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东海汪洋中的钓鱼岛波翻浪涌。由于日本极右势力及军国主义分子作祟，中日领土矛盾严重激化。国有难，思良将，于是，民国将军蒋百里的形象，突然浮现眼前。他在上世纪就曾留学日本，在认真考察了日本的环境、国事、政略与战略后，指出中国周边国家中，日本最具侵略野心，不可不防。回国后的一二十年代，他又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预测未来中、日不免一战。一旦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领土，恐将不保，天津、上海、广州，甚至是南京、北京，都可能失守。因此，他提出建设以西部“三阳”——河南洛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为战略核心轴线的国防计划，准备以空间换时间，坚持长期抗战，拖垮、埋葬凶狠的侵略者。这些预言经过历史的检验，无不一一实现。
天才的军事家，主要不在搴旗斩将之勇，也不在一时一地战场得失，而在于眼观全球、兼顾全局的战略构想。蒋百里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中国军学泰斗者以此。蒋百里（公元1882-1938），名方震，号澹宁，以字行，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早年留学日、德学习军事，以才华享誉东西洋。民初掌保定军校，推行军校现代化改革受阻，自杀未遂，一时舆论哗然，指责当局。因非北洋嫡系，言不中听，长期受到冷待，国民党时代亦然。他非黄埔嫡派，蒋介石对其猜忌有加，甚至曾把他投入牢狱达20个月之久。出狱后，努力为抗战奔走呼告，有抗战军学“祭酒”之美名，蒋介石对他想用而又不敢用，只给予顾问、高参之类虚衔。直到1938年9月，才正式任命他为陆军大学代校长。可惜到任未二月，即因积劳成疾，发心脏病猝死于广西宜山。将星陨落，但薪尽火传，百里先生的有关抗战的学术著作和军事理论及思想，早已传播人口，深入民心。但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胜利欢呼的那一天。
《国防论》中的军事思想
蒋百里主要军事著述大多收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蒋百里先生全集》中。另有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新阵地图书社民国二十八年版）、国防学会辑印白崇禧校阅《蒋百里先生文选》可参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防论》及《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前者激励中华儿女在抗战中不屈不挠；后者揭发敌人的软肋要害，戳穿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双管齐下，树立了我之不可战胜及敌之必败的正确观念，鼓舞全国人民夺取最后的胜利。
《国防论》是作者在1935年欧洲考察归国后，结合中国危机的现实，有意识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强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别是军事，进行总结、吸收、改造，以事实来阐述自己建设现代国防的主张，其明确针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全书分7篇，从上世纪初至30年代，写作过程前后延续了20余年，虽是其军事论文精选集，但其构思谋篇，又是气息一贯而自成体系。2011年，武汉出版社再版《国防论》，在封底提要介绍说：“本书是蒋百里的军事论文集，最早于1937年《大公报》出版（按：应是连载），共分为七篇，约十万字。从倡议建立全新的国防制度，说明政略与军略、国力、武力、兵力的关系，到介绍西方全新的军事理论，作者均作了详尽的阐释和描述。作为一本军事著作，本书内容可概括如下：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本攻势，形成长期战场。最终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国防论》是蒋百里一生研究军事科学的扛鼎之作。问世之初，即引起轰动。‘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此为原书扉页题词，亦喊出了中华四万万同胞的心声。”所论简明扼要。现就《国防论》中精论卓识而启人至深之论，略加梳理，以飨读者。
首先，蒋百里根据古今中外治军的经验教训，力图在中国提倡富国强兵的国防经济学全新理念。他认为国防经济学成立的基础有二：一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这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一是“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见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蒋百里《国防论》第8页，以下只注页码）。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但最后却因国内经济崩溃、百姓不满而失败的事实，说明治军言战不能忽略国计民生的经济根本。战争胜负不仅讲兵力战力，更要注重民心向背和经济实力。他认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国防经济学原则的还是中国的老祖宗。他用3000年前周公实行封建井田制的史实加以说明，他认为西周时的井田制不是割据，恰恰相反，是打破割据的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在当时就是全国总动员）的国防制度。”（45页）井田制把田亩用灌溉沟渠及防水堤坝划分为一块块田地，既利耕作，同时又可用来阻挡当时游牧民族骑兵、战车的入侵。井田就是当时周人基本生活社区和战斗单位的协调统一。因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周朝成功地延续了800年的历史。蒋百里关于周公井田封建的新阐释，发人之所未发，启迪至深。
