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白建才
时间：2015-10-23 13:59:38
导读：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冷战遏制大棋局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将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学界已有成果，就此进行初步探析，旨在更深刻地认识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隐蔽行动战略以及东西方的较量争夺。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集团进行公开较量、秘密争夺的一件重要战略武器，美国冷战遏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在外交折冲军事干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中共“一边倒”对外政策的确立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便将隐蔽行动的矛头指向中国，在对中国军事封锁、外交孤立、经济禁运的同时，开始实施隐蔽行动，以期破坏中苏关系，削弱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整个50年代是中美关系史上最为敌对恶劣的年代，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因此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的全面实施，其频繁激烈程度也超过了对苏联的隐蔽行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其中某些问题已有较深入的探讨，但尚难见到对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将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学界已有成果，就此进行初步探析，旨在更深刻地认识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隐蔽行动战略以及东西方的较量争夺。
一、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政策的制订
隐蔽行动战略最早是美国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提出来的。1947年12月，就在中国国共两党内战正酣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通过了NSC4—A绝密文件，决定实施“隐蔽的心理战，以反击苏联及其支持的威胁世界和平安全，或旨在诋毁败坏美国热心促进的世界和平安全事业的活动”。半年后，即1948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了NSC10/2绝密文件，指出:“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决定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并明确了实施隐蔽行动的组织领导及其内涵和实质性特点，从而确立了隐蔽行动在美国遏制大战略中的战略地位。之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又通过了多份关于隐蔽行动的专门文件，并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手段写入总体规划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NSC68、NSC162/2等纲领性文件中。这些都表明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在与苏联集团较量争夺中对隐蔽行动的重视。隐蔽行动在美国冷战战略中已处于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为苏联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自然成为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要对象。
1949年3月3日，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刚刚落下帷幕、中国革命行将胜利之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名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NSC34/2)的绝密文件，以取代一个月前刚刚批准的同名政策文件NSC34/1。文件表示美国要“在局势明朗之前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同时“应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灵活地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共内外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我们主要应依靠中国本土人士的活动反对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由于我们背负干涉主义者的包袱，我们对这些人士的兴趣及对他们的支持不可暴露，而应通过合适的秘密渠道实施。”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美国政府决定在中国实施隐蔽行动的第一份文件，文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隐蔽行动”一词，但其要求通过秘密支持他人以实现美国政策目标的做法即为隐蔽行动。此时中共的对外政策尚未宣示，美国隐蔽行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并力图阻止即将建立的中共政权站在苏联一边。
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整体阐述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对亚洲的立场》(NSC48/2)。文件指出，美国对亚洲基本的安全目标之一是“逐渐减少并最终消灭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力量和影响，使苏联不能在该地区威胁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如果苏联企图威胁亚洲国家的和平、国家独立和稳定，也要使其遭受严重的障碍”。具体涉及对中国的政策，文件规定:“美国应该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直到形势进一步明朗。美国应该避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除非这样做明显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当的场合，应使用各种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份文件明确提出要运用隐蔽和公开的，政治、经济、心理等各种手段挑拨中苏关系、中国领导层内部关系，以实现其削弱乃至消灭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之战略目标。