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让我们在摇篮曲中进入威胁的安全之中……要求我们阻止战争的代价比那一意愿的代价轻得多，如果无法阻止战争，绝对有必要维持战争。”
——本杰明•富兰克林，1784年5月13日
远程打击（LRS）常常与战略进攻联系在一起，可能是讨论最多的名词，却在当前的军事应用中被理解得最少的名词。尽管，或可能由于无数的定义和构想，我们趋向于忽视远程打击能力在无数采购计划与作战概念微小细节中的真实价值。美国权势发挥影响的组成部分有很多。但是，在我们所选择的时空内向全球投射常规与核军事力量的能力意味着它是影响美国其他权势资源的守门员。由可靠能力支撑的潜在暴力威胁使敌军最有价值的资源处于危险之中，考虑到远程打击的最终战略价值，几乎没有意识到或有机会来进行防御。
同样，历史上维持强大远程打击的国家保留了相对等同或近乎等同于国家行为体的战略优势。虽然这种平台、计划或战略可能改变，但远程打击的目标始终如一，方式是通过表明可信、灵活、生存能力强、可视的军事力量来加强政治意愿。如果美国希望维持全球战略优势，它应当留意以往全球大国的经验教训，将强大的远程打击作为研发、投资、现代化的最高重点——甚至在财政受限的环境之下也是如此。
孙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和亨利•约米尼都赞同军事战略寻求通过武装力量和其他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的观点——常常被描述为权力手段。当代军事理论家也同意这一前提，使用武装力量来实现国家目标仍然不过时，在日益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今天也一样。备受关注的《军事战略：权力控制的一般理论》一书中，J•C•卫理博士指出“战争的目标是控制敌人的一些措施”，它可以是“直接、间接、不明显、被动、片面或完整的”。
卫理在军事力量方面给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它必须对敌军的系统实现某种层面的控制，但不一定要使用它来达到控制目标。实际上，依靠远程打击而实现的最有效控制可能来自于武器从没有实际运用到敌人身上——尤其是，核武器。托马斯•谢林在他的《武器与影响》中回应了这个观点：“破坏的危险，或更多破坏来临能够使一些人屈服或顺从。它是可以影响一些人抉择的潜在暴力……如果能够造成伤害的权力可以实现它，对更多暴力的预期会得到所想要的行为。”（原书如此）即使单独运用军事力量从未保证我们的目标结果，但对敌人重大利益造成的不可接受破坏或阻碍的能力越可信，我方控制其行为的力量就越大。
战略研究之父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原子力量与世界秩序》中指出，核远程打击的引入永久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迄今为止，军事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赢得战争。从现在起，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战争。”远程打击装备的内在强力的威慑效应比实际的破坏性效果更大。例如，我们的轰炸机部队能够摧毁朝鲜和越南的任何值得打击的目标，但战术和战役结果证明，远程打击核优势的战略优势相对不重要。美国的远程打击为遏制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扩散的战略提供了军事力量基础。尽管衡量这种威慑的成功存在着困难，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一个可信的远程打击威慑遏制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因此，用核武器摧毁其他社会的力量持续地使有核国家之间避免了战争，但没有使它们避开武装冲突的挑战。综上所述，我们需要维持综合和可信的远程打击能力。
远程力量投射：一种必要的战略手段
远程打击背后的基本概念是，使用军事力量投射影响其他各方的行为，这个概念和人类冲突本身一样古老。不管它是采取雅典对斯巴达进行纵深两栖突袭的海军远征的形式，还是轻骑兵共减少实施压倒性地面进攻的形式，或是二战期间的联合轰炸机进攻的形式，在涉及敌方领土和利益的范围内快速投射力量使进攻或防御这些部队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拿破仑式的战争方式使后续军事计划制定者寻找识别和攻击敌军决定点与重心的方法。
这些力量投射概念构成了第一次大战期间打破血腥僵持的初期思想的框架。埃德加•S•戈雷尔上校将军事理论家的思想创新同比利•米切尔、威廉•谢尔曼、休米•特伦查德爵士、朱里奥•杜黑等飞行员的想法合并到了一起，最终促进了“战略轰炸”实践的发展。戈雷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书《最终报告》中呼吁，对空中力量绕过敌方军事编队、防御纵深的灵活性与到达能力进行战略性运用，攻击其薄弱和支援战争的基础设施。由于战争在1918年结束，这种思想没有在第一次接大战中付诸实践，但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轰炸概念发展的基本原则。
20世纪30年代，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的学员通过研究戈雷尔和蒂弗顿勋爵的著作，形成了工业网络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方能够干扰或摧毁生产的关键环节，因此使敌军支援战争的能力无法发挥作用。不幸的是，初期的理论家忽视了轰炸的破坏性和道德作用，低估了地面与空中防御手段的作用，与现代社会及其工业基础的活力和再生能力。初期的轰炸机没有对敌国中心地区实施决定性打击的航程、精度和载弹量。当空军足以建立空中优势，使真正的远程平台能够投送原子武器时，这种战争就接近了。
