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论纲 －- 兼谈 “钱学森之问”
一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的留苏还是今天的负笈欧美，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最尖端者“海龟”还不如“土鳖”。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完整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探讨世界级的科技帅才的应有之义。
搞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应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是必须首先排除错误的决策；能否搞好教育，最重要的不一定取决于得到政府支持的力度，而是必须首先避免政府的折腾；主政教育者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能力，而是看他是否尊重规律、乃至常识。否则，不能解释一个内乱外忧、战事频繁、经济困难、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民国何以会大师辈出。创新的前提是尊重规律、乃至常识。一句话，搞教育，切忌“帮倒忙”。遗憾的是，1949年至今，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帮倒忙”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曾是发展中国家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13位当代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琨、陈省身、丘成桐、陶哲轩、吴健雄、钱学森)，多数人主要在国内接受教育。然而，令人难以启齿的是，他们所受的不是当年的民国教育，就是此后的港、台教育，没有一人在1949年后的大陆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一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直接走向世界的。华裔科学家的辉煌，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是无上的荣耀与骄傲，可对于教育界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参照，抑或是苦涩。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大陆企盼的不仅仅是诺贝尔科学奖在本土“零”的突破，渴望的也不仅仅是菲尔兹奖等其他一流科研成果花落华夏，而首先期待的，是世界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曾在大陆接受过教育，哪怕是上过一天学，也是一种突破。
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而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一个非常聪明、刻苦的民族主体，一个拥有曾经与世界接轨了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政权(其中，民国留美学生的规模与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毫无关系，则是独一无二的。
这与“姓资姓社”并无必然的关联。主要是决策失误造成的。然遗憾的是，面对如此羞惭，上层缺少反思，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大片的空白。窃以为，论证决策的失误或不可行性，与讴歌领导的正确与政策的可行性，同等重要。
比较完整的“钱学森之问”，应该也必须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人自己独立思考来回答。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但他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545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有趣的是，这四巨头都与教会学校有缘）等，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仅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一代很难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
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如此。换句话说，培养杰出的科学家，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一个也不能少。而家庭背景中，经济条件与智力遗传都不可或缺。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家庭背景及其作用。
与一般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本文所谓的“学术天才”，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家族长期积累的产物)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特别要指出的是，二战前，“东德”、波兰、匈牙利都是世界科学强国或地区，也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糜集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二战后至今，这一区域科学技术一落千丈，诺贝尔科学奖全军覆灭。可见，与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的后代在教育上过不去，等于为自己的民族未来过不去。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类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而这恰恰与民国大师辈出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核心。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出不了大师，甚至说，建国后至今“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可以笼统地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而包括民国在内的世界现代人才史表明，三十多年的一个跨度，这么多在发达国家喝过“洋墨水”并大多留下来的群体中，足以孕育出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钱学森式的一代学人了。可我们似乎一个也没有见到。
这就是“文革”惹的祸。整整十年，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或教学单位不受冲击；没有一个课题或实验不至中断；没有一个上流或知识家庭不受牵连；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不被耽误。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蠢事。等浩劫结束，几乎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来过、选择、积淀；各阶层、家庭，重新洗牌。而这恰恰重犯了学术尤其是中华学术之大忌。
