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中心。
一、世界海权体系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一）“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二）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
（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的地带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
（二）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焦点
（三）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地
（一）历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变动最先传导到印度洋
（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
四、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尼赫鲁忧虑的是后一种结局
（一）地缘政治学说对尼赫鲁的影响
（二）尼赫鲁主政时的印度外交战略
（三）尼赫鲁的悲观判断被部分应验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
（一）版图由东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
（二）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论总结
（三）“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六）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死地
六、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地缘政治板块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
（一）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二）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三）撒彻尔、默克尔要为欧洲扳回乾坤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印度洋是古今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必然要关注但进入后其结局都不好的区域。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的宏伟蓝图，研究并提出时限于2049年的中国印度洋的政策构想，对于中国平稳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是有益的。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曾在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任职。他教学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学，提出“边缘地带”理论。49岁死于癌症。]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面对更多的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做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个把世界地理纳入政治体系来看待的学者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小于或大于整个地球表面。”[ [英]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紧接着就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麦金德评论马汉的理论说：“这个单一连续的乌黑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 斯潘塞·威尔金森（Spencer Wilkinson），1903年任《祖国的需要》杂志主编，后担任牛津大学地理委员会委员。]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页。]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中说：“目前由于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任何国家都处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影响到遥远地区的实力关系，所以进行这种分析的地域单位必须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页。]当然，在麦金德和马汉之前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这些都是近代市场经济尤其是欧洲的市场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以后留给世界的重要的认识遗产。同期的中国人的眼光还是区域性的，那时我们更多的是从亚洲范围思考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太适应从世界体系思考问题。
只是在一百多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眼光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战略思维、世界战略视野等概念这时也更多地进入政府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6页。]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具划时代的意义。过去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看世界，现在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这个思想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为景山学校题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从“三个面向”到“两个大局”，中国人已有了从世界体系看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如果从世界体系的思想提出问题，我们看问题尤其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苏联早年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它们的经济走向世界，有事时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美国的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的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地缘政治所包涵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受到大国的关注。只要瞥一眼亚洲地图就不难看出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是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印度尼西亚地形破碎且地域广大，本身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南边有澳大利亚，北边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使得印尼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其国防成本及远交大国的外交需求也相应增大。所以从自身考虑，远交近防是其外交的优先选择。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还是马六甲海峡的三个共管国。从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国家不单是受惠国家，而且是必须重视的国家。
（二）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
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与谁都是“伙伴”，其结果就是跟谁都不是伙伴。与邻为伴、与邻为善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与谁为伴、与谁为善。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岛，越南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缘政治的优点是海岸线漫长，其脆弱性也是版图狭长。这一特点使柬埔寨成为中国解决中南半岛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统一后的越南也意识到其狭长版图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拿下整个中南半岛，以改变其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亚洲和平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欧洲地图就会明白这点。在北半球北美、亚洲、欧洲三大板块中，欧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点是从中心即意大利北部开始破碎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载袁愈荌译、唐莫荛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公元800年，继罗马帝国之后，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地区版图破碎并不怕，最怕的是象欧洲那样的对称性破碎。