其次，强调新军事的主流是“全体性战争”，全民总动员制度就是重要的国防建设。其主要内容是：“在后方非战斗的劳力与生产，恐怕比前线的士兵有加重的责任与危险。”（20页）“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41页）如果只是全力发展军队来打仗，时间一久则经济有崩溃之虞，失败将接踵而至。而只有保持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寓兵于民的全民皆兵制度，才最符合国防经济学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原则，兵多将广而长备无患。
第三，理清国本、政略与战略之间的关系。他说：“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为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而结实者也。”“政者，战之原，政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57页）军事战略的形成和制订，应服从于国本国是和政略的根本利益，而非盲目的穷兵黩武。
第四，建设国防，练兵御侮，要有忧患意识而能提前预判。所以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57页）。话很辨证，与古人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逸者同义，所以唐朝柳宗元有《敌戒》之论。治军练兵一定要有针对目标而有的放矢。蒋百里数十年来紧盯日本侵略者，将其作为国防大练兵的主要假想敌，他曾明白指出：“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96页）
第五，强调军队自由与纪律的辨证关系。军队打仗，必具严明纪律，才好指挥。军纪带有强制性，人尽知之。但作者认为这还不够，而应深入一层考虑自觉执行纪律之自由的问题。他认为维护军纪一般有二法：一是依靠“外打进”的严刑酷法来维持，执行纪律的官兵是被动的，一旦情况生变，纪律立即土崩瓦解；一是依靠“里向外”的办法，强调军人思想意识的自觉，一个自觉的爱国者，在祖国危急之时，立刻奔赴战场勇敢战斗，这纯是一种潜意识的自由选择，无形的思想自觉，就是战争中一种最高境界的自由。作者把军纪的改变和进步，从严刑强制发展到自觉遵行的自由纪律，认为这是事关战斗力和战争胜负的一场兵学革命。这一创见，言人所未言，很有实效。在抗战中，中国要战胜强敌，就必须在无形精神的“存乎一心”方面大做文章，人人爱国，自觉为抗日流血流汗，这样中华民族才有战胜强敌的可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生存和发展。
第六，认为推行义务征兵制是一项建国强兵的重要国防措施。成功关键，在于“征之来矣，尤贵乎教”（69页），退役之后，则“教而能归，归而能安，则有涉于国计民生之大本”（70页）。这就把义务征兵制，自然纳入了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富国强兵的国防经济学的轨道之中而顺畅运行。
第七，军事观念的现代更新和方法论的新开拓，为现代军事学指点迷津。民国初建，国人急于练兵强军，但因缺乏理论和方法指导，一会儿复古制，一会儿又机械照抄洋兵法典，结果处处碰壁。军事理论一旦脱离实际，极其危险。作者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一是反对“知识与行动的分离”，否定了当时读书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的弊端，正面提倡“学理与事实密切沟通”的新途径（4页）。二是反对照搬洋八股，同时又批评了一味照抄传统的复古。他明确指出：“一切既往的研究，如果不切于现在及将来的事实，是没有用的。”（21页）他因此提倡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在积极汲取西方新潮知识的同时，必须结合当前的形势，从实际出发，勇于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三是认为军事科学研究，“全体比局部重要，细目在大局里得到他的位置”（21页）。不仅是战略研判，就是战役和战术，同样必须先观全局而后具体行事。比如日军疯狂进攻，东北、平津、上海，甚至首都南京先后失陷，助长了国人的某种悲观失败论调，这就犯了只看当前局部的错误。蒋百里则从全国、从世界大局出发，发出了“中国是有办法的”之呐喊，震撼国人。中国持久战的战略，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这一顾全体、看大局、洞深远的战略观念，极具预见性，后来中日战争的长期博弈，其胜负果然不出其所料。四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既灵活又深刻的辩证眼光。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开篇《绪言》中，揭示了日军的一个怪现象：“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为什么发此“怪论”？实际上这是辩证法所决定的。他在《国防论》中解释说：“如同日本，名义上当然是天皇，但是实际办事，陆军参谋总长同海军军令部长，就立于对立的地位，彼此不相上下。”（29页）陆军要经费，海军也会争军费。日本陆军要战略北进，侵略中国，窥伺苏联远东广大战略腹地资源；但海军则是战略南进，意在南下太平洋的东南亚、澳洲，大战一场，掠夺其丰富战略资源。陆、海二强，各不相让，力量抵消，造成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四处出击而两面受敌，以此自立于必败之道。在1937年前，蒋百里对日本发动世界大战的因果，早已作出了战略预判。后来的抗日战争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无不依照他的设想，一一变为现实。于此足见《国防论》及其军事思想理论的价值。
