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革命，切忌奢言彻底性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不时有人说改革进入攻关期，需要顶层设计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
比如经常有人不屑于“摸着石头过河”，而提出要搞“顶层设计”。经常有人说，某某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需要改革，而且又都拿出一套雄心勃勃的似乎要把现有的体制推倒重来的顶层设计。
在许多人看了改革好型居家过日子，觉得自己的房子不够好，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推倒从来，重新再建一个；另一种，则是修修补补，哪里有问题解决具体问题。司马光就觉得王安石是前者，而他自己主张后者。这个争论今天也是有的。但是我认为，改革不是修房子，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
问题就在于，建房子，对于有点经验的人来说，且不说对于建筑师，没有多少未知数。而改革充满了变数，充满了未知数。没有什么人真能搞出一个基本合理的“顶层设计”。不信请看一看古今中外的所谓顶层设计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有那个成功了？
提到改革，人们都知道“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中国人。在中国他虽说不算家喻户晓，也至少是有点文化的人都敬仰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
王安石的确是个天才。不仅洞察当时的社会危机而且设计出一整套改革的方略。但是他太急了。他的改革总是一个法案尚未推开另一个就又颁布下来，下面根本不可能跟得上这个节凑，且不说他的法案还有缺欠即使完全完美无瑕也不可能不走样不变质。假如所有的官僚都想王安石那么精明干练，也许能行，问题是整个官僚系统就只有他一个王安石。而结果就是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青苗法到了下面基本上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因为这个官僚系统本来就是“非庸即奸”。王安石的对官僚的这个评语质而言之确实不错。因为天才，道德完人本来就是极少极少的极少数，大多数都是庸人，而且其中不乏奸诈之徒。
“非庸即奸”这个评语放到今天也差不多吧？本来共产党是个革命的政党。但是建国的六十多年来，也发生了严重地变化。文革前就已经变得相当的官僚化，脱离群众，现在就更是如胡锦涛2011年纪念党的生日时所说，面临“思想怠惰”，“贪污腐化”，“不求进取”，“脱离群众”的严重危机。就道德水平而论，今天的中国比不上文革时代，更比不上建国初期，更比不上延安时代。那些在1989年跑到西方的严家其陈一咨万润南之流哪一个不是想在改革中捞一把的曾经的出类拔萃的“共产党员”。今天的所谓改革派中，也还有这类人。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伙搞的那个《2020年的中国…》，要在中国全面实行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顶层设计的炮制者，跟海外民运的那几位基本上是一丘之貉。
说到当代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当属戈尔巴乔夫们的苏联改革了。当时他们有所谓新思维，有一整套政治经济的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喜爱系统的全面的彻底的改革的书生们看来，他们那个改革比起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简直是太完美了。但是结果呢？戈尔巴乔今安在，苏联倒是在他的手上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当年那个与美国并肩比美的超级大国，GDP为美国的60%以上，军事上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现在土崩瓦解，而分裂出来的俄罗斯成了金砖国家的小兄弟，乌克兰更是从动乱走上战火，……
我不是说顶层是完全要不得。改革当然需要有理论的指导，但是切切不可以为那个设计就是改革的蓝图，只要站着做就可以了。相反地，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还是要走一步看一部，还是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的在实践中探索的精神。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改革是个新事物，充满了未知数，绝对不是可以做出顶层设计的工程等问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些人把改革简单化，疑问就是要全盘西化，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个样子。以为只要照抄美国的东西就行了。我且不说美国并不能成为我们的样板，及时要以美国为样板，也不能简单的照抄，因为历史是不能抄袭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现下发展形成的。我层级驹过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当年中国的火车上，得知美国的高速公路比那个火车快得多，如果他想立即跳到旁边的公路上，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转轨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正义为改革充满未知数，需要特别用心。列宁说过要七次量衣一次裁。而我们的许多专家往往是打量一下就动刀子了。
第二，更重要的是，改革不是革命，改革必须特别重视可行性，渐进性和连续性，那种爱好追求彻底性，完全性，系统性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改革变成了革命，就是革命，也不是越彻底越好，也得注重可行性，注重社会的承受能力。改革更要如此。
列宁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是他曾经批评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看，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这是恩格斯说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6页。——编者注］，他说得对。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列宁：《黄金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
1976年，当我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再次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真是振聋发聩呀。可惜，尽管文革后，宣称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我们那些所谓的改革派中也经常有人要追求用革命来代替改革，用彻底的，从上到下全新的体制来替代原有的体制，什么私有化全盘西化，全面接轨，等等等等。我相信，在中国还是有人敬仰列宁，谨以此送给他们共勉。可以再稍作说明的是，现在这个版本的译文似乎已经在语气上温和多了。在我的印象里文革前出过的两卷本，的文字更激烈一些。比如文中那句【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在两卷集里则是，【不是他们事业的表面上的失败，而是内部的破产】。有条件的不妨找来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