一旦对称性破碎局面形成，这个地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地区被拦腰斩断了。司马光可能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写《资治通鉴》时将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开篇，就在这一年晋国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其后果与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一样，造成中国几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的战国形势。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而是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国的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而欧洲——尽管他们也出现过法国黎塞留枢机主教（1585～1642年）、拿破仑一世和德国腓特烈一世（1122～1190年）、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强势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其中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西汉] 司马迁：《货殖列传》。]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为什么说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呢？其原因有二。
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仅丰富而且关键，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路必经之地。其中，马达加斯加、迪戈加西亚和斯里兰卡，是控制印度洋的关键岛屿。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马达加斯加是欧洲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因为从这里可以经苏伊士运河直接进入欧洲，马达加斯加的地缘政治位势也就相应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对控制西印度洋以及东部非洲沿岸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后，迪戈加西亚、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们可以将印度洋中的这些岛屿列入地缘政治的一级位势，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维-拉克沙群岛、索科特拉岛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则居于二级位势，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亚一道锁住了从阿拉伯海经印度洋东入太平洋进入亚洲、西入红海进入欧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锁住了马六甲的西北出口。
第二，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不厌其详的大段介绍，他写道：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苏联人长期以来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追述了苏联一位高级官员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员解释说，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长期目标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给欧洲国家在获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难，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影响”。这番话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十八年说的。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
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未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这种重要的依赖性说明苏联为什么特别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许多人对其有强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为干涉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很少是没有目的的，而他们目的总是战略性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因此，必须从世界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从这些资源对西方的重要性这种背景，来看待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这块已经是浑水的地方进一步推波助澜而顽固地进行的努力。据一种权威的估计，光是南非共和国就拥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铬矿的四分之三，世界铂类金属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黄金，三分之一的锰矿，五分之一的铀矿，三分之一的金刚石：具有几乎是无法估计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一个矿物宝库。
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赌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南非也是这个大陆上的主要经济强国。光它一国就提供整个非洲的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四十，农业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8页。]
“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波斯湾、从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成了围绕资源而构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所在。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尤其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其表现最为集中和充分的地带就是印度洋。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资源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资源和矿物质稀缺资源最集中的地带，因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它与麦金德说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陆权“心脏地带”[ “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开山学者哈·麦金德的术语。麦金德把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为心脏地带，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分为两个新月形地带：一是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二是外新月形地带，指欧亚大陆以外的大陆和海岛，包括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他的中心论点是：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并远离海洋，几乎与世隔绝，海权国家的势力无法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机动性强大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向外征服边缘地区，给周围的文明带来极大威胁。有时麦金德也用“大陆心脏地带”或“地理枢纽”来表述。参阅[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71页。]南北呼应，形成大西洋与太平洋结合部的海权“心脏地带”。==================================================================为了有助于大家看清这个世界，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欢迎网友添加微信订阅号--汉唐归来（点击微信添加朋友-查找公众号-输入汉唐归来即可）！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的地带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
人最熟悉的路莫过于上班和回家，因为他要上班挣领工资和回家休息吃饭；同样的道理，地缘政治学说最关心的不是地理而是资源，是因资源关注地理。故曰：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如果没有资源，地缘则无意义。对此，地缘政治理论的先驱者麦金德看得明白，他说：
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在近四个世纪来，每约100年我们就有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换句话说，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回事。[ [英] 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14页。]