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已将隐蔽行动作为与公开斗争手段相配合的，要在中国实施的重要战略武器。其时由于中苏尚未结盟，美国对拉拢中国存有幻想，其要在中国实施的隐蔽行动仍然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一年多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新形势，于1951年1月17日通过了《对共产党中国与朝鲜的行动方针》(NSC101)文件，明确提出“现在要对在中国的国民党游击武装提供切实可行的隐蔽援助”，以牵制中国的力量。5月17日，杜鲁门总统又批准了一份对亚洲政策的新文件，即《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与行动方针》(NSC48/5)。该文件实际上是对NSC48/2的重大修改。文件指出，美国在亚洲的长远目标之一是“消除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力量和影响，或将其减少到这样的程度，即苏联不能在该地区威胁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或威胁亚洲国家的和平、独立与稳定”。这一点与NSC48/2相比并无实质性修改，只是措辞略有不同。一个重大变化是关于对中国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的当前目标之一是“使中国不要成为苏联的主要盟国”，具体行动方针主要有: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使北平政权与莫斯科政权产生分歧，并在北平政权内部制造分裂; 继续执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继续反对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席位，更加努力地说服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等。与NSC48/2相比，这些内容多为新的增添补充，且措辞更加严厉。如NSC48/2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政策只有2项，也并未提出要改变中共政权的性质或“取而代之”。NSC48/5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反映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美国对中共政权的严重敌视。文件提出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培植其代理人反对甚至推翻中共政权，扩大中苏分歧，分裂中共政权，自然包括隐蔽行动; 暗中扶植利用代理人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隐蔽行动。如果说，NSC48/2确定在中国实施隐蔽行动主要是针对苏联，NSC48/5则把隐蔽行动直接指向了中国。此时中苏已结成紧密同盟，文件提出要“使中国不要成为苏联的主要盟国”，其含义无非是采取一切公开与隐蔽的、可利用的手段削弱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甚至改变中国政权以及千方百计破坏中苏关系。文件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因此可以说，NSC48/5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
朝鲜战争甫一结束，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11月6日又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66/1号文件《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中国的重要政策文件。文件指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应付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结盟而引起的力量结构的变化”。“美国目前应寻求的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应该是，通过非战争手段在力量上降低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地位”，“削弱或至少延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中国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政策，文件共规定了10个方面的行动方针，其中包括“继续向共产党中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包括非常规的和隐蔽的压力”;“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不管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破坏中苏关系”，等。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对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的痛击，将其赶回三八线以南，使美国充分认识到了“共产党中国”的“强大”，虽然美国仍然认为“使中国共产党发生转变或使其最终被对美国没有敌意的政权所取代，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就目前而言，她并没有能力“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只能是采取除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削弱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包括隐蔽行动。这份文件确定在中国实施的隐蔽行动，已完全着眼于削弱中国的力量和影响。
除了上述对亚洲及中国的政策中要求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外，美国对我国台湾的政策文件也包括了要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的内容。1953年11月6日，就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NSC166/1号文件的同一日，他也批准了《美国对福摩萨和中国国民政府的目标与行动方针》(NSC146/2)。文件在首先规定了美国要维护作为其远东防御体系重要一环的台湾的安全、加强台湾的实力、促进台湾的发展等目标后，在其行动方针中，提出要“鼓励并隐蔽地帮助中国国民政府向在中国大陆进行抵抗和情报活动的反共游击队提供后勤援助”。1955年1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批准了《美国对福摩萨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文件(NSC5503) ，文件在“行动方针”部分明确提出要“继续隐蔽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3个词后面有一行半的内容尚未解密，具体实施何种隐蔽行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隐蔽行动显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以上我们扼要概述了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关于实施隐蔽行动的总体政策，以及在其对亚洲、远东、中国、中国台湾政策文件中有关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的一些具体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冷战期间，美国把隐蔽行动作为其与苏联集团进行较量争夺的一件重要战略武器，中国也是这一武器实施的重要战场。