据本人三十年的考证与观察，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优秀的人，首选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两者都可走捷径或投机，尤以当代为甚)，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所以，与欧美相比，华夏民族的大学问家通常需要家庭更多一代的积累，且通常是父母双方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产或书香之后的新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的主要原因，因为后者的经济、文化积累都还不够。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是本文的核心，也是整个论证是否成立的关键。坦白地说，笔者还缺乏理论构建的底蕴，相关话语也不是区区一篇论文所能展开的。概括地讲，有积累的家庭，对子女成为学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先天的和后致的帮助，还有由此派生和有条件坚持的兴趣。其中，无形中的人脉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人脉有时仅仅是一封推荐信，甚至选择专业时的一句话，但往往可改变人生。如李政道、丁肇中、崔琦、吴健雄等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前辈的人脉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留学生就无如此幸运。
在“无产者”、“白丁”之家的第一代身上是很难培养出著名学者的。即在“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中出杰出科学家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如“文革”后被称为天之骄之的“新三级学人”，绝大多数的年龄已过了发明创造的高峰期，可他们当中，大官有之，富豪不缺，但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和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仅考察了第一作者)的身影吗？奇怪的，倒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批领军人物，左右了相关学科。按理，理工科成名应更早。这是否也应验了理工科的尖子不归来的感觉与传闻？当然，如果不再出现新的决策失误的话，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子女开始，也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级成果的概率会逐步增加。但成果转化为奖项一般又需要十至二十年的磨砺。笔者预测，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人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概率会明显提高，但希望主要寄托在留学生、最大可能是不回来的留学生身上。因为，1950年代以降，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诺奖得主的国藉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是两码事。诺奖得主与发展中国家已渐行渐远，并呈现发达国家的学人向更发达国家靠拢的趋势。故上流社会人士，包括这“星”那“星”，以身作则地使优秀的海外留学生保持中国国籍，对于振兴民族精神很重要。这方面，日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政治折腾发生的千年文化薪传和精英群体智力遗传的全面断裂，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执政者应该有刻骨的反思与深沉的歉意。这一点，德国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决策失误累死教育的覆辙千万不要重蹈。可如今，仍令我们担忧而又无可奈何的是，部分失误的决策——急功近利，如“高校大跃进”(若对比权威的《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高校扩张速度已到了荒唐的地步，同时，失去了私立大学真正崛起的这一千载难缝的机会)还在延续。笔者断言，如果本轮以决策为引擎的浮夸之风刹不住；上层社会在价值观、婚姻观(至少从晚清到民国，高官后裔及其姻亲之家出资深学者的概率远远高于任何阶层、群体，康有为、曾昭抡、陈寅恪、袁家骝、杨振宁、吴健雄、林可胜、钱学森等，比比皆是。可当今中国有这样的风景吗？上层社会子女的择偶观，是一个时代的价值风向标，远胜一打主义)等方面，不做出以知识、书香、践履、奉献为荣的表率，缺少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的情怀，视而少见歌舞升平下的两极分化、信仰危机、道德滑坡，21世纪上半叶带给这个国家的可能依然是大师凋零的苦果。既得利益集团，重财富、更重权力的风尚取代重门第、更重书香(尽管也许为了更高的门第)的千年传统，并不是时代的进步。坦诚地说，是历史的大倒退；决定一个社会文明高度的毕竟是上流社会、成功之士的取向与行动，而绝对不是说教。嘴上功夫挺不起民族复兴的脊梁。仅有最动听的宣言是改变不了数十万游子用脚投票的现实的。百年诺奖揭示，若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留学生基本不回国或改变国籍，抑或回国当大官、做富豪，那么，这个国家的诺贝尔科学奖之梦就难圆。
在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不是出现了1957年出生的香港学人支志明吗？可“十八勇士”中，没有一个“37”后，也没有一个“58”后毕业的大学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年龄结构与学历年份，以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多年空缺，映衬的是当代中国高端学术人才的断层和高等教育的不作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对本文“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作了最权威的注脚。
一介书生，可为这个家园付出的，只有呐喊与祈祷。
最后，有感于三十年前在企业时出勤拿工资、干活要奖金的影子，正面投射到与时俱进的中国学术界和已迈入小康的中国学人身上鲜活事，谈点看法。无银子不成学术，可学术不是为了银子。然现有政策和生存环境由不得你不去分银子。学者可以不要权，也不要太多的银子，可当无权、无银子看成(事实上“也是”)无能时，或者，学者本人对“无能”也无所谓，但不忍心家庭受累时，就不得不去收银子。而要多收银子，最好弄点权、弄大权。宝贵的精力与锐气，就这样耗散在“创收”、“双肩挑”的征途中。如此逻辑，演绎成现实世界的循环。愿者填表，心悦诚服；学官、“首席”，赢者通吃；上下左右，皆大欢喜；无鞭自蹄，中外一绝；“海龟”“土鳖”，概莫能外。故当今域内，有人想献身学术，也已是很难了。因为，即使你愿当另类，但也不能连累家庭与群体吧？在成为“另类”前，你得先出局。三十年学界改革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收权给钱、各得其所”的过程吗？长此以往，会有怎样的结局？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研究先驱——赵红洲当年的“如果忽视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盲目地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刺激科研积极性，这是相当危险的”忠告，是否有前瞻性？
