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革到今年已经五十年了。文革的研究是我们这一代绕不过去的重大事件。清华在文革中成为刘少奇-王光美的一个试验田，后来有事主席指定的有周恩来过问的，最后有8341部队率领工宣队进驻的地方。清华文革中“造反派的分裂-武斗-工宣队进驻，很有典型意义。而分裂又是这中间关键性的一步。这个问题在清华网讨论了三年有余。在2013年原414的二把手孙怒涛发表了他文革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的最后，对于这个分裂做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明，下面这一篇，是我当时在校友网对孙怒涛书稿的多次讨论的最有一篇。为了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特重新检查修改了个别字句，在这里发表。可惜清华校友网已经“暂停”了。希望能有恢复的一天。《清华井冈山分裂的教训》这个标题是这次加上去的，原来标题就是《高度肯定孙怒涛的反思的一个可贵成果——成立414总内部是414 所犯的最大错误》。应当说这个论断在校友网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没有什么人表示反对。
清华井冈山分裂的教训
——高度肯定孙怒涛的反思的一个可贵
成果：成立414总部是414所犯的最大错误
终于读完了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也终于在全书的最后发现了他的反思的可贵成果。那就是他认识到：
成立414总部是414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他本人最大的错误。他说：
『我现在认为，成立414总部在414所犯的众多错误中是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错误，414应该对分裂负主要的责任。』
『分裂行为朝着打开武斗大门跨出了一大步，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不分裂的话，百日大武斗极有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应当说，这两点，是孙怒涛反思的主要成果。对此我要对孙怒涛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我充分肯定他的这个进步，不仅仅是因为这对理解清华的文革非常重要，从分裂走向武斗，就是清华文革的主要悲剧。更重要的是，这更是对今后的中国的前途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训。分裂主义对于任何一个集团，小至一个公司，一个红卫兵组织，大到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分裂都是致命的危机。当然对手欢迎分裂，而且总是跃跃欲试制造分裂。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地知道，清华的这一幕是不是走资派精心策划的阴谋。我相信孙怒涛不知道这个谜底，也许就没有一个414的头头确切地知道这个谜底。
分裂必定有它的内因，有内部的弱点，也总有言之成理而且得到相当一部分人拥护的理由。在通往深渊的道路上必定有误导的诱饵，有那些初看起来很“正确”的标志。
在肯定孙怒涛的进步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他还留了一个很大的尾巴，在承认414总部是分裂的同时还要为414串联会辩护，认为那一个成绩还是主要的。这个尾巴要不得，因为很可能顺着这个不彻底性而旧病复发。所以提出一点供孙兄参考。
避免分裂的关键往往在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这又集中表现在是否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错误。
蒯大富对待唐伟的分裂错误，有些粗糙。但是孙怒涛对此的反应，是比唐伟更大的分裂，搞出个分庭抗礼的414串联会，那就简直是以粗暴对粗糙。
现在康生问题不提了，还要强调唐伟问题，智擒王光美问题，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更与良知的拷问文不对题？
但是在当时，主要的是反康生问题。今天康生问题不好提了，414串联会的成立岂不就更显得荒谬。
康生问题，在当时固然显得很严重，但是中央都已经原谅了，连康生也原谅了，还陪着阿尔巴尼亚客人到清华来参观。这个事情本来可以过去了。而孙怒涛们一定要抓住不放实在看不出任何善意，而有乘人之危之嫌。（我这么说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沈如槐企图拉拢叶志江一同反蒯的极具“政治家”风度的精彩话语，见《走出文革》，那就只能把“之嫌”二字换掉才行。）
414串联会，在形式上还在井冈山内，但是在实质上已经是决裂的姿态。特别是那个战歌，那个杀气腾腾，流氓光棍气十足的完蛋战歌。我一直很好奇，标榜反极左的人们怎么会选中这么一个战歌，当然这个秘密是要被带到坟墓里去的，所以我们也不必问了。而只想说，有了414这个起点，就不大可能避免530正式分裂那个结局。有了这个530，下一年的530大武斗也几乎是命中注定了。
所谓414串联会是抵制蒯大富的极左错误，不过就是走向分裂道路上的诱饵。
抵制蒯大富的极左就是414的大方向？那也是很难说的通。蒯大富不过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说到底也还是个群众，把反对一个群众作为自己的大方向， 难道不是对文革的主攻方向的干扰？那岂不是又回到了工作组时代，群众斗群众的时代。说到底，这就是414的实质。
很遗憾的是孙兄到今天都还在坚持津津乐道演说抵制蒯大富的极左。老实说，在414成立之前，井冈山最严重的极左就是4月10日的批判王光美大会，搞了一次十分庸俗的大规模的与文斗大相庭径的表演。按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如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披露的那样，在毛泽东看来那种戴高帽子示众之类也是武斗的一种表现，不能触及灵魂。这本来应当是一切反对极左思潮的人坚决加以抵制的，而孙怒涛以及所有的414的积极分子都没有任何抵制的表示，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孙怒涛陈楚三沈如槐等人跟蒯大富差不多。何来抵制极左一说？