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基本围绕中原地区，这是因为中原有可耕地。中世纪的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而且是可耕地，所以，人们围绕着土地资源建立起了要塞、城邦等。现在有些人否定资源斗争的本质，说将来高科技的情况下这些都不成问题。比如有了海水淡化水技术，水也不成问题了。但人们要问，在这之前怎么办？人总不能等到海水淡化成功且能成为低支出的商品时再喝水。政治较多考虑的是日食住行家常事，较少考虑的天边够不着的事。政治问题若指望科技发展了再解决，那黄花菜都凉了。科技创造或转化出的新资源若成了百姓日用而不是少数人的科学试用，那时它就成了政治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如果将眼前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以“科技发展”为借口推到未来，这是回避责任和不愿担当的作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国家考虑并争夺的还是如粮食、水、石油、天然气等关乎百姓生活的常规资源。从世界地图看,资源丰富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曲折，而每个拐点都是军人的血染出的；而那些没有资源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直。世界上只有资源极丰富或极贫乏地方不用争，前者如现在五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后者如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跟苏联人谈判时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题，结果总是失去最好的时机。而德国人跟苏联人谈判，直截了当地讲势力范围划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这使希特勒得以挥师横扫西欧。1944年10月，丘吉尔来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张伯伦虚与委蛇的做派，一上来就写了个纸条，标出英苏在东欧的划分比例：罗马尼亚，俄国占90%，英国占10%；希腊，俄国占10%，英国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占75%，英国占25%。斯大林说好，划勾表示同意，这个事就办成了。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玩不得虚：说是战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账、打墙，其余以后再说。强者跟弱者可以不谈条件，但弱者跟强者甚至强者与强者谈判都不能玩虚活。
丘吉尔谈判的方法就是先打墙、再算账，而且他账算得非常有学问，不是漫天要价。为什么罗马尼亚他让给俄国90%，丘吉尔知道英国的力量只能到地中海沿岸，而罗马尼亚在俄国家门口，处英国的力量极限之外，能拿到10%就不错了。小布什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2008年他派军舰到黑海挺格鲁吉亚，结果普京让其碰了一鼻子灰；美国之于台湾、日本之于钓鱼岛，在中国面前都是这个道理。丘吉尔知道他能要、该要和不能要、要不到的东西，他跟斯大林俩人因懂历史而容易沟通。希特勒没理解历史的精髓，在张伯伦面前漫天要价，最终双双翻船落水。丘吉尔为什么敢要希腊的90%，因为历史上俄国人从来没有打出过黑海，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打了十几次大仗，1863～1866年俄国与英法之间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其规模几乎就是一次小型世界大战，即使如此，俄罗斯也没有南下越出黑海海峡，同样西方人也没有从地中海北上拿下克里米亚。斯大林熟悉历史，明白俄国人的力量越不过黑海海峡。正因此，1948年斯大林对接近成功的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不予支持，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在其回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他问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卡德尔：“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 转引自[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这段谈话在季米特洛夫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录，参见[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453页。]在斯大林看来，在手够不到的地方动手，增加的就不是战果而是负担。丘吉尔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索要90%的希腊，但对在俄罗斯力量范围之内的保加利亚，丘吉尔就只能索其25%了。同人与人交往的道理一样，国家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益及其分割能力关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得好：
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区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二）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焦点
中世纪时，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大家重视的是脚下那块地。对海洋则持无所谓的态度。当世界连为一体，当世界生产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天然气、石油及其他矿物质就成为一个工业国家不可或缺的原料。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就成了工业国家争夺的对象。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一是市场，二是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在市场和资源两个方面都为近代以来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说：
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 “彼得一世遗嘱”，转引自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拿破仑从欧洲的视角提出他关于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战略中作用的观点。他说：
“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 《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页。]“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么，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 《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1页。]
埃及是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桥头堡。拿破仑认为，英国是个工业国家，主要靠外部资源支撑，因此占领了埃及，就掐断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联系，相当于切断了英国的血管，英国自然也就变弱了。其次，控制了埃及，也就从欧洲方向基本控制了印度洋。哈·麦金德从英国人的视角总结说：“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中，几乎就横扫了他那时候的俄国有人烟的地区[ 即能为作战军队提供给养的地区。——原注。]。拿破仑被撵下来，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力枯竭，但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欧的领域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所围，因为英国能从欧洲之外把给养运回本国，并切断西欧，使它得不到同样的给养。”[ [英] 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1页。]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此有详尽的论述，他写道：
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 黎凡特（Levant）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地理名称，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的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的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241页。]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苏谈判曾多次提到印度洋。希特勒想以印度洋为诱饵引苏联加入轴心国，据时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回忆，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他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表示，“苏联准备接受里宾特洛甫在柏林提出的德、意、日、苏四国关于实行政治合作和经济互助的公约”，其条件是“承认总方向面对波斯湾的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为苏联领土意向的中心点。”[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三）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的地缘政治非常重视，他说：“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丘吉尔更是说印度“那是英国皇冠上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 转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ry of India.Teen Murti House.1999，p.438.]。尼克松在书中对英国控制印度洋的手段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1973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们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在注意它们的事务的最微小的细节。