二、双重断裂的代价
本文所谓的断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断裂是指文化、教育等社会层面的载体、举措的非连续性；狭义的断裂是指家族、家庭文化（也含基本生活资料）的非继承性。我们探讨的核心是后者，但阐述时广义和狭义各有侧重。因为社会层面的连续性是个人代际关系继承性的基础；后者的断裂是前者非正常延伸的具体反映。“双重断裂”的概念，是相对于“一次性断裂”而言。这里的一次性断裂，特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断子绝孙”的政策所造成的学术天才断层现象。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而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
（一）“十七年”之教育全面断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然而，“一穷二白”之外，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至今仍被人们所忽略，这就是，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大批知识分子外逃或被驱逐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来。
据蠡测，1949年，全国具有初中[1]及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大概有300万-350万[2]，其中，约九成左右的人留在了大陆；高级知识分子的四分之三也在境内，或不久由海外回国[3]。这一文化精英的整体素质，至少由今上朔近千年间，在华夏是空前绝后的。若仅从人才的角度考察，相对于民国，“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界完全没有理由不取得更卓越的成就”[4]。遗憾的是，1949年后，“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5]，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没有得以充分发挥。
历史往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1949年后，在思想、教育、文艺等领域，确定中共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是必然的趋势。然后，如果没有电影《武训传》，曾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就不会这么快地被拎出来示众；如果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挑战，毛泽东可能一时还找不准批判胡适的突破口；如果胡风遭遇冷落后选择沉默而不是上“三十万言书”，“胡风事件”不会这么早地发生、这么悲惨地结局，甚至可能不会引发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对建国之初渐进式的教育改革迅速转变为激进式的政治荡涤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此外，实际主政教育的钱俊瑞其思想之“左”恐怕1950年代甚至“文革”之前，在整个党政高级干部队伍里找不出第二个人！这多少会影响改造旧教育的“度”。
1.对民国教育的全盘否定与抛弃。如同民国教育不仅仅属于民国一样，新中国的胜利者们应该以文明传承者的心态接管旧时代的教育遗产，并首先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别无他途。可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劈头就云：“蒋介石反动派所实行的教育，就是不为工农服务，而为工农的死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动教育。这种教育曾经戕害和荼毒了成千成万的儿童和青年，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公敌的工具和牺牲品。”如此说来，不仅民国教育在性质上都是反动、有害的，而且把所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们放在曾与人民为敌的位置上了。自然，这种教育要抛弃，接受过这种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
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样，中共领导的教育，也理当从根据地转移到城镇；主要应利用新解放区的教育资源，由零散的、游击式的、业余或培训性质的、不全面的非正规教育，转入全面的正规教育，以承担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重任。可钱俊瑞怎样评估当时的教育状况呢?？“现在我们手头有了些什么便利条件？一，我们有了毛主席、人民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下来关于人民教育的正确方针。二，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十多年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积累的丰富的工农教育的经验……三，工人、农民现在急迫地要求文化……四，我们开始在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6]。竟把当时教育的主体——民国教育遗产踢除了！把自己不久前刚说过的“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7]的话，立马收回了。接着，他三言两语，分析了困难后布置具体的工作。“在上述有利的和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是加强工农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第二，推行工人业余补习教育”；“第三，是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第四，是准备推行识字教育”；“第五，是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第六，全国各级学校都应该大大地为工农及其子女开门”[8]。除了最后一条体现政权性质的外，前面具体的五项工作都是临时性或非正规的教育。这说明，作为执全国教育之牛耳的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不愿承认民国教育有其合理的部分，更不想继承；其工作思维还停滞在“延安”阶段。这不仅与他所处的位子不相称，事实上，也是偏离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以及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9]之方针的。正如费孝通当即批评的，这种“把旧教育看成完全是一堆腐烂的垃圾”[10]，压根儿不承认民国教育的思想和继续走非正规教育的路径，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上，得到了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授们的集团性抵制，并使第一次院系调整计划流产。于是，“钱俊瑞们”不得不有所妥协。教育领导层在不满但又无奈的心态下，再次改变了全盘否定旧教育的思想，又回到了《共同纲领》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定位，重申了“我们必须非常郑重地和关心地吸收旧高等教育的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合理的成分”，强调“我们要坚决地同时是有步骤地和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11]。正当渐进式的教育改革好不容易形成上下共识时，抗美援朝战争又改变了共和国的教育走势……由此可见，建国之初，彻底、全盘否定民国教育的决策，是经历了两次反复才形成的。