这本来应当是一次创造历史扭转武斗盛行之风的重大转机，但是我们没有把握住，如果414 的同学们当时抵制，那我就会对你们刮目相看。当然清华还是有人抵制了，但是不是414的那些头面人物。
至少到414串联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证据说老团（确切地说，28团，捉鬼队）比老四，有更多极左的错误。而28团也不过是团派中一个比较激进的团体，并不能代表井冈山的大多数，更不能把他们与蒯大富，与兵团总部划等号。请再别把罗文李饶等事情拿来说事儿。那些都是两派对立之后发生的，没有分裂不可能发生那些悲剧。说道罗文李饶，他们毕竟是清华的中高层干部，是犯了拉一派的打一排的错误的干部。我当年就不主张抓他们，因为清华分裂的根子不在他们那里。而414抓捕叶志江，一个根本反对武斗的井冈山普通成员，不是更极左的不可思议吗？而且把老叶一直关到贡献换队进校，你们也真做的出来呀。我实在看不出，414比团派的错误少，有什么根据，出了自我安慰之外。拷问良知，反思历史要严格遵守历史事件的顺序，不要颠倒时间的顺序，如果颠倒了顺序，就因果倒置了。
414 从成立的第一天，就搞抢广播台，高唱那个杀气腾腾玩命完蛋战歌，彻底绞杀了清华的理性辩论的气氛。我不想说你们的动机如何，但是这种方式就根本不是什么善意批评，不是允许改正错误，而是恨不得一棍子打死。孙兄，你自己在心里哼几句完蛋歌，就清楚了，不必我多说了。
这个对待别人的错误问题，是分裂主义发生的根源和导火索，我必须堵上孙怒涛的这个退路，否则说不定明天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又会走上什么极端。
蒯大富不是完人，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而你和陈楚三则是至少与我同龄，至少比老蒯大两岁到三岁。在学生时代，高三个班次，是个很大的差别。我的老师中就有三字班的。而直到今天，孙怒涛，在拷问自己的良知的时候，还在指责蒯大富不懂得这个，不懂那个，请问孙兄，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比你懂得多，比你做的好，比你更冷静更正确？是不是更应当想点别的？（此处删掉一百余字。点到即可。）
为了破坏革委会的成立就不惜彻底分裂。你当时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但是唯独没有想到如果你们“胜利了”会给清华带来什么后果，你只想到革委会成立了可能对你们的不利，却全然不计你们的胜利会不会把清华大学推向武斗的深渊。——当时武斗在全国方兴未艾，武斗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有414，必有530， 有这个530，就难免有一年之后那个不堪回首的530。
回顾过去，并不仅仅是为了过去的功过是非。文革失败了，失败的革命从来都是叛乱，失败的革命的参与者，也就是乱党了，没有好下场也是必然的结局 。我一直都认为在清华事实上是414胜利了，但是，这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反对革命的胜利，而且是并不光彩的胜利（反对革命不一定不光彩），连胜利者都不敢公开承认的胜利，顶多是私下里窃窃自喜。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们真的那么在意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成果，那么今天你们应当更关心当前社会主义成果正在被出卖。这在我看来本质上是在414的方向上的继续。
毛泽东都不是完人，此后的，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的人们肯定也都不是完人，要找毛病，要搞分裂，借口一箩筐，俯拾皆是，而且还有外国势力无处不在，企图插手。那个舆论导向也很厉害，尤其是在这个高唱与世界接轨的时代。这个接轨也是一个通向陷阱的路标。
比如1989年的风波就是一个例子。孙怒涛在他的书里，奢谈“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又有跟风的倾向，有夸大问题与错误的倾向，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似乎如果那个动乱持续下去，孙兄又会积极起来了？你是否想过，如果你所说的反封建专制成功了，中国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在孙怒涛的“现代民主”——即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与“封建专制”之外，还有其他的政治体制。具体地说，在1989年的中国，既不是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封建专制。当然，中国的政治现实也不可能没有封建专制的影响。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它的影子。就是在西方也不是没有在专制的倾向。加拿大是个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但是十年前却发生了一件让我瞠目结舌的专制事件。刚刚在大选中得胜不到一年的自由党在议会提出一个悍然背弃竞选主要承诺的议案，一位自由党议员面对自己前不久信誓旦旦的庄严承诺，对这个公然背弃竞选承诺的议案投了反对票，而执政的自由党总理克里蒂安二话不说立即罢免了他的议会党团资格，并开除党籍，于是他就成了无党派人士。这里有一星一点民主吗？有这个必要吗？他的议案还是在大多数出卖良心的议员的赞成票下通过了——党性派性高于良心，似乎也是普世价值吧。不过没有一个人指责克里蒂安总理是个专制主义者。而反观中国这个孙怒涛眼中的“专制国家”，于光远李锐等人不肯为六四镇压背书，坚持不检讨，最后还是陈云出面让他们在整党运动中过关，而不是让他们不能过关而自动脱党。假如中国真的还是封建专制，会怎样？在许多人甘之若饴的康熙王朝，大概得午门问斩了。
