到零甚至负数时，就说明资本不赢利了，货币供应就无效了。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并不是经济复苏，而是钞票的游戏已经走到尽头了，再滥发下去，水就要溢出堤坝。如果有新危机发生，再印更多的钞票也没有用了。
特朗普上台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他现在正在赌一把：大幅减税，尽量降低政府开支，让企业兴旺起来。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经济好了，偿债能力就强了，债务负担就会减轻。可是，如果减了税，政府收入下降，开支却降不下来，而企业赢利能力没有上升，怎么办?这就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新领导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前景很不乐观。
对于人们担心的“停滞时代”和新的危机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经济学家坦言“不敢想”。也许那时不得不学冰岛，银行统统倒闭，存款和证券泡汤，一切归零，金融家也得穿起工装裤去干活。冰岛只有30多万人口，有10万人要移民。冰岛是幸运的，生存下来了，要是发生在别处，会不会引发一场动乱席卷大地呢?
2. “民主制度”容得下强人领导？
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所谓“反民主”的潮流，准确地说，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广民主”几十年后，老百姓终于看清了这种“民主”到底是什么。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社会安定、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这种民主又有何用处?社会乱了，老百姓反而欢迎一些强人来展示雷厉风行的能力，为老百姓真正办成几件好事，这比口吐莲花的演讲和高尚的口号实用得多。
特朗普正是以强人的形象上台的。他说：“我不是普京的朋友，但我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位强人……比我们的(奥巴马总统)强得多”。他一进白宫就拿起笔来签署了一些法令，例如TPP协议说废就废，雷厉风行。5月10日，特朗普突然解除了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的职务。有媒体分析，是因为科米没有处理好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像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制度的报复行为，实属罕见。
特朗普的“胡作非为”令建制派十分担心，他们认为他是一只老虎，要么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要么把笼子冲坏。经过100多天的观察，大家似乎放心了一点，说他正在被“驯服”，但他的特点是随意、不可知和凭直感行事，这样的领导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也引起人们思考：现有精英极力维护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改良，甚至打破吗?不过，倘真地打破了，又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强人会不会变成希特勒呢?这些都是未知数。
3. “让思想冲破牢笼”更难
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而它又被“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的词汇和宗教外衣包裹着。这种个人主义驱动人们去追逐利润，几百年里创造了人间巨量的财富，却也带来了无法弥合的贫富差距。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都由此而来。社会越不平等，希望冲破个人主义的思想牢笼，创建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的人就越来越多。
近年来的选举中，美国的桑德斯，法国的娜塔利·阿尔托等都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托成功地拿到了法国的500张市长支持票，成为今年竞选法国总统的11名候选人之一，颇不平常。她公开说：“我参选不是为了当总统，而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制度分崩离析！……总统大选是一种被操纵的游戏，选举不会改变法国人民被剥削的事实，也不会改变被金钱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我们想做的是推翻它。”按“政治正确”的西方标准来衡量这些言论真是太出格了，但她毕竟还是成了总统候选人之一，说明她身后确有一股不容忽视的人心的力量在支持她、推动她。社会越糟，这股力量就会越大。
她的竞选主张：禁止企业解雇工人、把最低月工资从1150欧元提高到1800欧元、把大企业国有化……，在现有体制下断难实行。她的出现说明了西方的焦虑：不改不行，但改成什么样，怎样改?大家不清楚。所以才有“制定战略则很难”的感慨。
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他还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之间，有漫长的过渡阶段，现在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这是要许多代人才能走完的路。如何走好，现在很难回答。
在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如何既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又使大家和衷共济、互为一体?可以相信，用合作共赢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一定是历史必由之路。当然，具体怎么走，还得走起来看。
三、对中国的启示
100年前，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尝试建立一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这种探索一直被西方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也无数次被宣布过时了。历史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太大，憧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就会源源不断，越来越多。
现在西方有一个现象，即没有经历过冷战的一代人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惊讶地问：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实现社会主义不是挺好吗?