（1）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集中火力，肃清美帝的文化侵略影响后，钱俊瑞们撑握了在教育决策上的绝对话语权，欧、美派知识分子已毫无抵抗的能力；裹挟着思想改造的余威，教授们以知识求生存的本能选择，使一度“成为具文”的院系调整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组织措施的形式对旧教育的彻底否定。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各大学与解放前的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原来教授与学校的联系，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几乎所有人把院系调整的主要弊端归结为以理工分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问题的本质。难道“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莫斯科大学拆了吗？院系调整的最大败笔，是没有保留几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若当时只要留下清华、北大、浙大等三五所综合性大学，而不是“一刀切”并首先肢解领头的大学，则既能保持基础性教学与研究的连续，又能大量培养应用型人才，可谓两全其美。当然，这仅是假设，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继承性、连续性、长期性是教育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及其优势学科是靠长期的经营与积累形成的。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直接原因之一[12]。
（2）留学教育的转向与中止。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有效措施和长期途径。归国留学生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教育、科学、学术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李又宁教授指出的：“要是没有难以计数的留学生归国服务，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中工作，发展各种各样现代化，近百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13]
向外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者单方面的事。留学生派遣国与接收国之间双方的合理选择与有效合作，也都有个过程。在晚清留学的基础上，民国留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渠道是多样的、操作是比较成熟的、效益更是显著的。民国留学是民国留给共和国的极重要的教育遗产。1949年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中断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等于放弃了一个虽无形却是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否定前朝近百年的取经，使几代人的积累付诸东流而另起炉灶的思路，受损的是整个民族！
“一边倒”后，留学的方向由欧美转到苏联（含东欧）。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即使从1925年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算起，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当时国共双方派出的都是革命者，造就的是“政治家”而非“学问家”。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的研究显示，在数百名1949年前留学归国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中，似乎没有一个来自苏联。1949-1954年回国服务的1424名留学生，也无一人来自苏联[14]。也就是说，站在自然科学的角度，留苏的起点几乎为“零”。从留学的层次上讲，新中国初期的留学似乎又回到了“容闳时代”——派出去的“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甚至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既不经济又影响质量，曾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15]。稍后，虽曾一度有过“少派或不派高中毕学生”留学的决定[16]，但“文革”前的整个十七年，低学历留学一直是主体[17]。又由于政审等原因，把一些学术苗子排斥了。故虽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近两万学子，是中国发展基础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但“他们多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不是现代科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如果没有民国时期的欧美留学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18]。
1957年后，随着中苏“蜜月”的结束，留学规模也急剧收缩；60年代后，除了语言类（约占总数的九成）的外，规模性的留学停止了。即使对于归侨学生出国的大门，也于1962年基本上关闭了[19]。期间还有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到了“文革”前几年，留学方向又从苏联转到古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了。此外，1965年，向国外派出的留学生总数仅454人，而同年中国接受的越南新生（“经费全由我方负担”）就达3092人?！[20]一个大国、穷国，代培一个小国的留学生超过该大国、穷国自己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总和的近七倍！这在世界留学史上能找到第二例吗？如此本末倒置的留学生安排，后人怎样理解？