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专制主义的历史影响，也不是说应当容忍而不批判不反对。但是我们还是得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这不是许多414朋友和许多团派朋友在文革中一贯坚持的观点吗？今天的中国无论你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只要你不是分崩离析弱小不堪，就都是帝国主义的眼中钉肉中刺。只有中国四分五裂，实现了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帝国主义才能心安一点。从苏联削弱的时候开始，中国就已经被盯上了。1989年，社会矛盾还远远还不至于到绝食抗议的地步，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大规模的抗议，一个是党内的分裂，一个是境外势力的介入。政府的错误在于一方面不能内部团结，反而有些人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搞倒对立面，自己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又不敢或不愿揪出在学生背后活动的帝国主义黑手，而只好对手无寸铁的群众逞威风。我就不相信如果当时的总书记与总理团结一致共同去做学生的工作，会有不能化解的矛盾。……
六四镇压，是中国改革以来的一次悲剧。我从一开始，就抵制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谣言满天飞说什么邓朴方有多少多少存款存在香港，北京市东城区有多少多少千万富翁，挑动学生和市民的不满，煽动他们造反。我反问告诉我这类“消息”的人，我如果有一个亿，会让你知道吗？更不要说是几十个亿美元了，再说我会把这些钱存在香港吗，为什么不是瑞士。造谣都缺乏水准。当时的一个诉求就是要邓小平下台，交出军委主席。胡耀邦好糊涂。他想要这个位子，但是他坐得住吗？邓小平要取消终身制，十年前他就知道必须得罪高层中层一大批干部，没有这点权利是搞不下去的。邓小平一不作党主席，二不做国家主席，把这些名誉地位都让给别人了，不能算是一个贪恋职位的人吧。我是反对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在高能所，曾经有一批年轻人要打出一个反邓的标语去天安门广场。我就劝他们，别人反邓小平我们高能所不能反，没有邓小平哪有高能所呀。我们这么做太伤感情。领头的一位说，他是团委副书记，出了问题他负责。我说你负的了吗？年轻人，责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到时候你恐怕连哭都哭不出来。党政干部不好出面，郑志鹏，当时的所长，看到我说这个话，也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尊重老迟的政治判断力。但是同时我也反对搞戒严，搞兵临城下，那只能激化矛盾，于是抢在戒严令生效之前在高能所主楼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小字报。
我曾经想动员一些老知识分子出来作作学生的工作。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电话里一句话就把我顶了会去，他说，他正等着看抬尸游行。我非常失望地感到，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太感情用事，缺乏大局观念。他们有不满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在危急时刻只想着自己痛快而不顾国家的安危。
我明确抵制戒严，更反对暴力镇压。镇压只能是最后万不得已的手段。因为在国内已经失去了批评的自由，我不惜断送前程留在海外，保留说话的权利，尽我所能，做了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批评。但是，同时我也坚决反对颠覆中国政府，污蔑中国是什么专制主义必须推翻的帝国主义的反华反共宣传，更反对要求外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等错误的做法。很不幸，我的对手中就有我们的校友万润南。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多伦多大学狂妄地宣称两年胜利回国的轻佻表演。我们这些高唱民主自由的朋友们，在理屈词穷之际毫不犹豫地行使他们那点可怜的主持会议的权利，不让别人发言。如果他们有更大的权力的话，恐怕就更专制了。我当时就斥责他们，就个人素质而言你们还远远不及共产党。现在十个两年都过去了。制裁中国已经成了没有人愿意提起的耻辱。还有那位方励之先生。……他已经作古，就不说了吧。我提起这些民运的人物，只想说明，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所谓“优质生”是多么狭隘，多么幼稚。
是的，我现在眼睁睁看着我的朋友们一个一个从我面前跑到我的右面去。有些事情实在让人费解。一位高能所的同事，也是陈楚三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的难友了。96年在日内瓦，约我陪他去逛日内瓦旧城，一路上拼命向我灌输普世价值，数落共产党的不是。我不得不顶他一句，“共产党可待你不薄啊”。如今，我已经被左派了。如果我都成了左派，中国还有左派吗。
我们有些人，别人的恩德是不记得的，或不在意的，都是应当的，而稍不如意就记仇一辈子。于是十年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受害者，都喊冤枉，但是到底是谁在搞文革呢？那些升了官入了党的难道不是受益者？
那些抓住中国政府镇压的不得人心的错误而发动反政府活动的人们，鼓吹茉莉花革命的人们，正在重复孙怒涛等人以反对蒯大富的错误而搞分裂的覆辙。如果我们对清华的分裂的反思能够举一反三，而不是局限于局部，将有助于今天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发展中，改革中的失误，那就善莫大焉。我衷心希望孙怒涛同学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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