最近有两个在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年轻人成为中国的网红，他们的“童言无忌”颇具深意，值得一读。
法国小伙子“钢蛋”(Quentin)说：“在我眼中，中国的政治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说实话这也是很多国家害怕中国的原因。就好像人们经常对厉害的人感到吃惊或害怕。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想要做什么可以很快做到，效率很高。你们也许不知道在法国光做一个计划就要五到十年。所以，你们现在担心的东西一定会好起来。”他又说：“中国真的进步很快，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觉得我们国家要是也有这样的政治说不定会更好。”
在中国学习的伊朗小姑娘兰兰(NegarKordi)说：“很多中国人总是一直批评中国，我开始是觉得他们不爱中国，或者太爱西方，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他们给中国定了很高的标准。即使世界第一都不够。要比所有国家好出很多很多很多才行。有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她的这条帖子得到三万多个赞。
用他们的话来对照国内外的舆情，值得深思。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总说要把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实际上是要融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潮流。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真心要把中国引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来同他们竞争吗?其实，他们期望的中国是在他们的主导下乖乖地当个打工仔。第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的希望，这才是主流，凭什么要我们随波逐流地追随他们呢?
我们要自信。我们正走在一条希望的大道上，虽有坎坷和曲折，我们也应风雨兼程，一往无前，坚信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越走同行者会越多。
【作者：詹得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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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议会不灵——政府无能
在当前的体制下，老百姓有了难，眼睛当然要盯着议会和政府，然而，他们看到的议会只是在无休无止地争吵，而政府则被捆住手脚，渴望的事情很难办成，有时还要关门。这样的状况怎不叫人愤怒?
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日本《金融财政商贸》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学者依藤贯的话说：“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克林顿政府在鲁宾、萨默斯等人的领导下，“对华尔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单全收”。
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他们的争吵听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的争夺，老百姓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吗?金权操纵、党派恶斗、否决政治、迁就眼前，已成了这种民主的代名词。难怪“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确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两极分化、瘫痪、由特殊利益主导。”
福山一贯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最好的，然而，最好的体制却难办事，这是他无法回答的一个悖论。他对记者说：“美国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做得完全过火了。比如要在加利福尼亚修建一条公路，那么理论上讲，4000多万公民对此都拥有否决权。那可能最快需要15年时间才能动工。”这种听起来很美、说起来很高尚的民主，老百姓受得了吗?
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普世化”，或动刀动枪，或颜色革命，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难民如潮。
3. 人口失衡——白人失势
美国是移民国家，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三个世纪以来，盎格罗—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种中心地位随着新移民及其子孙的繁衍，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了白人学者的极大忧虑。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为此写了《我们是谁》的专著，着重研讨人口结构失衡后美国的走向，如果美国的白人不占优势，“我们”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呢?
13年过去了，人口结构越来越将白人挤到边上去。1965年美国修改了移民法，在此之前，80%的移民来自欧洲，但1965年之后，80%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1960年，美国人口比例是：白人85%，黑人10%，拉美裔2.6%。但到了2017年，白人60%，黑人13%，拉美裔18%(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则为20%)。
最近7年里，美国新生儿超过半数都不是白人，预计到2024年，20岁以下人口的一半都非白人。这次美国大选，60%的白人投特朗普的票，反映的是白人对非白人移民的恐惧和歧视。
还有一个新现象，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新增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他们的收入比白人低，但他们今后“将供养过着退休生活的富裕的白人老年群体”，他们之间能否心平气和则是一个未知数。
在“锈带”生产线上被迫下岗的白人蓝领工人，明显有一种失势和屈辱感，但在人口比例已有了重大改变的今天，他们只能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游行队伍中去体会一下白人团体当年的威风。
4. 信仰危机——上帝死了
