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权贵家族政治世家很多，但像杜勒斯家族那样，虽然没有诞生一个总统，却出了三位国务卿、一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也并不多。这个家族的三位国务卿分别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
福斯特是杜勒斯的外祖父，兰辛则是杜勒斯的姨父。三位国务卿中，杜勒斯的影响最大。他当年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绝对信任，制定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被称为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走向和世界格局。因此他死后，华盛顿的国际机场、西柏林的一条街道，以及多所学校多家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
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都是学法律出身，主攻国际法。哥俩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而那时的美国国务卿，正是他们的姨父罗伯特·兰辛。和会以后，受威尔逊总统之邀，约翰成为战争赔款委员会的成员，专门负责德国赔款事宜。1945年，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
约翰·杜勒斯为中国人最不喜的，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拒绝英国外交部长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提议。不但如此，他还明令禁止任何一位美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人握手。这其实与他一贯的反共立场有关，他以强硬的态度反对一切共产主义国家。他曾多次宣称，共产主义就是不信神的恐怖主义。他在东欧、远东、中东以经济加军事方式的许多战略布局，成立的许多组织，至今还在发生作用。
我国多年以来对国民、尤其是对学生的宣传和教育中，曾常常提及，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这个“和平演变”，就出自杜勒斯。从1953年担任国务卿起，到1959年因癌症去世，他多次在国会和公共场所发表演讲，称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后代，他说，如果他们有后代的话，都将获得自由。
很多人搞不清楚约翰·杜勒斯和艾伦·杜勒斯关系，及他们各自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将“和平演变”之说安在艾伦的头上，这是错误的。虽然艾伦也是一个坚定且强硬的反共产主义者。
被称为“中情局之父”的艾伦，在他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局长的10年间，策划和实施了多起旨在颠覆、围剿、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暗杀或军事行动。这些行动，相信与他同期的国务卿哥哥约翰，不会完全充耳不闻或没有提供某种形式的便利。
艾伦1922年成为国务院中东局负责人。后来在作为法律顾问参加国联的军备限制代表团期间，他见到过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法国、英国和苏联的领袖们。1941年，他被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任命为驻瑞士情报站站长。据说他的情报天赋在伯尔尼一幢中世纪的小楼里，得到了超常发挥，许多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就是在这里策划指挥的。
在他的运筹帷幄下，里宾特洛甫的新闻情报局、德国反间谍机构里，都有他的人。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V1、V2火箭草图和数据，德军潜水艇的分布，以及德军的最新密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办公桌前。他还一直和第三帝国内反希特勒的“黑色乐队”有深度接触，但他的帮助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刺杀希特勒的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二战结束回到美国后，艾伦先是担任中情局顾问、行动局副局长、副局长，然后被正式任命为局长。艾伦成为中情局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本号将在后面专文介绍。
杜勒斯兄弟的妹妹埃莉诺·杜勒斯，生于1895年，死于1996年，是兄妹几人中活得最长的。她于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欧洲的金融货币。1936年，埃莉诺进入美国社会保障局工作。1942年，她转入经济战争委员会，然后进入商务部，在战后计划部的经济办公室任职。
埃莉诺的工作重点，是确定美国在战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二战结束后，她前往欧洲，作为美国在奥地利的金融专员，奥地利重建的重要成员。1949年，埃莉诺转往国务院德奥部，在柏林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她参与了柏林医疗中心、柏林国会大厦、柏林展览中心和柏林一些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重建计划。因在帮助柏林经济和文化复兴中的贡献，她被誉为“柏林之母”。
她的大哥约翰成为美国国务卿后，曾试图说服她离开国务院，被她断然拒绝。“猪湾危机”之后，美国的对外关系遇到灾难性打击，而这一切灾难与她的另一个哥哥艾伦不无关系。因而，杜勒斯兄妹都被迫辞职。远离政治之后的她，回到大学重操旧业。
杜勒斯兄弟身后，他们当年的政策和许多作法不断地被重新审视、被抨击、被批判。埃莉诺教学以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为两位兄长，与那些给予他们负面评价的历史学家、政治和外交评论家、传记作者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