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曾说，躺在发射架上的原子弹最具有威慑力。毛泽东则把核武器的威慑力提升到还没有生产的原子弹才最有威慑力。毛泽东以中国潜在的核武器生产能力作为威慑力，以不加入核竞赛作为建立信任的基础，与美国达成和解。原子弹一旦躺在发射架上，就显示出毁灭对手的敌意。为了维护已经建立的核平衡，也难以撤回躺在发射架上的原子弹。 亦即敌意一经显示，则极难消除。苏联解体之后，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仍未能与美国达成真正和解，彼此依然用躺在发射架上的大规模核武器保持着对峙状态。这证明了毛泽东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核危机的判断依然正确。
毛泽东制定了独立的、不同于美苏的核政策。他利用美国急于退出越南战争和对苏恐惧的心理，促成了中美和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比美苏相差极为悬殊的弱小实力，居然能够迫使美国开启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的对华政策，并为中国后来面向西方的改革开放铺垫了必要前提，收获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核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独立研制出原子弹给了毛泽东制定独立核政策的充分自由。如果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在苏联的帮助下研制成的，则中国的核政策将多多少少要受苏联核政策的绑架，必须以某种程度加入针对美国的核竞赛以回报苏联。用毛泽东的话，就是欠苏联的这份人情是很难还的。中美和解还给美苏间的核竞赛降了温。中国独立的核政策为缓解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威胁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美和解标志着人类在核武器时代不寻求用核武器解决国家间分歧的愿望和努力，关乎地球人类能否超越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保有和平共存的未来。中美能够和解还包含了关乎人类社会本质的一种哲学精神，即人类必须支配自己创造出来的存在[1]，而不被这种存在所支配。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可撼动，道理就在于此。中美和解之后，福特政府开始了美国自行裁减核武器的进程。这表明美国开始摆脱恐惧，恢复理智。苏联则继续快速生产核弹，在70年代末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核弹拥有数目，最终在80年代末达到了核弹拥有量的巅峰，计40000颗。美国的巅峰是在70年代中期的尼克松政府时期，计30195颗（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这些数据可能会有一点误差）。苏联解体之后，美俄开始大规模裁减核武器。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至2016年1月，俄罗斯仍拥有7290颗核弹，美国则有7000颗。报告并指出，裁减下来的核弹头并未销毁，而是被储存起来。两国继续裁减的前景黯淡。这再次显示了当前的政治体制在核威胁面前的无能为力，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日子依然遥远。
毛泽东和尼克松缔造的中美和解得到两国后任历届政府的遵循。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和解依然维持住了。这有力证明了中美和解有着比共同对付苏联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不寻求用核武器解决彼此间分歧的愿望。中国和美国不想重演美苏间用大规模核弹互相瞄准的冷战一幕。没有人愿意回到冷战。用核弹瞄准对手并不能免除或者减少被核弹瞄准的恐惧。如果中美不曾和解，或者和解遭到破坏，人类就只剩下一条路：用不断增加的核武器互相瞄准，走在被不断增加的敌意、憎恨和恐惧笼罩的险路上而看不到尽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自命为和平缔造者，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与苏联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成就而自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总统图书馆里，他专门开辟了一个展示世界领袖塑像群的房间。在房间的中央和一群站着的世界领袖塑像之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坐像。尼克松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未来的历史学家预定这一段世界历史的主人翁：在当时所有的政治领袖手足无措之时，只有毛泽东未受恐惧感的支配，不加入核竞赛，实现中美和解，从而为美苏核竞赛降了温，为走出冷战提供了初始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力。尼克松尊奉毛泽东为世界领袖中的领袖。周恩来以其忠诚无私的辅佐而同享殊荣。
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领袖塑像群
四位卸任美国总统与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领袖塑像群合影
[1] 这种存在中又新近加入了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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