美国是欧洲的衍生物，但独立后一直想保持自己的特性。托马斯·杰斐逊总结提炼了“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17、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基督教、英语、宗教使命、英式法治理念、统治者的契约精神、个人主义、工作道德、相信人的能力、有义务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国”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些“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因此，19世纪到访美国的欧洲政治家都恰如其分地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然而，今天的美国已远离了当年的“美国信念”，这不但反映在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先民的子孙们早已不把这种“信念”（其中包括原始基督教的普爱、勤俭与向善）当回事了，华尔街代替梵蒂冈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圣地。他们信仰的是“商品拜物教”，一夜暴富是他们祈盼的新的“显灵”。
特朗普的重要顾问之一史蒂夫·班农2014年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相信自苏联倒塌之后的几年，我们走得有点脱轨了。我强烈相信，这是一场我们教会的危机，我们的信仰的危机，西方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还说：“我相信世界，特别是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既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更是我们所信仰的犹太—基督教西方的基础的危机。”
“山巅之国”本应该是人们仰望的榜样，是人们的精神可以向往的地方。然而，以“我们富有，我们高尚”自豪的西方人，除了极少数大富翁外，现在都变得不那么富有或变穷了，也不高尚了，变得赤裸裸地利润第一、唯利是图了。这样的“人间天国”如何维持下去呢?今天连教皇也在批判资本主义，讲得很深刻，很动情，但他能改变西方的现实吗?尼采早就说“上帝死了”。上帝本来就没有，但人们内心期盼有一个凌驾于人间之上的“最高正义”，如果连这一点精神安慰也被金钱粗暴地凌辱了，心将何以安放?灵魂将何以安稳?所以布莱尔说当前的西方危机既“在经济的意义上发生，也在文化的意义上发生”。
二、新领导人难以应对三大挑战
综上所述，现在西方不管谁上台，都得应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挑战。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用美国人，买美国货”。马克龙在当选前夕的访谈中说：“我会考虑法国人的愤怒”，自比“‘冲破制度’的圣女贞德”，准备走不左不右的路线。他们都赢得了掌声，但前面的三大挑战十分严峻，从目前的言行看，他们在试图改变一些政策，但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治本之策。
1. 资本主义已陷入后期危机
近期西方经济似乎有复苏的迹象，但更多的人认为世界正在或已经进入“停滞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门是资本要赢利，如果赢利较大，分配相对合理，那么社会就会呈现令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景象。要命的是，现在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规律的支配下，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赢利微薄，甚至亏本，而已经构建起的福利制度在西方议会民主的推动下，已经不堪重负，许多国家只得借债度日。
德国《商报》2017年4月13日文章介绍了“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理论，作者写道：“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推导出一种对《资本论》全集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鉴于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提高，同时降低了仅仅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也减少了资本家的利润。再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压低报价，以便能经受市场的考验。因此，马克思写道，资本收益的下降虽然能暂时停止，但据他估计，随时会达到因为创业者可期待的回报率太低而不再投资的某个点。结果是：最终将所有经济领域推向危机的投资大罢工。”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美国搞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和工人失业。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还在下降。2008年危机后，为了救急，各国都是以“量化宽松”的名义大印钞票，结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由危机的拯救者，变成新的危机的制造者。专家学者们认为，仅仅政府累积的债务，就足以单独引发一场巨量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先看看全球的情况。国际金融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债务高达217万亿美元，占GDP的325%。进入21世纪以来，债务一直在快速上升，却并未带来经济的较快增长。这意味着债务越来越重，而偿还能力越来越弱。
再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公共债务2006年为8.68万亿美元，2016年为19.97万亿美元，占GDP的106%。政府借的钱是机器印出来的，不是根据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生产”出来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斥之为“从直升机上撒钱”。
专家们认为，当利率水平降低到零甚至负数时，就说明资本不赢利了，货币供应就无效了。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并不是经济复苏，而是钞票的游戏已经走到尽头了，再滥发下去，水就要溢出堤坝。如果有新危机发生，再印更多的钞票也没有用了。
特朗普上台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他现在正在赌一把：大幅减税，尽量降低政府开支，让企业兴旺起来。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经济好了，偿债能力就强了，债务负担就会减轻。可是，如果减了税，政府收入下降，开支却降不下来，而企业赢利能力没有上升，怎么办?这就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新领导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前景很不乐观。
对于人们担心的“停滞时代”和新的危机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经济学家坦言“不敢想”。也许那时不得不学冰岛，银行统统倒闭，存款和证券泡汤，一切归零，金融家也得穿起工装裤去干活。冰岛只有30多万人口，有10万人要移民。冰岛是幸运的，生存下来了，要是发生在别处，会不会引发一场动乱席卷大地呢?
