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加速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被中国舆论捧为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战略，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大全球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然而，西方学界看法截然相反，他们断言，「一带一路」可能是拖垮中国的战略。
美国前副总统白登、副国安顾问厄利．拉特纳(Ely Ratner)上周在华府一项研讨会说，「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掉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像『一带一路』」。究竟是中国舆论屈从当局政治需要，因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是西方国家蓄意危言耸听，唱衰中国？
按照北京当局描绘的蓝图，「一带一路」涵盖全世界44亿人口，超过65个国家参与，占全球总面积66%，全球GDP经济规模30%，总建设投资估计达8000到9000亿美元，并带动机电工程、运输货运、国际贸易、金融贷款等需求，确实称得上全球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战略，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实不为过。
对这一战略，中国舆论多聚焦它的美好前景，包括输出中国过剩产能和投资能力，扩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朋友圈」和影响力等。而上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多达130国家领导人或代表出席，更让中国舆论相信，在美国总统川普倡导「美国优先」，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的时刻，中国正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一带一路」战略「得道多助」。
但是上月发生的两起事件也提醒中国人，不能视西方学者一再提醒的「一带一路」战略风险是唱衰中国而置若罔闻。一件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落幕不久，在「一带」必经的中东和中亚地区风云突变，沙特等多国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令中东局势剑拔弩张。由于卡塔尔是最早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家之一，中国也与沙特、埃及等国交好，中东风云突变，使中国与各方交好的中立政策面临考验，「一带一路」的安全成本加重。
另一事件是上月25日，两名中国人质在「一带一路」经过的重要国家巴基斯坦，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后杀害。尽管中国舆论刻意宣传两人质是因受南韩「邪教」指使，在当地传教而被杀害，试图降低大陆民众前往巴基斯坦投资的恐惧，但巴国时局不稳，针对中资企业的袭击此起彼伏，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巴经济走廊尽管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示范工程，但同时也风险巨大，既面临巴基斯坦内部极端势力威胁，又遭神学士武装力量恐吓，还有巴基斯坦宿敌印度极力阻挠，未来如何绝处逢生，还是未知数。
中国在巴基斯坦和卡达的遭遇，可说是「一带一路」战略风险的缩影。若不能做好风险管控，中国大笔投资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也是西方国家投资者不看好的主因。
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在她的新书《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中提到，尽管几乎没有一位中国学者敢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很多人私下却认为，当局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
她在书中着重探讨「一带一路」的四大风险：其一，沿途国家恐怖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威胁。中国也可能被迫卷入当地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其二，中国对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缺乏应对经验。其三，由于「一带一路」投资的区域多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不太可能。其四，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这个战略不仅让美、俄、印、日等国视为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沿途一些小国也有风险，包括政权更替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影响力的担忧。
因此，「一带一路」即使不一定像西方学者宣称的「拖垮中国」，但至少目前看来它的政治意义似大于实际投资计划。而「一带一路」如何避免变成「一带一陷」(One Belt and One Trap)，中国投资数百亿美元，回收却遥遥无期的浪费资源项目；如何避免一些中国公司利用「一带一路」名义摆脱国内资本控制，以「走出去」为名把资金转移国外，北京当局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世界日报社论
【胡少江评论】一带一路：中国计划经济的国际化外延
在前面的两篇评论中，我们提到“一带一路”无法实现“消化过剩产能”和“输出过剩资本”的功能。这篇评论的重点是，这个规划无法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提出和实施的方式：中国媒体称“一带一路”为“国家顶级战略”，它的提出和实施与其说是一种市场化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不如说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对外输出，或者说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一个计划经济的国际化外延。
迄今为止，这个“国家顶级战略”的计划经济特征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的提出并没有经过任何经济可行性研究，先是最高领导人梦幻般的政治“畅想”，继而是官员学者们“政治正确”的论证，这些做法与前苏联式经济计划的制定过程毫无二致；其次，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支撑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第三，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是中国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的9月和10月分别提出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官方研究机构就这个课题进行系统的论证。在这个构想出台之初，中国官方的宣传也并没有对这个计划的内容进行过任何清晰的阐述。最早一篇官方的规划草案迟至2015年才仓促出台。由此可见，它不是一个经过严密论证之后提出的具有经济可行性的计划。
在计划提出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开始颂扬和响应这个计划。但是不难看出，他们的行为具有非常典型的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特质，一方面，他们是借此向习近平表达政治上的忠诚，期待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个计划作为地方政府和央企向中央政府索要资金和项目、中央部委争取更大的资源管理权限的一个新载体。
为了配合“一带一路”，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于2016年正式成立，中国占有该行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中国的出资实质上来源于政府，参与筹建“亚投行”的中方人员基本上为具有财政背景和国有银行背景的高级官员。从本质上讲，这个机构更像是一个政府间机构，而不是一个市场导向的企业，它作出的投资决策无法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其实，不仅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行为将带有很深的政策和政治烙印，绝大多数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包括国家投资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他们的投资决定也难免不将政治考量置于市场考量之前，因为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基本上是政府官员，他们的升迁完全是由垄断中国政治权力的一个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们来决定的。
“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不长，现在纳入“一带一路”规划的项目也还十分有限。仔细研究这些项目之后不难看出，这些项目有些是在规划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只不过在后来被纳入这个规划；有些则是2015年开始进行的项目。无论是哪一类项目，从事这些项目的投资建设者也都是由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参与承担的，真正自主参与项目的私营企业则是凤毛麟角。
过去近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所有成功都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有关；中国经济存在的所有问题都与改革不彻底的计划经济残余有关。被浪费的大量稀缺资源和由此造成的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的背后，大都有不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身影。如今，中国想通过计划经济的决策方式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载体来推动“一带一路”规划，这个结局可想而知。
