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金庸是亲戚，金庸祸害中国极深，是骗中国人下地狱的毗湿奴（佛）

在印度，佛教徒被认为是被毗湿奴神骗下地狱的一帮坏人。
印度的佛教徒是贱民阶层为主，按照因果报应，是前世做了坏事招致的恶报。贱民见了婆罗门，甚至刹帝利，是连舔脚的资格都没有的。因为贱民们太不洁净。
曾经有贱民蹲守数量几天，舔一个刹帝利的脚，作为报恩和感谢。但是让刹帝利非常恼怒，认为沾染了污秽。
世界上的佛教徒，给庙里的印度人塑像磕头是主要的修行任务。所以印度人认为，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给印度人磕头，是应尽的义务。功德无量，可以消除业障。
虔诚的佛教徒会目空一切（念《金刚经》，《心经》）
虔诚的佛教徒会相信刀枪不入（《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千手千眼大悲心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
每天进行行贿训练（供养，礼拜），
吹牛训练（称赞如来），
自虐（消业，自焚，自残）等等……

从金庸武侠小说的罪状说起
少不丁
金庸武侠小说风行华人社会几十年，在中国大陆，也有二十几年了（从1978年算起），从普罗大众到国家领导人都爱看。这样巨大的影响力，自然，称赞和批判的评论多多。到了现今的网路时代，金庸武侠小说能在电脑上轻易阅读得到，影响更广了，而各层面的人士都能在网上交流各式见解。
本人绝对赞成王朔为其对金庸的批判所作的辩护：“为了'生态平衡'也得有人骂一句。”至于通俗的形式是否就不能成为博大精深的思想的载体，是否能登大雅之堂而成文学经典，这是一般的文艺批评的事，本文不拟就这些常见的争论作论述了。
指控金庸武侠小说的罪状多多，本文主要收集了若干指控其危害社会的罪状来论述。这些指控基本上都有很有根据，颇有道理，这里仅为这些罪状说因由。
金庸武侠小说的罪状：（以下一边列举罪状，一边附上解说。）
罪状1：无法无天--从来不提法制精神，什么事情都按所谓的江湖规矩办。说到底，谁的武功高谁就是老大，杀谁都不用偿命，更不见司法部门的介入。这一点，还不如《三侠五义》。这样会把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和法制观往歧路上引。
金庸当初写武侠小说，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为了通过连载来支撑其创办的《明报》。 《明报》是香港报纸中较严肃的，犹以其评论为精彩，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高层都以之为参考，尽管都曾禁制金庸武侠小说的发行。但是，在香港，严肃的报刊的生存是较困难的，因而，通俗的武侠小说就成了《明报》打开销量的“救命稻草”。
武侠小说一般是说古代故事，当然难以虚构一个法制环境或者具法制思想的人物，只能以曾是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帮会文化为背景。象《三侠五义》和电视剧《包青天》等，虽有貌似公正廉明的查案和审案，问题是这种公正廉明需有展昭和包拯这样的“高大全”才能执行。如果说《三侠五义》和电视剧《包青天》宣扬了法制，那么，说的精确点，那应该是在皇帝领导下的法制--依法专制，并且，从来也不提现代法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程式。
小说里的江湖规矩，可以看作是故事的背景，又或者是吸引广大读者的调味料。不可否认，有部分人士看了金庸武侠小说，或会变得以模仿江湖规矩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过，如果读者本身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识，自然就会适当处理这些江湖规矩，把之停留在幻想中。就好象今天我们一般不会指望电影《角斗士》里的主人公进行什么司法上诉或者根据马列主义来推翻奴隶制，也不会评点《基度山伯爵》“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更加不会指责伟大领袖毛主席点评过的《水浒传》宣扬江湖规矩无法无天。
罪状2：提倡各种神功论--学了所谓的神功后，书中的主人翁才得以出人头地。在科技昌盛的今天，不去普及一些科技常识，一个个在热衷于传播各种各样的虚拟神功，不知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在帮一些邪教制造群众基础，培养接班人。
只需中学的物理知识，就可以知道这些神功是不可能的，只能作为幻想和调侃的资料。在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如果这些教育竟然不敌武侠小说里的“神功”，倒是应改反思一下这教育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大陆民众，多曾接受过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的教育，又是在一掌握“先进理论”的永远正确的政党的领导下，并经常学习不断推陈出新的光辉方针、路线、文件和精神等等，对神功论比较接受，这不足为奇。