2. “民主制度”容得下强人领导？
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所谓“反民主”的潮流，准确地说，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广民主”几十年后，老百姓终于看清了这种“民主”到底是什么。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社会安定、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这种民主又有何用处?社会乱了，老百姓反而欢迎一些强人来展示雷厉风行的能力，为老百姓真正办成几件好事，这比口吐莲花的演讲和高尚的口号实用得多。
特朗普正是以强人的形象上台的。他说：“我不是普京的朋友，但我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位强人……比我们的(奥巴马总统)强得多”。他一进白宫就拿起笔来签署了一些法令，例如TPP协议说废就废，雷厉风行。5月10日，特朗普突然解除了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的职务。有媒体分析，是因为科米没有处理好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像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制度的报复行为，实属罕见。
特朗普的“胡作非为”令建制派十分担心，他们认为他是一只老虎，要么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要么把笼子冲坏。经过100多天的观察，大家似乎放心了一点，说他正在被“驯服”，但他的特点是随意、不可知和凭直感行事，这样的领导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也引起人们思考：现有精英极力维护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改良，甚至打破吗?不过，倘真地打破了，又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强人会不会变成希特勒呢?这些都是未知数。
3. “让思想冲破牢笼”更难
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而它又被“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的词汇和宗教外衣包裹着。这种个人主义驱动人们去追逐利润，几百年里创造了人间巨量的财富，却也带来了无法弥合的贫富差距。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都由此而来。社会越不平等，希望冲破个人主义的思想牢笼，创建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的人就越来越多。
近年来的选举中，美国的桑德斯，法国的娜塔利·阿尔托等都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托成功地拿到了法国的500张市长支持票，成为今年竞选法国总统的11名候选人之一，颇不平常。她公开说：“我参选不是为了当总统，而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制度分崩离析！……总统大选是一种被操纵的游戏，选举不会改变法国人民被剥削的事实，也不会改变被金钱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我们想做的是推翻它。”按“政治正确”的西方标准来衡量这些言论真是太出格了，但她毕竟还是成了总统候选人之一，说明她身后确有一股不容忽视的人心的力量在支持她、推动她。社会越糟，这股力量就会越大。
她的竞选主张：禁止企业解雇工人、把最低月工资从1150欧元提高到1800欧元、把大企业国有化……，在现有体制下断难实行。她的出现说明了西方的焦虑：不改不行，但改成什么样，怎样改?大家不清楚。所以才有“制定战略则很难”的感慨。
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他还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之间，有漫长的过渡阶段，现在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这是要许多代人才能走完的路。如何走好，现在很难回答。
在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如何既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又使大家和衷共济、互为一体?可以相信，用合作共赢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一定是历史必由之路。当然，具体怎么走，还得走起来看。
三、对中国的启示
100年前，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尝试建立一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这种探索一直被西方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也无数次被宣布过时了。历史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太大，憧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就会源源不断，越来越多。
现在西方有一个现象，即没有经历过冷战的一代人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惊讶地问：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实现社会主义不是挺好吗?
最近有两个在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年轻人成为中国的网红，他们的“童言无忌”颇具深意，值得一读。
法国小伙子“钢蛋”(Quentin)说：“在我眼中，中国的政治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说实话这也是很多国家害怕中国的原因。就好像人们经常对厉害的人感到吃惊或害怕。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想要做什么可以很快做到，效率很高。你们也许不知道在法国光做一个计划就要五到十年。所以，你们现在担心的东西一定会好起来。”他又说：“中国真的进步很快，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觉得我们国家要是也有这样的政治说不定会更好。”
在中国学习的伊朗小姑娘兰兰(NegarKordi)说：“很多中国人总是一直批评中国，我开始是觉得他们不爱中国，或者太爱西方，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他们给中国定了很高的标准。即使世界第一都不够。要比所有国家好出很多很多很多才行。有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她的这条帖子得到三万多个赞。
用他们的话来对照国内外的舆情，值得深思。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总说要把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实际上是要融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潮流。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真心要把中国引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来同他们竞争吗?其实，他们期望的中国是在他们的主导下乖乖地当个打工仔。第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的希望，这才是主流，凭什么要我们随波逐流地追随他们呢?
我们要自信。我们正走在一条希望的大道上，虽有坎坷和曲折，我们也应风雨兼程，一往无前，坚信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越走同行者会越多。
【作者：詹得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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