从纯教育、科学的视角讲，如果说，50年代初从欧美转到苏联是留学层次的下降，那么，十年后又从“老大哥”移向“穷小弟”更是等而下之了。结合诺贝尔奖得主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培养的博士来分析，如果不恢复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即使不发生“文革”，新中国要培养像杨振宁、李政道式的学者，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3）外语教育的转变与限制。语言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学习外语，不仅仅是出国留学之必需，也是国内工作、学习的工具。从留美幼童开始，七八十年间，我们留学的国家基本上以英语国家为主体，日语、德语、法语国家次之。又由于英、美诸国及其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更有百年的历史，故在1949年前的中国，各级学校的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且水平是不低的。“一边倒”后，语言教育也有西语系旋即转到斯拉夫语系了；引进的外文资料也然。可俄语教育当时几乎是在“空地”[21]上开设的，这么大的国家在短期内说转就转，问题自然接踵而至。
就师资与招生而言，一开始，包括教授在内全民学俄语，俄语教师供不应求。而大批英语教师转业、改行；待1957年中苏关系出现不祥和的征兆后，就提出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的学生大批转入其他专业。其中，要求“波、捷语专业一、二年级全部转学”[22]。也许是尾大不掉吧，直至“文革”前夕，实际需要的外语人才除俄语系毕业生过剩51%外，其他语种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系的毕业生缺额达35%-95%[23]。
再说外语在学校教学中的安排与地位。始而把中学外语几乎全部改为俄语；“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设外国语科”，美其名曰：“是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24]；1957年开始，虽然倡导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学，初中一年级开设外国语科，但就全国而言，到1964年，绝大多数初中仍没有师资开外国语课。事实上，高中也没有全部开齐外国语课，且当时中学学习外语的人数仍以俄语为主[25]。由于前期外语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后期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导致1954-1961年的八年高考不考外语或外语成绩未记分，以显示公平[26]。
外语课如此的来回折腾，如此的教学地位，其质量可想而知。以致“文革”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外语教学七年规划纲要》时不得不承认“整个外语教育水平大大降低”[27]了。至于“文革”中的外语教学，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外语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却是学习自然科学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对世界主流科学、语言之外的中国人来讲尤其如此。又由于始学外语的年龄宜相对较小，错过了最佳年龄往往是事倍功半。故改革开放后，困扰第一代留学生、进修生的首先就是外语。窃以为，在新时期第一代大学生中，至今似乎还未出现世界级的科学领军人物，与他们的外语水平先天不足也不无关系。
（4）竭泽而渔式的索取与对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之防范。近现代世界科学发展史表明，重大的科学发现、发明，多数是在大学里做出的，最新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高校传播的。故多数国家把科学研究的主体放在大学。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的统计表明，民国时代的科学家基本上在高校；1949-1952年，科学家的大头也在学院。遗憾的是，为模仿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原在高校的科学家源源不断地抽往科学院或经济部门；院系调整后，科学家在学校与社会的分布倒了过来：形成了四比六，且还在向后者倾斜。至1965年，在全国高校的教授总数竟远远少于1947年了！[28]这固然与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展开、生产第一线的确需要人才与之服务有关，但也不无急于求成之嫌。
留学生既是“盗火者”，更是文明的传播者。故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成回国后把了解的前沿问题介绍与同行、传授给学生。又据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的统计，民国时期海外归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安排在高校；1949-1952年回国的科学家，多数也在“象牙塔”内。可院系调整后，新归来的科学家基本上被阻挡在高校的大门之外了；能进大学的，也大多是苏联而不是欧美归国的科学家了。
出现重研究、实践，轻理论、教学的行为，把掌握最新科学知识的留学生主要输往生产一线，除了前面提到的“一边倒”的思路，以及经济建设需要外，不无对欧美归来的留学生防范——担心他们毒害下一代的意识，以及不愿承认欧美科学的狭隘观念。事实上，当时国家，一方面急切盼望着留学生返国，多多益善；可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使用没有放开，甚至许多单位不敢接受。如荣膺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闵恩泽院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工作四年，于1955年10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后，很多单位都不敢接受，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最后分配他去了当时正在筹建的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为此，闵院士一直感恩当时接受他的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助理徐今强[29]。闵博士学的还是当时国家急缺、又是与生产关系密切的专业呢……那么，其他多数专业归国留学生的安排可想而知了。当政府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30]，大规模的留学生归国活动已接近尾声了。
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即使朝鲜战争爆发，留学生报国的步伐也没有放慢，而院系调整及朝鲜战争结束后，留学生归国的人数反而大幅减少了呢？“反右”后，则规模性的留学生归国为何停止了呢？当时（1956年）国家期待的、民国时期出去而滞留海外的“七千余”学子[31]，基本上没有召来[32]。
把科学家集中在科研、生产一线，的确有利于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但高校的力量自然就薄弱了。院系调整后，大学讲台上唱主角的是讲师与助教，学生得不到优质的教育，科研、生产就缺乏后劲。不敢大胆使用从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尤其是把他们拒绝在高校之外，这一方面，使“盗”来的文明得不到传播与继承，留学生的作用打了折，同时，又阻碍了更多的留学生回国。
要之，原高等教育体系的彻底打破、留学教育的转向与中止、外语教育的转变与限制、师资力量的削弱与疏离，势必导致“十七年”教育与以往教育的全面断裂。而在那无情告别旧教育的最初阶段（1949-1955），无论是科学院还是大学，科学研究并未真正展开。1956年推行“双百方针”后学术始有起色。可“早春的天气”昙花一现，接下来便是“反右”等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