中国作为当时拥有世界1/4人口、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的大国，在美苏冷战争夺中无论倒向哪一边，都将极大地改变力量的天平。美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确定要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政策，力图利用中苏分歧，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一边。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结盟前，美国政府在政策文件中再次提出要利用中苏分歧及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力图阻止中苏结盟。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消除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力量和影响”，提出要采取包括隐蔽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制造中苏分歧及中国政府的分裂，甚至改变中国政府的性质，“使中国不要成为苏联的主要盟国”。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由于看到了新中国的“强大”，认识到美国缺乏推翻中国政府的能力，便又提出要采取非战争的、公开的和隐蔽的一切手段，削弱中国的力量或延缓中国的发展，破坏中苏关系。总之，美国既然要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维护美国在远东及全球的霸权利益，对共产党领导的与苏联结盟的新中国实施隐蔽行动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隐蔽行动又经历了由旨在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向削弱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的转变。这也表明此时美国已把中国视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人，美国对中国将实施更频繁激烈的隐蔽行动。
二、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的实施
依据上述美国政府关于隐蔽行动的总政策及其对亚洲、远东、中国和中国台湾政策中有关实施隐蔽行动的政策方针，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10年中，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大量隐蔽行动。目前，由于许多档案资料仍未解密，我们很难对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做全面总结和阐述，只能根据所收集的材料做一初步的概括分析。
(一)准军事行动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最为突出的是准军事行动。所谓准军事行动，是指介于直接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活动之间的行动，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军事行动或半军事活动。具体包括: 给目标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叛逃者或其他军事组织秘密提供经费、军事物资、军事训练，甚至参与组建队伍，组织、策划、指导军事行动等方式，在目标国家进行武装破坏，发动武装进攻，颠覆该国政府，使其支持的武装掌握政权; 也包括派遣本国特工渗透到目标国家进行颠覆破坏( 纵火、投毒、爆破、拆毁、袭击、煽动骚乱等) 及暗杀等活动，或招募训练支持目标国家的特工从事这些活动。此外，秘密地给一些国家政府提供军费、军事物资、军事训练和指导等军事援助以支持其镇压反政府武装，也属于准军事行动。准军事行动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亚非拉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准军事行动，对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准军事行动最主要的有:
1．支持逃窜到缅甸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袭击中国西南地区的“纸张”行动
1950年初，国民党一支由李弥指挥的残余部队从云南逃窜到缅甸。被NSC10/2文件授权负责实施隐蔽行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后立即与之联系，实施了代号为“纸张”的准军事行动。“‘纸张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强并重新武装李弥的队伍，使其重返云南。”为此，中央情报局指派其所属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AT)给李弥残部空运了大量武器和教官，并定期运送给养。飞机从中央情报局建在曼谷的基地起飞，往返于台湾或冲绳岛之间，穿梭般地运送人员和武器装备，空投到缅甸北部边境李弥残部所在地。在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扶持援助下，李弥残部由原来的2000多人发展到12 000多人，并多次向云南进犯，但均遭惨败。1951年12月，中国政府公开谴责美国将国民党士兵运送到泰国和缅甸对中国进行袭击，苏联将这一指控提交联合国。缅甸政府也向联合国控告国民党残部在缅甸的驻扎侵略。美国与缅甸的报纸也公开报道美国给李弥残部偷运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尽管矢口否认，还是在1952年取消了“纸张”行动。
2．支持西藏叛乱武
美国支持西藏叛乱武装，主要采取了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其武装叛乱、给其提供军事援助等形式。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方面，从1956 年开始，美国多批次地在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以及美国本土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秘密训练了至少几百名西藏民族分裂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学习识别地图、武器操作、炸药使用、无线电收发、跳伞等多种技术。同时接受训练的还有达赖的哥哥土登诺布。训练结束后，中央情报局又将部分受训人员秘密空投进西藏。这些人回去后收集情报，从事破坏活动，发动或参与叛乱，成为西藏叛乱或从尼泊尔木斯塘基地对西藏发动武装袭击的西藏叛军的骨干分子。正如一个名叫旺堆的叛乱领导人回忆说，他于1956年离开西藏，在海外某地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然后被秘密空降回西藏，在康区开始组织叛乱活动，直到1966年他才离开那里，前往尼泊尔。
