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是不是外交部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我们是及事论事，讨论利弊得失。就算是毛泽东决定的错了也是错了，是不是不能讨论呢

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事情管的很细很准，都会有失误。总体而论，这次处理南海仲裁案中国政府的作为是上等的，如果打分至少可以打85分，而且这个题目很难，85就是个很高的分数。但是与东盟的这个声明是有瑕疵的。特别是不在无人的岛礁上的那一条，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中国的。是有高人指点的圈套。王毅是外长是直接处理这个问题的人，我不相信他会把这么具体的问题都汇报北京，有背景拿主意，即使汇报他也应当提出几个方案做选择的参考。这一点可以扣5到10分。如果这一点做得好，就可以打90 到95分。

习近平这几年的工作可圈可点，特别是反腐大有成效。在经济工作上也比前两任强，纠正了出现的偏差。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的。比如需要警惕有人吹牛拍马，以保卫习近平的名义打击批评他们的错误的人们。假如不能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就可能犯大错误。

比如有人说【法无禁止皆可为】，就是错误的，不能提倡。法律还不完善，就算以后很完善了，也会有空子可钻这个说法就是在提倡钻法律的空子。法律没有禁止通奸，现在已经没有通奸这条罪了，但是是不是皆可行呢？美国最近判了一个拍照妇女裙子底下的人无罪，说的就是没有一条法律直接适用。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皆可行”呢？已归档有共识吧。

在经济领域有更多的微妙的场合，法无禁止但是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1932年的大萧条就是那些当时不犯法的通行的做法造成的灾难。2008年的而金融危机也是如此，是那些所谓的金融创新造成的灾难。再有了这些经验之后还要这么说，还要提倡【法无禁止皆可为】就是个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是个方向性的问题。因为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做法在中国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禁止他们，连美国和欧洲也没有，那些东西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原来以为是很高明很深奥，自己看不懂，也想引进，就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还在提倡引进西方的金融人才。其实美国的过分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比例失调，真是孕育着癌变。

还有所谓以市场为资源配备的什么什么，也很值得探讨。市场往往是短视的，为了资本的利益可能牺牲长远，可能破坏资源。在西方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资源的利用决不能仅仅靠市场，也需要更完善的考虑需要监督。市场拜物教应当受到批判。市场拜物教就是金钱拜物教。

以设计批评政府就有人跳出来说含沙射影的恐吓之词，这不利于改进工作。允许批评天不会塌下来，倒是那些以维护之名压制批评的，往往别有用心。89年64之后，在中国已经难以批评当局，为此我不惜自我放逐留在西方，就是要保留这么一点权力。我批评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教育改革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是因为没有那个倾向，而是不纠正极左而反右只能更右）；批评过邓小平的六四镇压和之前右倾的知识分子政策，实际上我对包产到户一直有保留，因为不熟悉农村，也没有精力去搞调查研究，所以没有批评；也批评过江泽民的三代表，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也批评过胡锦涛的一些做法，只不过我感到他太不容易没有点过名字。现在领导人我也不相信能是圣人一点错误也没有。我主要是对事，不对人。他们谁上台谁下台跟我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而维持中国的稳定。

而另一方面对于像茅于轼这样的右派却放任自流，他们怎么胡作非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