2.老一代学者的“臣服”和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限制与剥夺。根据一代难以造就学者的理论，新中国科研人员的使用与培养，本应需要三代人的接力，才能基本完成学者阶级出身的更替。第一代，大致是1920年前出生的；第二代，大致是1921-1945年出生的；第三代，大致是1946-1970年出生的。因种种原因，这中间的代际划分可能会有串换，但对我们的分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一代学人，一般已是成名的学者，如李四光、钱学森等。尽管他们几乎都出身于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但这是建国之初政府不得不依靠的一代。第二代学人，大多在1949年前受过教育，因而也基本上出身于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这代人又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1949年前已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乃至留过洋的，如邓稼先，但他们建功立业在新中国。另一部分，他们的教育主要在1949年后获得的，如王选。这两批人都是新中国学者队伍中的第一代生力军。由此对应到工作年龄，1980年前，学者队伍仍应以原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出身的为主体。第三代学人，他们都长在红旗下，在共和国接受教育。在同龄人中，这代人以出身在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的占多数。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他们中原有产阶层或统治阶级出身的，在学者阵容里仍会占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是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学者，在数量上由少数到与原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出身的相等并超过他们的转折期。进入21世纪，应是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学者占绝大多数了。质而言之，学者阶级出身的更替，必须经历三代约五十年的时间，方能基本完成。换句话说，20世纪下叶，中国杰出学者主要将从原上流社会家庭中产生。
如果按照这一规律，也许不一定大师辈出。但违背这一规律，一般不会大师辈出。遗憾的是，我们取向于后者。
（1）老一代学者的“臣服”。1949年前成名、以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人民的新生、参与祖国的建设。但由于此前求学需要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几乎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接受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他们的思想必须改造。建国之初，新政权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与之服务。因而，思想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排斥知识分子，而是要他们“臣服”；在“臣服”、感恩的前提下使用、重用知识分子。于是，只要知识分子无条件服从、不提任何不同意见、最好能为自己的历史抹黑来反衬新时代的正确、伟大，一般都会被使用乃至重用。事实上，50年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与政治待遇是相当好的，许多著名学者不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协委员，抑或是大学校长；他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不比他人疏远。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毕竟以独立的思维存世、以文化专长为社会服务的，他们可以在政治领域失声，但不会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放弃话语。如院系调整时曾遭到了他们的集体抵制；对学术界的外行批评、领导内行也提出过质疑。这就有了与新政权的冲突。而每次冲突的结果，往往会带来更加的不信任。1957年的“引蛇出洞”与“阳谋”之计之所以能完胜，除了毛泽东高超的驭人策略和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忠诚，也是他们多年积压的委曲、不平、失落感的一次全面反弹。这场不对等的较量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么继续住“金丝笼”[33]，要么做他人的阶下囚。“金丝笼”与阶下囚，都可归结为“臣服”。故“反右”后，“旧知识分子”作为灵魂上的群体业已“毁灭”。
“反右”后，接下去对付书生的一个政治运动是“拔白旗”。如果说，“反右”收拾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么，“拔白旗”针对的是所有知识界的业务尖子了。从此，知识分子连专业上也不敢冒尖了，极大地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性。
（2）1950年代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旧时代毕业的大学生，1949年后去国外留学的不多；民国年间派出去的留学生，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回来，一般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革命政权要培养自己的人——工农及其子弟了。但要培养一个合格的高中生需要数年至十年左右的时间。故1950年代，大学不得不也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中招生。但当局采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二种：第一，限制学校与专业，许多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不能进入重点大学、重要专业进。第二，基本不让留学。当时留学生的政审非常严，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尤其是50年代中期后，成绩最好，也被这一关卡死了。所以，当时上层虽已察觉到低学历留学效果不高，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自己人”就这么多。随着工农出身的中学生逐步增加，这两个限制就越来越严了。与之对应的是大学生毕业的分配，也常常受制于出身：工农子弟、党员，尤其是革干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出身不好的，就去边远地区、工矿企业。
不过，尽管当时有直接限制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报考大学的情况，但由于50年代，除了1957年，其余年份高校录取的名额都大于或接近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且截止1960年，高校录取总数超过了高中毕业生之和[34]。故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歧视，如上所述，主要体现在学校、专业和求业的好坏以及不能留学上，这些人的总的升学率并不低。据对罗祝立博士综合的材料分析[35]，我们认为，因政审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出身不好的20%左右。当然，被剥夺的整体上可能是最优秀的。他们之所以被剥夺，一般情况是因为政治背景复杂，也通常是积累更深厚的。