在支持、组织武装叛乱等方面，早在1956年初，中央情报局就派遣游击战专家安东尼·波什普尼帮助组织了西藏民族分裂分子在西藏东部地区发动的叛乱，并给叛乱分子提供了通讯等设备。叛乱分子在西藏东部同时发动了多处袭击，中央情报局提供的通讯设备也为相距很远的叛乱分子的协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中央情报局首次以空投的方式给西藏叛军运送武器，“这次共空投了100支英国制造的步枪、20支手提机枪、两门55毫米迫击炮、60颗手榴弹，以及为每件武器配备的300发子弹”。1959年2月，美国又空投了第二批武器。这两次武器空投加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的发生。从1958年至1960年，美国空投至少30多次，都是由中央情报局专有航空公司的人员和飞机承担的。
在给西藏分裂势力提供军事援助方面，除了上述秘密训练西藏分裂分子、给西藏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装备等外，在西藏叛乱失败后，还帮助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木斯塘重整叛乱武装，将从西藏逃亡出来的藏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武装，给其提供活动经费、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要求他们经常渗透回西藏进行破坏，袭击解放军分散的营地和交通运输线。美国对这支叛乱武装的支持援助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
3．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对中国大陆的袭击骚扰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幻想破灭，于是改变了对中国台湾的政策，决定“保台反共”，即要牢牢控制台湾这艘对抗中苏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以台湾为基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遏制袭扰。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在台湾开设了一个以商务为掩护的办事处“西方企业公司”，在此招牌下设立训练和行动基地，培训国民党游击队员，对大陆进行袭击。当年4—5月，由中央情报局训练支持的国民党抵抗力量接连对南汇、西浦、广州进行了袭击，甚至一时使广州港与内地失去了联系。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中央情报局加强了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准军事行动，训练指导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浙江、福建等地多次进行了袭击，企图以此牵制中国的力量。如1951年12月7日和翌年10月11日，在所谓“西方企业公司”的帮助支持下，在金门等地的国民党反共游击武装出动上千人，对福建沿海南日岛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袭击，其中第二次袭击甚至占领该岛达3天之久。
中央情报局不仅在幕后训练支持国民党武装人员袭击中国大陆，同时也直接派遣特工渗透到中国大陆进行情报收集、颠覆破坏等活动。据托马斯·鲍尔斯在其撰写的关于前中央情报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著作中揭露，中国参加朝战后，中央情报局差不多每年要向中国空投6组特务，4人一组，这种武装渗透活动至少持续到1960年。仅1951—1953年，中央情报局就招募、空投潜入中国大陆212 个特务，其中101个毙命，111个被捕。如耶鲁大学毕业生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这两个中央情报局特工，1952年乘飞机企图在中国东北空投渗透时被击落就擒，经公审分别被判无期和20 年徒刑，二人在中国监狱里渡过了漫长的时光，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才分别获释。
(二)隐蔽的政治战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进行了隐蔽的政治战。隐蔽的政治战是指通过隐蔽地资助、支持目标国的某些政党、机构、团体、个人，收买代理人，甚至采取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乃至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活动，分化瓦解对手，以影响该国或该集团的政治局面，阻止其反对的政党或个人执掌政权，扶植其中意的政党或个人执政，分裂、颠覆该国的反美政府，在该国建立或巩固亲美反苏政权，分裂反美阵营，削弱苏联集团的力量和影响，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也是美国政府极为看重的一招。早在1948年5月，以倡导遏制政策而闻名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的报告，要求对苏联集团开展公开和隐蔽的政治战。其后这一建议被纳入NSC10/2号文件中，成为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的政治战主要表现在破坏中苏关系、煽动支持达赖出逃、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方面。
1．破坏中苏关系
如前所述，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美国政府即已制定了要离间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此后美国政府在许多重要文件中都反复强调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使北平政权与莫斯科政权产生分歧”，破坏中苏关系，足见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据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公开外交手段，如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NSC41号文件《美国关于对中国贸易的政策》就提出要通过“恢复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普通经济关系”，以便使“克里姆林宫和中共的政策出现严重冲突”，“使美国有可能利用中共政权与苏联之间出现的摩擦”;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先后发表演说，将台湾排除在其防御圈外，以此向中国示好，等。另一方面，又实施隐蔽行动，如艾奇逊指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鲁斯让《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在该报发表文章，散布中苏谈判中双方矛盾重重、苏联对中国提出许多苛刻要求、中共党内斗争尖锐等方面的谣言，破坏中苏同盟谈判。艾奇逊特别强调，“如果能巧妙地把此事公诸于世，而又不让人知道是美国政府透露，就能达到很好的宣传目的”。这就是要通过隐蔽宣传达到破坏中苏关系的目的。
2．煽动支持达赖出逃