中宣部一直对向《超人》、《星球大战三部曲》这类含有超能力内容的电影持禁制态度，也许，就是因为《超人》、《星球大战三部曲》宣扬了神功。不过，官方对于被毛主席赞扬过的《西游记》则一向礼遇有加。对《西游记》里的神功的标准说辞是“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的朴素愿望”。没人敢说《西游记》是宣扬了神功论乃至于是帮了一些邪教。
另外，“我们的媒体”的“我们”是谁？是你我他吗？是读者吗？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媒体可都是“党的喉舌”啊。如此混淆“我们”和“党”，真教我害怕。
罪状3：大力渲染江湖义气--江湖义气比国法家规要重要，所以，什么帮什么派之类的组织在武侠小说的倡导下，已经深入民心，在一些地方的小学里，据说都已出现了小学生自发组成的类似于黑社会组织的帮派组织，至于社会上的则有数不清黑社会组织在给政府添乱。
如果说金庸武侠小说成了黑社会的教材，那么，象《闪闪的红星》打土豪分田地，象《烈火中永生》搞地下工作，这些官定的经典影片里的革命英雄们，还有毛主席钦点的《水浒传》梁山好汉们，有没有重视过国家法规呢？ “文革”期间的各“革命”帮派组织的成员，可都没有读过金庸武侠小说，还不是能成立帮派组织而进行无法无天的活动吗？如果说革命同志的非法活动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为何又要求武侠小说宣扬法制而不提江湖义气？是不是在法制面前，革命理想比江湖义气高一等？是不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农民起义好汉们比金庸好汉门高一等？
罪状4：宣扬暴力--满篇都是打打杀杀，仿佛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其实，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士，从小对暴力就不陌生。 1978年以前有反映革命战斗/斗争的故事、连环图和电影，以及被灌输的暴力革命斗争的理论（暴力革命是唯一正宗的革命手段，议会路线是修正主义），还有“文革”期间的“武斗”和各种“专政”的经历了；1978年后再加上了各种的港台武侠小说，充满暴力镜头的西片等等。
如果说武侠小说宣扬暴力，那么，把它们撤掉也不见得身边的暴力宣扬减少很多。
故事有暴力情节并不意味着就是宣扬暴力。读者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一些读者就是容易被一些作为“热闹”的细节所迷--或被这些细节毒害，或对这些细节反感。就如电影《抢救雷恩大兵》、《野战排》和《猎鹿人》等等，充满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喜欢军事的人会注意到很多的战斗知识，对流血敏感的人会憎作品中的血淋淋的场面，而这并没有改变这些作品的人道主义和反战的主题。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喜欢武打的人士会欣赏大量的武打情节，善于独立和多元思考的人士会看到对儒家传统中迂腐、虚伪、残暴和重权谋的阴暗面讽刺和批判，多情人士会为小说中男男女女轰轰烈烈的爱情所感动。又如读《红楼梦》一般，“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说到底，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有这些罪过，是因为：金庸从未受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的熏陶，竟然在封笔多年后的1978年，其武侠小说乘着改革开放之机，“从香港这个残留着最多中国旧文化的'文化沙漠'殖民地随着各种外来糟粕混进来”；他的作品既没有被伟大领袖公开钦点过，也没有被中国作家协会支援过（例如，没有由任何一位革命文人作序以提醒各位读者“由于作家的阶级立场和历史局限……我们要对其糟粕……”），更不能与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倡导的“主旋律”保持一致，居然在占领了海外“小资”华人的市场后以摧枯拉扭之势成为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读物，最最占领曾被“毛泽东思想”或其他领袖的“理论”或“思想”武装头脑的广大读者的眼球和心灵；金庸风头还越演越烈，竟然常成为中南海座上宾，做文学院院长，狂拍电影电视剧。
如果金庸的作品能够按照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的文艺宗法被收归为政治图腾的一部分，也许他的作品就不会被早已昄依的“五四”新文学的名门正派们这样抗拒了。最近，《射雕英雄传》的部分章节被收录为中国大陆语文课本的课文。尽管这引起很大争议，不过，既然能以标准政治文艺评论语言来评价郭靖，这也算是对金庸的作品以“延安讲话”文艺宗法进行“正果”化的小小尝试了。这路还长，毕竟，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钦点金庸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