尽管关于将战略轰炸作为获得战争胜利的一种独立手段的争论在持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能够在远距离投射武力、保护己方战争能力、摧毁敌方相应能力的一方最终获得了胜利。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略提供了一个缺乏远程打击手段可以影响冲突的案例。德国赞同远程打击的前景，瓦尔塔尔•威弗尔总参谋长主场采用远程战略轰炸的战略。基于对敌方基地、飞机工厂、战争支产业、后勤网络实施轰炸的战略，他的目标是瘫痪对方进行战争的能力。盟国很幸运，威弗尔将军1936年过早逝世，他的战略也未能结出果实。威弗尔的继任者是空军司令格林，此人的做法注定和远程轰炸战略渐行渐远。格林决定发展诸如He-177和Ju-87“斯图卡”的航程更近的轰炸机，强调对地面部队的近距战术空中支援，使英国的飞机生产设施在不列颠之中幸存了下来。
尽管德国从一支强大的战术战斗机部队身上得到了好处，但缺乏对远程打击的战略关注使它的战略在盟军的战略之前相形见绌，英国的“兰开斯特”轰炸机，以及美国的B-17和B-24轰炸机能够在不用害怕远程反击手段的情况下实施更远距离的空中力量投射。盟军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够继续不受阻碍地实施战时生产，而轴心国则发现自己的作战能力却随着敌方结合使用近距与远距攻击而逐渐萎缩。欧洲远程打击的作用可能引发争论，但美国二战末期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之后，远程力量投射的价值就真正变得明显了。由于对结束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远程打击产生进一步暴力威胁的潜在性被证明对美国及其盟友很有价值。
20世纪50年代，随着配备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远程打击的能力和价值以加倍的速度成熟。洲际弹道导弹通过增加防区外距离，与克服二战时期很明显的核武器精度不足的困难，提高了远程打击的价值。最终，美国和苏联通过远程打击投射力量的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使整个星球面临毁灭的地步。远程打击后来变成了这两个国家的综合威慑战略的基石。
伴随着采用大规模报复概念和相互确保摧毁概念的出现并运用于新战略僵局的现实，诸如谢林、布罗迪、劳伦斯•弗里德曼等理论家开始挖掘在核时代将远程打击作为威慑手段的含义。威慑的定义是，“依靠不可接受反制措施的可信威胁和对行动成本超过所认为的获益的认识，阻止行动”。它只取决于对手关于敌方（美国）的意志和所能做之事的认识。等式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意志，该组成部分随政治气候退潮和流动。但是，由于缺乏能力会导致展开行动的能力变得无效，如果没有实施打击的可信能力，展开行动的意志就变成了纸老虎。
因此，能力是任何成功威慑战略的先觉条件。同军事力量的其他装备相比，从历史上看，远程打击平台提供了让任何目标、在任何时间内处于危险之中的最佳必备能力，因此可以为成功的威慑战略做贡献。假如一个国家会采取行动，发展、现代化改进、得到充足资金的远程打击的战略先见之明已经通过为国家的威慑威胁赋予可信度而提供了宝贵的红利。因此，远程打击的价值和重要性与国防和安全仍然有着联系，这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都是非常明显的。
几乎二战后的每一次冲突都证明了美国针对有限目标使用常规远程打击装备的意愿和能力，并且保存了作为合理威慑的充足核能力。尽管任意从远处摧毁目标的能力得到了验证，但是在塞尔维亚、利比亚或阿富汗，空中打击不能带来意想中的政治结果。外交协定、有效的战略交流、贸易禁运、政府援助、商业投资的财政刺激因素都是解决问题和从战争中得到恢复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远程打击，这些软实力形式的经济强制力就会弱一些。甚至在当今的复杂世界中，远程打击的威力仍然是威慑的实质，也是美国战略优势的一个基本元素。然而，正如马克•刚津戈所指，对美国而言，“这一优势正在消散”。
远程打击：美国的战略优势
各国可以维持实施威胁和不带有报复性质地使用暴力的行动自由与能力，这类国家将获得最终的战略优势。没能维持可靠的远程打击能力会削弱其他国家力量资源的作用。虽然美军60年以来为国际安全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基础，但部队的规模正在缩小，而对强大军队的需求却没有减少。从当前形势看，这同英国和罗马全球权力的慢慢凋零有着很大的类似之处，我们也有必要注意朱利安•科贝特关于英国全球主导消逝之年海洋控制的内在优势的评论：“现实仍然是，所有洲际大国都害怕英国干涉战争，而且知道这种干涉的价值……因为它们只关注它的作用，而非这种干涉在威胁中的表现……它至关重要的行动是威胁积极结果，除非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正如海洋控制和力量投射被证明对英国很重要，远程打击对今天的主要国家也有宝贵的价值。