1951年3月29日，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之际，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致绝密函给美国务院南亚事务署主任马修斯，汇报了其业已开始的鼓动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请求获得批准。为了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与中国的国家统一，削弱中国的实力，美国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该建议。之后，美国驻印使馆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频繁接触，竭力鼓动达赖外逃，还为达赖制定了详细的外逃计划。但达赖此时尚未决定出逃，在结束外地的佛事活动之后还是回到了拉萨。10月24日，达赖致电中央政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美国秘密鼓动达赖出逃的阴谋破产。
美国此番虽然未能如愿，却也开启了达赖出逃之路，为达赖日后的出逃打下了基础。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在阻止中国国家统一受挫的情况下，加强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以期削弱中国的实力。1959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叛乱，达赖喇嘛决定出逃。关于达赖这次出逃是否由美国策划，目前尚未见到档案资料，可以肯定的是，达赖这次出逃是50年代初美国促动其出逃的一个结果，同时中央情报局又积极协助了达赖喇嘛的出逃。在达赖出逃过程中，他身边有两个经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随时和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中央情报局则随时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相关情况，并向印度政府通知了达赖政治避难的要求，获得印方批准。经过两个星期的长途跋涉，达赖一行于3月31日逃到印度，从此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之后，美国长期给达赖及其仆从秘密提供活动经费，供其进行反华活动。
3 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很快向联合国提出开除国民党集团代表的要求，并准备作为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的合理要求得到了苏联、印度等友好国家的支持。但美国却采取公开与隐蔽的外交手段，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拉拢、威胁一些国家投反对票。如1950年8月第5届“联大”召开前夕，中国外长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声明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首席代表、李一氓为副代表，准备出席联大会议。美国政府获悉后，立即指示其驻外使团向各有关国家进行游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向秘书长赖伊、安理会主席罗慕洛进行游说，并向各国驻联合国使团施加影响。据此，美国的外交官们紧锣密鼓与联合国官员和各国代表进行了公开会晤与私下密谈。仅9月6日这一天，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葛罗斯和罗斯与赖伊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 助理国务卿希克森与英、法驻联合国代表进行了会谈，并造访了罗慕洛，向他转达了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意见; 罗斯与伊朗代表进行了商谈; 美国官员还在纽约或各国的外交部会见了挪威、比利时、印度官员。结果，在这届“联大”上，印度、苏联分别提出的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两个提案被否决，却通过了一个成立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这样，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就被拖了下来。1951年11月，第6届“联大”又通过了美国的盟国泰国代表提出的“延缓考虑任何关于排斥中国国民政府在大会之代表，或容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代表大会中代表中国之其他建议”。此后，美国每年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拒绝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进入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联合国成员中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增多，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将中国代表权的变更作为“重要问题”处理的决议，须有2/3多数票通过，并几乎每年都玩弄这一花招，致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得不到恢复，直至1971年。美国为了反中保台，与苏联阵营进行冷战争夺，长期操纵联合国，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表面上看这是联合国的决议，实际上却是美国台前幕后操纵的结果。美国通过联合国的决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三)隐蔽的经济战
所谓隐蔽的经济战，是指通过采取隐蔽的贸易管制、经济破坏等手段以削弱对方的经济实力，改变对方的内外政策，动摇乃至颠覆对方的政治统治的战略。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的经济战主要表现在，美国在对中国实施公开的经济封锁、贸易管制的同时，秘密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拉拢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实施贸易管制，这样表面上看是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管制，其实美国是幕后推手。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始于1949年3月NSC41号文件通过之时。该文件规定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应低于苏联东欧国家。1950年1月，美国拉拢英、法、意、比、荷等国成立了一个秘密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总部设在巴黎，简称“巴统”)，制定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清单，禁止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战略物资。该组织“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处理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和调整管制清单的事宜”，并规定“只允许成员国在特定的范围内披露有关其活动的情报”。