【胡少江评论】“一带一路”：关于“过剩资本”的认识误区
谈到“一带一路”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除了上篇评论分析的“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误区之外，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观点是，“一带一路”有利于为中国过剩资本的寻找出路。真正厘清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是中国资本是否过剩；其次，对于国际资本而言，“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投资环境是否具有吸引力，换言之，在那里的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安全合理的回报。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是由于收入的地区差别和人群差别很大，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2016年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万五千四百美元，在世界上二百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百零四位。
值得一提的是，“购买力平价”主要用于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但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实践中，商品和投资的计价和交易都是按市场汇率进行的。按照人民币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八千三百美元左右，大约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德国的六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资本输入国，不应存在总体上的资本过剩问题。
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中国的资本不仅没有过剩，而是严重不足；资金紧张更是达到妨碍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地步。由于中央银行超速增发货币，不少溢出的资金争相流向虚拟经济，但这些资金并不是真正的过剩资本，虚拟经济的增长以实体经济的衰弱为代价，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掠夺了民众的资产。人民币不是国际流通货币，中国政府也无法通过发票子的方式来增加资本财富总量。
正因为如此，所谓“需要解决中国资本过剩”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拿这个伪命题来论证“一带一路”的合理性完全站不住脚。当然，作为一个开发中的国家，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应该进行海外投资。资本的本性就是追寻高收益的回报，或由于产业整合升级的考量，或由于市场份额的考量，中国在吸收资本的同时进行一些海外投资也是一种常态。
但是这种投资应该是市场导向的投资，应该是以商业回报为主要考量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投资目的国的投资安全和资金回报应该是投资的标准。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资本比发展中国家充裕，他们的逐利能力也比发展中国家强，在他们望而却步的地方，想必投资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特别热心争取中国投资的国家，恰恰就是这样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首先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安全问题。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亚中东北非，极端原教旨主义和恐怖活动严重。除了资金安全之外，还有投资的经济和市场环境问题，例如，在一些中亚国家，由于人口分布稀疏，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极其低下。同时，还有一些通过政治友好的姿态来吸引中国投资的国家，那就更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理性投资了。
事实上，近些年来，甚至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中国在上述国家的投资遭遇滑铁卢的例子已经不在少数，很多大型工程因为政治因素的变化成为烂尾工程，已经进行的投资无法达到预期的效益，给相关国家的大笔贷款也成为无法归还的坏账。不仅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如此，一些政府引导、民间参与的投资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根本没有供“一带一路”宏伟规划所挥霍的所谓“过剩资本”；与此同时，中国向“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从商业意义上看也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率的投资，它根本不是、也完全不可能成为中国稀缺资本的合理“出路”。
【胡少江评论】“一带一路”：关于消化过剩产能的误区
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结束了，世界上那些最重要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保持距离，这难免令中国领导人感到尴尬，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仍然在会后开足马力宣传“万邦来朝”的盛事。当然他们的文章主要是给中国普通民众看的。不少外国媒体说了些批评的话，但是又能如何？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保证能够将它们隔离在普通民众的视听之外。
客观讲，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确不是一个明智的经济计划。无可否认，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计划带有十分鲜明的国际政治考量，希望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化，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来彰显其国际领导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以投资、贸易为基础的计划，因此它在政治上的成功有赖于其在经济上的成功。问题是，这个计划不符合经济学常识，前路充满了荆棘，成功的几率不大。
在诸多经济目标中，通过“一带一路”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是一个重要考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政府控制市场，这种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其中包括大量的产能过剩。通过推动向沿途国家出口过剩的产能正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动机，计划的制定者以为，沿途国家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这样便能消化掉中国的过剩产能。
这是一种对过剩产能和市场供求关系的错误认识。所谓的产能过剩固然指的是市场上的供给大于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例如，中国钢铁产能大量过剩，但这不意味著中国不需要这些钢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需要大量的钢铁，只是需要钢铁的地方没有购买钢铁的能力，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不等同市场的有效需求。
不仅钢铁，还有水泥、造船、机械加工等，中国不是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需要这些产品的地方、企业或者个人没有支付能力去购买他们，这样便造成了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脱节。假如供应商不计成本地将这些剩余产品无偿送给需要者，他们就无法收回为了生产这些产品所支付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成本，包括劳动者的工资、购买厂房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资金以及投资者期待的合理回报。
假如供应商或者生产厂家无法收回生产成本，生产便难以为继。长期以来，中国厂家之所以在产品无法销售的情况仍然继续生产，从而造成日益过剩的产能，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干预，尤其是政府对大量国有企业给予的特殊的资金供给。而这种宽松的资金环境，不仅纵容甚至鼓励了没有效益的生产，同时也形成了货币超量发行、银行坏账累计等系统性金融风险。
那么，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方案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要看看是哪些国家和地区对北京峰会、对一带一路充满热情便不难理解。他们大都是一些困难缠身的贫穷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如同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因此无法为中国过剩的产能买单，他们所希望的是无偿得到其所需要的中国产品。
产能过剩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的一个，产能过剩只是表象，市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实质。这个问题显然无法通过吸纳那些购买力低下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得到真正的解决。正因为如此，通过“一带一路”来消化中国过剩产能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一厢情愿而已，它是不符合经济学常识，也是无法实现的。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