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 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
哈·麦金德说：“英国海军力量最了不得的结果，可能是大战前一个世代内在印度洋取得的地位。在印度的英国统治有赖于来自海上的支援，但是好望角、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整个海面上经常没有英国战斗舰，甚至连一等巡洋舰也没有。实质上印度洋是个‘内海’。”[ [英] 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0页。]英国人能控制印度洋一个半世纪，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了印度洋中的埃及而且还控制了印度这两个从地缘到资源都是最重要的大国，控制了埃及也就控制了西印度洋，而控制了印度，也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英国在这一海域的强大制海权是因为有在埃及和印度的制陆权的支撑，英国利用这两个国家的丰富的资源支撑了好几场陆地战争，埃及的资源支撑英国开展在东地中海的战争，而印度的资源则支撑英国开展在阿富汗和中国东海的侵略战争。
作为世界海权大国的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一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海权学说，这就是：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制海权的制陆权也是不完整的。可以这么说，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就没有绝对的制海权；反之，没有绝对的制海权，也就没有绝对的制陆权。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4页。]
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同理也可推出，没有绝对的制陆权也不会有绝对的制空权。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得好：
翱翔在蔚蓝天空中的银鹰，可以是自由的象征，是征服空间的表现；它可以表示人类不再受陆地的约束；所有这一切虽然和诗句一样的美丽，但却不是现实。显示我们空中力量的飞机，是由看不见的线索，与它们的作战基地、与基地以外的得克萨斯油田、我们的电力水坝和圭亚那的铁矾土矿藏联系着的。那些翱翔的银鹰，它们的自由是假相的。它们能从地上起飞，是因为卡车从火车站、港口和码头运送了汽油、滑润油和弹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空军，是由于在海道的终点有轮船和火车的供应才成其为空中实力；而德国对抗我国空军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快速的麦赛米特飞机，也不是威力强大的容克飞机，而是航行缓慢的潜水艇，这些潜水艇在中途击沉了我们从墨西哥湾各港启航到远方战场去的油船。现代的全球战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从欧亚大陆周边的海军基地赢得胜利。我们必须接受大陆战所表现的陆上势力的现实。[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7页。]
今天的美国可作上述观点的反证实例。正是由于没有在印度洋获得像英国那样的制陆权，今天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就显得势单力薄。美军在印度洋的最重要基地是位于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岛，该基地位于印度洋中部，可支援中东和波斯湾，监视和控制印度洋海域，但毕竟面积不大，其所能提供的作战资源更是有限。美国所能在此显示的制海权也更多的是由此出发的航母群的威慑。但航母只具有持续威慑力而无持续战斗力，这对大陆国家作用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洋成了美国攻坚的重点。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就缘于美国和苏联要取代英国，当年把英、法赶出地中海以后，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继而世界也就转入美国和苏联手中。21世纪始，西方策动的“茉莉花革命”最早也是从印度洋西北岸的中东地带开始的；2011年欧洲进军非洲也从埃及切入，接着就是利比亚。
2008年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此时的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欧洲的——用奥巴马的比喻就是“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 《奥巴马在英国议会演讲》（2011年5月25日），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1_05/26/6640973_0.shtml。]——统一进程却在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并很快获得欧美外交承认，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洲召开首届地中海峰会，决定正式启动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从当时会议现场照片[ 《地中海峰会正式启动“地中海联盟”计划》
人们会问，为什么要打利比亚？这是为了防止地中海南岸两个大国即埃及和利比亚联手，先断其指，再击其腕，使之不能形成力量。为什么不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下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法国人对这一区域比较有把握。最后，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军事力量拿下利比亚？这是因为欧洲人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明白：地中海是欧洲命运的旋转门，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亚（即古代迦太基领土部分）便是历史上欧洲开启这扇旋转门的枢纽。罗马人早就看到这一点，当年伽图在元老院每次议事完毕时，都要重复说一句：“迦太基非灭掉不可。”[ 转引自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明，而成就罗马文明的关键步骤是罗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一带）并于公元前146年对其实行完全占领[ 似乎是历史的重演，为了推动“巴塞罗那进程”，萨科齐也是从突尼斯开始推动其主张的“地中海联盟”计划。2008年4月28日，萨科齐在8月份的巴黎峰会前访问突尼斯并获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对萨科齐提出的关于建立地中海联盟的计划的支持。这是他担任法国总统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二次访问突尼斯。来源：《突尼斯总统和萨科齐会谈讨论地中海联盟计划》，http://news.sohu.com/20080429/n256573256.shtml。]；同样，来自中欧平原的汪德尔人（Vandals）占领迦太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贯北非的汪德尔王国，公元455年又趁西罗马帝国内乱从迦太基发兵北上攻陷罗马城，由此结束了欧洲的古代文明即罗马文明。现在欧洲军团又复述着伽图“迦太基非灭掉不可”的咒语、踩着罗马军团的鼓点再次从当年的“迦太基”（突尼斯）进入北非，接下来便是沿着古罗马的老路转向西亚，而2011年初爆发的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其起因和结果都很像当年安息帝国[ 安息帝国，亦称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224年），是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王国。安息帝国坐落在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使帝国成为了商贸中心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
历史上，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时常爆发冲突。公元前53年安息人在卡雷战役彻底击败克拉苏统领的罗马军队。后经过多次冲突，罗马人东进的势头大体在此遏止。]与罗马的战争——则是欧洲重返印度洋的序幕。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地
（一）历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变动最先传导到印度洋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其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随即东征并进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为塞琉古（叙利亚）、托勒密（埃及）、马其顿和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帕加马（小亚细亚）等。