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不仅要求“巴统”组织对中国实行特殊管制，即比对苏联、东欧国家更严格的管制，同时还拉拢英、法、加、日于1952年8月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作为“巴统”组织的下属机构，负责管理协调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中国委员会”制定的贸易管制清单中，规定对“巴统”组织贸易管制清单中一些并未对苏东国家禁运的物资以及根本不属于“巴统”贸易管制范围的207种物品全部对中国、朝鲜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禁运。1952年8月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对日本的目标与行动方针》文件(NSC125/2)，严格规定，凡是美国现行贸易管制清单上的物资、《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清单上的物资、对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有重要意义的物资，日本都应一律实行禁运。日本虽然长期依赖中国市场，执行上述规定必然严重损害其经济利益，但作为美国的附庸，对其主子的指令不能不听，最终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
美国不仅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要求其西方盟国加强和扩大对苏联、中国的贸易管制，同时也积极拉拢其他非西方国家加入贸易管制的行列。“到1952年年末，美国政府与21个亚洲国家(地区)、10个拉丁美洲国家、10个非洲国家、14个西方工业国进行了关于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的谈判”，最终，“尚未加入巴统组织的非欧洲工业国和生产重要战略物资的发展中国家有些也被拉入东西方贸易管制的轨道。英联邦国家中，只有印度没有接受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阿根廷没有接受美国政府的要求”
(四)隐蔽的宣传战
隐蔽的宣传战是指通过资助、支持、收买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编辑、记者、学者等，让他们撰写、编造、广播、发表美国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或通过隐蔽地散发传单、书刊、张贴墙报海报等形式进行鼓动性宣传，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增强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扶植美国所中意的势力，诋毁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煽动对方的内乱并传递其信息，削弱对方的力量和影响，动摇乃至瓦解对方的统治等目的。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争夺性质及宣传战的“性价比”高，隐蔽的宣传战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子战略，美国隐蔽行动问题专家格雷戈里·特里沃顿称之为“隐蔽行动的面包和黄油”，估计其活动约占战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一半左右。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的宣传战主要是以台湾为基地，与国民党军情部门密切合作，对中国大陆进行广播宣传和空投宣传品。5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台湾站已有600多人，从事各种活动，包括对中国大陆隐蔽的宣传战。当时中央情报局与台湾方面合作，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民航公司或国民党空军，不断向大陆空投反共传单和小册子，每月空投多达30 多次，仅1953年就投放了约3亿份。
在广播宣传方面，由于中央情报局在亚洲尚未建立类似“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这样由其幕后资助操控的所谓“民间电台”，美国除了用美国之音对中国进行大量的公开的广播宣传外，其对中国隐蔽的广播宣传主要是通过美军来实施的。根据1960年美国海外情报活动总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已经实施并将继续实施的对中国的情报计划中，“联合国军司令部之声用普通话和广州话每周播送约28 个小时，尽管表面上这是一个联合国军的无线电台，但它实际上是由驻扎在朝鲜、冲绳、日本的美军所操作的”。这显然是一种隐蔽宣传。
在美国对中国隐蔽的宣传战中，有一个领域不能不论及，这就是美国对海外华人实施的“反共保台”隐蔽宣传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为了阻止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该地区多达上千万的华人就不能不成为美国关注的对象。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确定将台湾作为其反对中国大陆的心理战基地，与中共争夺海外华人、争取海外华人“反共保台”就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为此，美国对海外华人实施了一系列公开与隐蔽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就隐蔽的宣传战来说，如“美国新闻总署在东南亚地区发行了两种汉语杂志《今日世界》和《四海为家》。为避免暴露美国政府参与其中，杂志由香港出版，再由台湾印刷并发行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教育领域，为争夺海外华人学生，“借助设在台北的华美委员会，美国成功扩充了台湾大中学校的设施，使其可以接纳额外的1000名海外学生。到1955年9月，则可增加至2600名”。这些行动都通过代理机构实施，着意掩盖美国政府的身份，自然属于隐蔽的宣传战。
以上我们概述了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隐蔽行动，这些事实表明，这一时期美国在与苏联集团的明争暗斗中把中国也作为一个主战场，与中国为敌，全面实施隐蔽行动，力图削弱苏联的主要盟国中国，这就必然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三、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的特点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冷战遏制大棋局中的重要一环。与同一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隐蔽行动相比，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更加频繁凶狠。在隐蔽的政治战方面，从目前已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还没有发现美国采取了分裂苏联国家的行动，也不存在美国阻止苏联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 但美国却暗中煽动支持达赖出逃，阴谋分裂中国，千方百计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隐蔽的经济战来看，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比苏联更加严厉的贸易管制，不仅禁止、限制“巴统”组织贸易管制清单中的物资出口中国，还拉拢胁迫有关国家对中国禁运大量未列其中的物资。5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关系的解冻与有限缓和，美国操纵的“巴统”组织逐渐放松了对苏联的贸易管制，对中国则始终保持着严格管制的态势。至于准军事行动，美国对苏联只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采取了派遣特工渗透到其西部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支持当地的反苏武装的活动，对中国的准军事行动则持续到70年代。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何以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比对苏联更加频繁凶狠呢?