抗战中的贡献
说到蒋百里对抗战的贡献，最闪光的是其晚年为全民抗战而奔走呼号的不懈实践。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束语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对世界喊出了中华儿女的心声。同时，他进一步为抗战找到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和具体措施。他在《国防论》中强调：“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97页）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战术。日本侵略者野心无限膨胀，急于把中国一口吞下，该岛国地狭兵强，但战争物资有限，难于长久消耗，所以利于急战速战，军方以此提出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则地大人多，但经济落后，不利于速决战，而利于持久战；不利于第一线的阵地决战，而利于在敌后开辟第二线的游击战。因此，配合正规军的第一线兵力不宜过多，在达到耗敌有生力量后，大搞运动战、游击战，使敌顾此失彼，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而制敌于死命。在《抗战的基本观念》中，蒋百里针对上海、南京失守，透彻而深刻地分析说：“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其《速决与持久》一文又说：“在一个持久战区之内，反是用了运动战可以达到持久的目的。简言之，这便是所谓‘以攻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线死守，是必然不能达到持久之目的。”（见《蒋百里抗战论集》）寓死守于运动之中，这实际上就是他所提倡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中国是地大人多的农业国，具有广阔的战略纵深腹地，步步为营，层层抵抗，东边不亮西边亮，敌人其奈我何？同时又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国有条件实行。反之，根本没有战略纵深腹地的日本，工业及经济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一旦遭美军攻击，必然要拼死固守而消耗殆尽，除了无条件投降外，还能有什么招数呢？打仗就是根据不同实际环境和条件，开动脑筋，要有悟性，而非胶柱鼓瑟。
当然，蒋百里还有许多很好的意见贡献。但他无兵无将，无职无权，当局听不进去，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大损失。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封面上是这样介绍的：“第一个提出抗日持久战的民国战略大师。靠报纸极精确算出日本侵华日期。靠常识准确预测侵华路线。”从持久的抗日战略言之，他是“第一个提出”，后来国共两党的军事家，无不受其有形与无形的影响，其中包括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当时他是一介布衣，却忧患国事，人或笑他无异于痴人呓语。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当局才想起他的预言，但被动局面已成，悔之已晚。
在民国将领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是蒋百里将军。人或比之于运命数奇的汉代飞将军李广，或称之为“疆场无功的军事家”。所谓“疆场无功”，是事实，他无权调兵遣将，没有具体指挥过一个战役，最后，天才的军事家只能遭当局猜忌而赍志以殁。是运命数奇，抑或时代黑暗而造成的自毁长城的悲剧？值得国人反思。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连民国老将冯玉祥也曾听过蒋百里的军事课，执弟子礼甚恭。百里殁后，冯撰《我与蒋百里先生》一文加以悼念，曾说到自己在晚清光绪末年，就爱读他的著作。抗战中在武汉，“常常从报上读到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必终胜利之理。让我读了，更加增强胜利信心，并从而晓得很多争取胜利的方法。”国外的军事家，如二战中美国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骁将巴顿将军，也曾多次称引《国防论》来阐述战局。连敌方日本军人也曾惊呼“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对于蒋百里的军事才能，当局者忽之弃之；但世界自有公正的评价。时乎？运乎？读者自能明辨，无须笔者饶舌。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