此间罗马从中地中海崛起。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罗马经过与迦太基的争夺，控制中地中海；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罗马发动了四次马其顿战争，前192年至前188年，罗马与马其顿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及伊朗高原建立的塞琉古王朝为争夺小亚细亚发动的“安条克战争”，获胜后罗马势力到达叙利亚一带；公元前31年罗马共和国的马克·安东尼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法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联军与屋大维之间一场开展海战，埃及皇后克里奥帕特拉与安东尼的联军败给了屋大维。公元前30年，屋大维的罗马军团全面占领埃及，至此，罗马势力从中地中海逼临印度洋。罗马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亚的部分地区，建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此后，罗马帝国进入衰落期。哈·麦金德对此评论说：“罗马人并没有接管马其顿人所征服的亚洲西部。就象罗马军团防守的来因河和多瑙河，标志着罗马从地中海北进的限度，另由军团防守的、从北流向南（还没有转向东南流）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标志着他们从地中海东进的限度。”[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8页。]
罗马帝国衰落期间，基督教崛起并在意大利建立了强有力的宗教权力。1054年，罗马教皇马尔班二世号召组织十字军东征，历时近二百年（1096～1291年），曾攻占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失败后，罗马天主教势力衰落，欧洲世俗势力和新教开始崛起。
拿破仑战争是资本全球化以来法国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并由此开辟资本多极化历史进程的战争。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取代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基于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认识，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1805年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 曾任印度总督的寇松称：“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2页。]。特拉发加海战[ 1803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与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再次爆发战争，拿破仑计划进军英国本土，为牵制住强大的英国海军，拿破仑派海军中将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英国海军周旋。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外海面相遇，战斗持续5小时，法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以及21艘战舰被俘，但英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中将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役确定英国随后百余年海洋霸权的地位。]失败后，拿破仑被迫放弃侵英计划，转而对英实行经济封锁，切断英国的海外财源及对反法同盟的经济支持，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为此，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发布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许驶入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同时，拿破仑考虑对英国釜底抽薪，从印度打击英国。1807年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这些政策虽给英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英国实施的反封锁亦给法国和大陆各国造成严重后果。拿破仑为了保证对英封锁的有效性于1812年入侵沙俄，法军军事优势随即丧失，拿破仑帝国由此瓦解。
俄国在西线联合英国等国打败拿破仑后，便全力调头南下并以绝对的优势迫使伊朗于1813年10月在古里斯坦与俄国订约议和，被迫割让格鲁吉亚等地区；给予俄国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同意俄国独享在里海设置舰队的特权，伊朗则放弃在里海保有海军的权利。英俄在印度洋北岸的矛盾迅速激化。
1814年11月，英国和伊朗签订条约，伊朗获得英国的财政支持后，再次向俄国挑战。1826年7月，伊俄战争爆发，伊朗战败。1828年2月，伊朗与俄国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宣布放弃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力。1837年10月至1838年8月，伊朗在俄国的支持下围攻赫拉特汗国，英国立即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伊朗撤兵；同时英国派代表到喀布尔要求与阿富汗缔结反俄国的同盟。阿富汗提出要收复被侵占的领土的要求，英国予以拒绝并出兵阿富汗。1856年10月，伊朗再次兵临赫拉特，英国向伊朗开战，1857年3月，英伊缔结和约，伊朗保证不再干涉赫拉特内政，一旦赫拉特与阿富汗冲突，即请求英国调停。
19世纪40年代，欧洲普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遭俄国沙皇的野蛮镇压，俄国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将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俄随后南向中亚[ 据《维基百科》，中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英语可译成Middle Asia）是指历史上曾经为俄罗斯所统治的位于亚洲中部的非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后者（英语可译成Central Asia）范围较为广泛，即指亚洲中部地区而不论这些地区是否曾受俄罗斯统治。笔者一般遵守狭义定义，但在涉及到中亚五国至波斯湾一线地缘政治论述时，笔者则采广义定义。]扩张。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
与此同时，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Ｇ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年）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迅速崛起——这在相当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并引起英俄的恐慌，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签订和解协约：协约将伊朗一分为三，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放弃了俄与阿的直接外交关系。双方表示不干涉西藏内政，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西藏进行交涉必须通过中国政府。至此，自拿破仑战争后，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冷战”，在通往北印度洋的道路枢纽即中亚阿富汗地区结束，俄国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衰落下去。
同样的路径在20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中再次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经过长期布局后，其争霸从西欧到巴尔干再到印度洋北岸地区，最终又在阿富汗狭路相逢，苏联被迫于1989年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解体后，1999年，西方军事突入巴尔干俄国传统地区，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又军事介入阿富汗，此时的俄国已无力反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20世纪末苏联人栽在阿富汗的命运相似，21世纪初的中亚在苏联解体20年后也成了美国人的“滑铁卢”。
（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
前述表明，印度洋是历史大国崛起并进入帝国后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较早的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十字军，还有蒙古帝国、拿破仑帝国、英、俄帝国、美帝国等，它们的盛衰转折点都在印度洋北岸。也有人认为，那时古代军事动力还处自然阶段，没有远征的能力。那我们再看看19世纪的英国人、20世纪的苏联人和21世纪的美国人，他们都是工业革命后的国家，其军事动力技术基本反映了同时代的最先进水平，但他们都败在帕米尔高原脚下。
阿富汗似乎是世界的旋转门。对此，尼克松看得明白，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他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指出：
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1952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