首先，从国际冷战争夺的格局来看，此时美苏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防御体系均已确定，形成均势，任何一方如采取严重侵犯对方势力范围的重大步骤都将酿成严重后果。而在远东，在美国看来，“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剧烈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机构”，“大大扩展了苏联的影响，缩小了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作为中间地带一部分的东南亚地区，在“二战”后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中获得独立的国家日益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美国认为中国的目的是要控制整个东南亚，其在东南亚盟国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威胁。据此，美国确定其“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应付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结盟而引起的力量结构的变化”，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削弱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包括隐蔽行动。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迫卷入朝鲜战争，战争结果挫败了美国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使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就加深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与偏见，认为“中国人更好战”、“更有侵略性”、“对中共要强硬”，其对中国的隐蔽行动也就更加凶狠。
再次，美国对中国实施比对苏联更加频繁凶狠的隐蔽行动，也是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确定了分化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起初曾试图通过示好以拉拢新中国，使其远离莫斯科; 中苏结盟特别是在两国分别公开与隐蔽地卷入朝鲜战争、相互关系更加紧密后，美国便加强了对中国的公开遏制与隐蔽行动，试图通过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使中国对苏联提出更多的援助要求，以期制造矛盾，分裂中苏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开始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这使美国看到了分裂中苏关系的机会，认为“削弱中苏联盟最现实的办法是通过苏联人而不是通过中国人”，开始“用硬的一套威胁中共，同时用软的一套拉拢莫斯科”，对中国继续公开施压和实施隐蔽行动，对苏联则多方拉拢，以破坏中苏同盟。
最后，新中国刚建立时，可谓立足未稳，国家也没有实现完全统一，旧政权及其残余势力还存在，这就给美国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因素。
这10年也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虽然在继续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但由于局势的变化，其程度已有所减弱。如在准军事行动方面，支持逃窜在缅甸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扰袭击早以失败告终; 由于中共已牢牢地掌控了政权，对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对中国大陆的袭扰也不再那么热心，中央情报局派特工潜入中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次数也有所减少。在隐蔽的政治战方面，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已经公开恶化，“自毁长城”，已不需要美国再那样费力地离间破坏中苏同盟了。在隐蔽的经济战方面，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一些西方盟国和其他国家不愿完全受美国的操控，在1957年就废除了美国强加的“中国差别”，“将对华贸易管制置于和苏联相同的水平”，开始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美国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开始被打破。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两国结成事实上的反苏同盟，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美国自然没有理由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隐蔽行动，虽然其并未完全放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冷战基本结束。
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隐蔽行动相比，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还有一个特点，即并非由中央情报局独领风骚，还有国务院、国防部等多部门参与。虽然美国政府关于实施隐蔽行动的纲领性文件NSC10 /2 规定隐蔽行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策划实施，美国在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如1949—1954年对阿尔巴尼亚的“BG魔鬼计划”，1953年对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1954年对危地马拉的“成功行动”等。但从前文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也积极加入到对中国实施隐蔽的政治战、宣传战等行列。这是因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仅靠中央情报局实施隐蔽行动很难取得实效，必须多部门参与，形成合力，来实现其政策目标。
那么，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效果到底如何呢?