像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全球行为体都认识到了远程打击的价值，并将其视为成功国家安全战略的必备资源。这些崛起的竞争者，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寻求获得或发展它们自己的远程打击，并积累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从而削弱和抗衡美国的战略优势。例如，中国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枚短程和中程导弹，俄罗斯生产的多用途双重数字防空导弹系统，12艘可发射“炽热”巡航导弹的俄制“基洛”级潜艇。中国的“东风”-21导弹，射程接近1500英里，能够攻击美国位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的基地。中国仍在研制轰-6K飞机，该飞机的作战半径为2000英里，可搭载6枚“长剑”-10巡航导弹，能够打击美国位于管道、威克岛和澳大利亚的设施。中国也在增加其武器库存，在超过第一岛链的范围内给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机组人员制造了一个致命的交战区域。美国将变得更加依赖于其他全球基地选项来在更短的距离之内投射强制力。然而这些基地选项会给美国及其盟军造成重大的危险。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已习惯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作战，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全世界的基地，但未来有可能将失去两个优势。不确定的全球战略为环境中，我们将面临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这些势力都会导致地区的不稳定。弹道导弹和先进的一体化防空系统可以保护机动、已构建工事、多维度、非对称的敌人，这些武器的扩散将使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个别地看，美国正面临着空前的财政压力，工业的规模逐渐表现，军事基础设施也在老化和萎缩。另外，之前无懈可击的前沿作战基地和通信网络的可靠性与安全存在着疑问。在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威胁而展开重组之时，投资远程打击技术，发展相关智力资本，培养技术行业技能，保障远程打击的非凡作战能力对保持我们的威慑，维持战略优势很重要。假如全球基地选项萎缩，如果不存在得到更新的远程打击，美国的全球移动和机动自由将受到限制。
失去了值得依赖的全球基地选项之后，时空因素创造了一个距离的限制，而这要求使用远程办法来解决力量投射问题。远程打击解决办法必须包括7个重要的元素：航程、有效载荷、速度、灵活性、精度、生存能力、持续性。虽然有些人给发展这种解决办法贴上了走冷战老路的标签，但“新三位一体”仍然为今日成功的威慑战略提供了所要求的宝贵暴力威胁。通过空中加油机支持的，有足够航程、载荷、精确度和灵活性的洲际轰炸机，提供载荷、持续性、生存能力的潜艇部队，维持有效载荷、速度、持续性、生存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仍然使敌军最有价值的资源面临危险，为当今的国家关系传输比亚的战略信息。尽管远程打击在冷战期间发挥着作用，但我们的远程打击部队面临着复杂得多的威胁环境，应当保留多得多的灵活性。
美国应该灵活地同目标交战，在世界任何一地使用常规或核武器给目标造成危险。这些远程打击能力将需要针对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目标展开非常模糊或精确的协同。这个未来冲突特征的重要改变需要远程打击资源的现代化。这些行动将是反应能力更快的太空设施，以及具备突防能力的情报、监视与侦察飞机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些飞机会得到电子攻击或其他能够削弱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的防区外武器的支援。远程打击系统的发展和后勤保障对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论
利用可信、灵活、生存能力强、可视的方法证明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美军的优势基于在全球范围内所选择时空内投射远程常规和核力量的能力。超过70年来，这项非凡的能力是我们获得成功威慑态势的关键组成部分。更多形式的全球力量存在（例如，经济影响力、外交协定、战略交流），但只有美国在当前维持着一支持续、精确的远程全球打击力量的合法性。然而在历史上，大国倾向于认为权力来源是永恒的，它们甚至没能进行维持这些来源的必备投入。没有协调一致地关注作为军事资源关键组成部分的远程打击，我们对全球重大事件的影响力无疑将证明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远程打击为美国提供了仍然是首屈一指全球性大国的必要军事战略优势。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面对着同样的增长担忧（财政限制和下滑的军力），但他带领美国人民迎接挑战，作出了防止正在崛起的苏联危害国家安全的艰难抉择。里根总统曾说：“我们依靠自身优势维护和平，弱势只会导致入侵。这种威慑战略没有改变，仍然能发挥作用。”历史已证明他是正确的。面临复杂的新兴威胁之时，仍然存在着关于国家财政未来的争论，我们从中寻求着平衡，且可以再说一次，“现在是时候改变了”。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自身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战略军事优势，我国仍然是个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大国。20世纪中期面临经济困境时，英国海军力量投射能力消失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会像英国一样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