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节选）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6-07-10 10: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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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ID：cdrf_news）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对大国霸主地位孜孜以求，因为这种地位可以给自身的发展带来必要的安全、空间和便利。由于大国崛起又直观地表现为国际相对地位（次序） 的改变，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零和博弈”的色彩。对大国红利的追求以及崛起的零和博弈色彩，决定了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和冲突。从历史上看，成功 崛起并在全球体系中稳固占据主导地位的案例屈指可数，而崛起失败的例子则常见得多。
总结大国崛起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免内政、外交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201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此开展综合研究。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赵磊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国务院研究室处长王卓明，总装备部大校王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张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学院研究员邢 来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维宏。报告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方晋、俞建拖、郝景芳执笔完成。以下研究综述，从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 交、文化等六个方面对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进行分析。
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上）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一、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德国、日本、苏联等挑战霸权失败的国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
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直接的经济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没有与时俱进地塑造经济核心竞争力，难以再长期可持续地提升生产力。
一些曾经领先的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在大航海时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海上的航线。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 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英国抓住了这一先机，取代了传统葡、西、荷三个传统海洋大国的地位。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2、未能充分解放和动员能够适应新时代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
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广大农民或农奴则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严重的盘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在一些领域和特定时段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但是在更广泛层面上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
3、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一个国家如果未能处理好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很容易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荷兰、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在军备扩张中投入太多资源，挤占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资源。
此外，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也导致经济失去可持续性，使得经济中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经济就是突出的例子。房地产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也是突出的例子
4、后发国家的追随惯性。
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风险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
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5、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规模和速度优势。
从历史上看，国家冲突最容易发生在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相近的时候。后发大国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时，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利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优势实现对既有霸权国的经济总量的快速超越和摆脱，反而因为国内的乐观自大情绪而膨胀，就容易被霸权国的挑衅所牵引而背离发展的主线。两次大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例子。
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其在产权、专利、贸易以及司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市场制度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以及一些新兴大国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因而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
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
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挤出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空间，难以建立起能激励普遍、持久的创新的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上大众动员机制，决策失败的风险与后果被加倍放大。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二、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从社会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落后的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俄罗斯，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工业化，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 中利用特权过度地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
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
一战后，德国战败，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向德国无度索取战败赔偿，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的无地青年加入军队谋求凭战功改变命运，构成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军国主义。
第三，没有处理好多民族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
一战战败后的奥匈帝国和冷战失败后的苏联都走向了解体，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解决国内民族的国家认同。
这两个国家中都有独立、稳定且规模（力量）较大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互不相同，文化上也缺乏互动交融。
此外，因为地理区位造成的发展差距很容易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分层”，构建国家认同就更加困难。一旦维系各民族统一的纽带被削弱，国家就很容易走向解体。
第四，国家权力过分膨胀，过多地入侵社会领域甚至消除了与社会的界限，反过来损害了国家的自主性。
一旦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合为一，国家就难言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政治也会因此受到宗教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特定种族（纳粹德国）、特定党派和意识形态（如苏联）的捆绑，背离了国家意志与利益。
社会过于弱小还有一重副作用，即在强势国家的背景下，社会容易被动地动员，因而无法对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使错误决策的后果被放大，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
三、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
对大国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的考察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运用，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
德国、日本选择以战争手段挑战世界秩序，与其国内脆弱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德意志帝国有皇帝、帝国宰相、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这四大权力支柱，但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的双头体制。
俾斯麦本人的政治才能，加上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双头体制能够成功运行。但是威廉二世继位后，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冲突，这一制度失效，皇帝的个人野心膨胀使德国在一战中葬送崛起成果。
日本的宪政架构缺陷更明显。明治维新的实质推动者是带有军事封建集团性质的藩士，这就使得政治架构中军部拥有超然的地位。没有军部的首肯政府无法组阁，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清除藩士力量极端思想的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几乎无可避免。
第二，政权依靠落后力量。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代表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的容克贵族地主控制了议会的主要议席，操控德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农产品保护政策，导致新兴的工业发展困难。
俄国沙皇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大地主和军事贵族，导致其资本主义带有高度落后、保守的封建特征。
第三，政治架构缺乏包容性，精英吸纳机制狭隘，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缺失，从而损害了国家的能力和活力。
政治体系吸纳精英的渠道越狭隘，政权依靠力量就越趋于保守，新兴阶级的精英就更加难于进入体制，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国家对新兴阶级、利益集团以及民众诉 求的协调能力、政治整合能力越弱。国家无法有效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旦遭遇重大危机，被排斥在体制外的新兴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不满会迅速爆发，威胁国家 的稳定。
第四，民族政策失效失败，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割分裂，埋下国家解体的祸患。
奥匈帝国就曾以政治和制度固化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国家权力实质上的分割化。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数量繁多，一直用旧式宫廷政治中的赎买方式来替代平等的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军队权威的贯彻执行。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四、大国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种国际体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崛起失败在外交方面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国际体系构想，价值观表述缺乏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与自身实力相符、且能够得到较广泛支持的规则体系和价值观。