要评价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的效果，首先要看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看看这些目标是否实现。综合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美国对华政策，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点: 1． 破坏中苏关系，使中国不再成为苏联的主要盟国。2．降低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地位。3．削弱或延缓中共力量在中国的发展。但现实是，到1959年底，这些目标均未实现。就第一点而言，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不断发展，但到1959年底，双方仍在竭力维护同盟关系，中国仍是苏联的主要盟国。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这10 年间中共虽然在执政过程中由于经验的不足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上使中国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共的执政地位空前稳固。对此，就连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如前面曾经引述过的美国海外情报活动总统委员会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就坦承: “经过十年的掌权，中共政权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红色中国的教育、科学和技术正取得相当大的进步”。该报告还说到，“严峻的国内问题与其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已使红色中国成为亚洲担心和恐惧的一个对象”，并预言“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在非亚洲地区迅速上升”。说中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显然是对中国的偏见和诬蔑，但从这些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是美国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实现的，也即包括除战争之外的一切公开的与隐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手段。如此竭尽全力要实现的目标未能实现，当然仅靠其中的隐蔽行动更不可能实现了。这是因为，美国面对的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百折不挠、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及坚决拥护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他们在坚决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勇敢前进，这样的党和人民本身就是不可战胜的;美国虽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但要在全球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展开争夺，到处插手，承担责任，力量分散，背负过重，再与新中国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大国为敌，其目标是注定难以实现的。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也并非一无所获，它作为公开外交的补充，与公开外交互相配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乃至长远的影响。
其一，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虽未阻碍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实力，但促成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叛乱势力的外逃，给中国留下了一个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到处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一缕刺耳的噪音，也成为国际上那些试图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反华势力的一个工具。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时日。
其二，美国拉拢胁迫其西方盟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也确实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迫使中国加强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51年1月全国贸易会议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一方面，主动地、有步骤地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求逐渐适应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积极地向他们提出今后数年内我们在工业器材与工业原料方面的要求，以便他们扩大在这方面的生产，逐渐弥补在美国封锁下我们进口物资不能满足国内工业需要的困难，向着和平民主阵营内部自给自足的方向走”。这样，中苏双方的贸易迅速扩大，“1950 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增加到52．9%，1952年达到72%，此后直到50 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这也就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并“强化了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协调关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奉为圭臬”，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才开始改变这种发展模式。
其三，美国在海外华人中实施的“反共保台”的隐蔽宣传战、对台湾教育的隐蔽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人的视野，“破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宣扬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使相当数量处于中间地带的民众对共产主义‘敬而远之’”。同时，也使败逃台湾声名狼藉的蒋介石政府的影响有所恢复，“1951年只有60名华人学生赴台学习，1957年就达到2780人。从1951年到1965年间，赴台就学人数共计20078人”。
其四，美国通过公开与隐蔽的手段操控联合国，千方百计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直至1971年其图谋才遭到彻底破产。
其五，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隐蔽行动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加深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视美国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致二十余年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时许多人在思想上一时难以转弯。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上述影响，也并非隐蔽行动独自发挥作用的结果，多是与公开的外交、宣传等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战略中，隐蔽行动的作用是有限的，所扮演的确实只是“公开外交活动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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