荷兰开启了新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联系；英国推动了现代宪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以人类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阐述。
相反，德国和日本对国际体系的构想更多地关注了当时国际丛林的黑暗一面，将正在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作为仍将长期持续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 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德、日这些国际体系构想和价值诉求，不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无法得到广泛的认 同，因而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基础。
第二，外交战略上缺乏耐心与定力，急于挑战既有霸权，陷入战略上的冒进与冒险。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错误的国际体系性质认定和价值观下，这种实力的迅猛增长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助燃剂。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的激昂情绪，产生对自身的过高定位以及对自身影响力的过高预期，急于在改变世界格局上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耐心缺失的表现，一是在外交战略上抛弃了能够为本国实力巩固赢取时间的均势策略，表现得更富有侵略性，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导致了外交孤立；
二是面对既有霸权国的诱导性挑衅缺乏警惕和审慎。一旦战争爆发，对本国与对手的实力对比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理性认识，军事和外交战略制定过于理想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
第三，结盟上的战略性失误，轻率地弃置已积累的外交资源，使国家过早地陷入战争风险并屡屡受盟友的拖累。
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向英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又毫无节制地推行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最终导致英德关系的破裂。不仅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与奥匈帝国的结盟延长了其风险链条和战争的易感性，最终被动地卷入战争并以战败告终。
在二战中，德国重蹈覆辙，在与英国的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开战，再次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展的局面。还因为与意大利的结盟被拖入北非战线，影响了其在欧洲的战局。
五、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是大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使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的崛起失败案例来看，军事方面有几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
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 守争取主动，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 取决于军事。
第二，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
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之初的德国，都从军事上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
第三，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
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的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
第四，过于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扭曲了经济结构。
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把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
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使得经济枯竭。
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了军事支出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
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的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失去持久增长基础。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第五，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
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军队地位被过度抬高，形成了军队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因此无法实现协调同步。
第六，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
由于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
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
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
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六、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
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与启示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既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面貌，又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几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的文化禁锢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
此外，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损害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
第二，从政治层面看，落后的文化也使政治体系失去了包容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在纳粹德国和日本，仍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和等级观念，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内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
尚武的文化传统演变为军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成为驱动德国和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因素。
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
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有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西化”（现代化）过程。
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在内容上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急于求成，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
此外，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迫害，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加剧了国家的人才外流。竞争对手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包容性的文化政策，延揽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本国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
1， 加强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停留在政策文件上，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创新经济遥遥无期。 地方政府基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利益，会与犯罪分子勾结。 它们不顾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与不法之徒勾结，抵制中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动。一手高举大棒，高喊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一手又与当地不法人员握手，相 互寒暄，有事好说。这边打假还没开始，那边已是闻风而动，早已将侵权、假冒产品进行转移，导致权利请求人空手而归。所以，地方政府的功利性和执法人员的偏 袒性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两大毒瘤，其结果是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效率与力度，使侵权人尝到了甜头，但却极大的打击了知识产权人的创新动力，最终 阻止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和知识经济的发展。
在资源配置上，迟迟无法有效抑制房价和金融诈骗，分利集团利用高房价和老鼠会等手段，对改革成果大肆掠夺，榨干了社会资源，让实体经济和高科技经济发展困难重重。
2，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环境下，国家成为无所不管的家长，表面上是政府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和主导权，实际上则使许多社会问题都成为了政治问题，使执政党合法性的风险链条被无限延长，最终侵害执政合法性。
我国当前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安排之间存在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制度化地扩大了阶层与人群的发展差距，造成社会与政府、不同群体之间紧张和对立。
3， 在民族关系上，认识不到有些民族不能包容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例如不准其他信仰的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地开办猪肉和狗肉熟食店，不准贩卖 酒类，甚至逼迫聚居地内其他的人也接受自己的信仰等等），并且也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破坏民族平等的行为，导致民族冲突愈演愈烈。
4，国际上过早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推动人民币结算取代美元结算。诱使伊朗、俄罗斯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严重动摇石油美元的基础，同时用人民币贷款取代美元贷款，阻止美国收割羊毛的行为。逼迫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周边推动战争，用战争压力逼迫中国停止这一行为。
5，无法接受和实践人人平等的民权思想，内部等级制度森严，“吊丝”等严重侮辱人格的称呼居然大行其道，对外自然就无法推出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的软实力表述。在其他国家眼里，中国就是官僚治理下低人权水平的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同时还严重破坏自然环境。
6，对外频频展示先进武器，譬如高超音速武器，隐形歼击机，航空母舰，战略运输机和先进潜艇等等，指望用硬势力威胁逼迫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改变，这反而加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顾虑，促使了亚洲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的形成和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
最后，在这些难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还高唱“大国梦”，社会上下浮躁、骄傲、自满、急功近利，睥睨任何外国和外国人。无论从那个角度观察，都不象真正崛起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