（3）1960年代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基本剥夺。红色政权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培养劳动人民子弟接受初中等教育上，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原始积累告成。同时，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已相对放慢，高校招生完全在劳动人民子弟中录取的条件业已成熟。故60年代始，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从50年代的限制、歧视，发展到遗弃。“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农村则更左。随着升学竞争的激烈，“文革”前，成分不好的子女上高中甚至初中也难了。
3.一代很难成为学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歧视乃至剥夺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似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答案。“甚至不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36]。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诸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歧视乃至剥夺的情况。但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正是这一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行为和彻底否定旧教育，以及急于求成、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高端学术人才，既普遍不如变革前，又不能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之最直接的原因（详后）。中国也不例外。有所区别的是，我们的“歧视”与“剥夺”经历了两次；继50年代后，“高校大跃进”在上世纪末再次实施，且至今还在继续，则后果也都将更加严重与深远。
（1）欲速则不达。打江山，坐江山，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后赢者的一贯思维。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新贵一般打破的仅是旧的国家机器，掌控的主要是政治权力和军事指挥，对前朝遗留的文化并不基本否定，而是大都继承；对文化遗民，只要不对抗，就不会与他过不去，即使曾经的暴力抗争者，如果放下武器，通常也不会秋后算账，甚至仍会得到新朝的重视。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清兵南下时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明亡，屡拒清廷征召。但他不仅能全身而退、隐居著述讲学，还得到清廷的尊重。与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王夫之、顾炎武，也都有相似的经遇。更不同的是，新政权不会与前朝的整个有产阶层过不去，他们及其后代，可与其他的子民平等地接受教育。正是有这样一个传统，才使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坠。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粉碎旧的国家机器、铲除剥削阶层的经济基础、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等，这是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但基本否定前代遗留的文化、教育是否必要？尤其是歧视、剥夺整个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层、社会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即使没有考虑到今日的后果，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情与理都讲不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子女是无罪、无过的，正如早期中共高层基本上出生在有产者家庭一样，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一般地说，决定教育的基础是经济。土地改革及其不久，在占中国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村，地主、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入也得到了遏制。用不着太长的时间，原有产阶层的经济水平就会被无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党员、干部阶层所超越，则多数优质的教育自然会轮到新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女身上。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这一几十年的时间等不及了。他们朝气蓬勃、雄心万丈，不仅希冀在最短的时间，荡涤旧社会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还要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国富民强的社稷。这自然要把教育放在先行的位置。继短暂的过渡后，在人才问题上觉得民国遗留的文人不放心，只能批判、限制地使用。于是，执政者做出了“自己培养人与培养自己人”的决策——必须尽快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培养自己的人——工农及其子弟成材。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提速和歧视、剥夺整个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层、社会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的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任何决策都是有利有弊的，这些也不例外。利的方面讲，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能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材的出产自然就高，较能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农子弟优先入学，体现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开展各顶工作，保证政权的稳固。但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精英的更替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了规律，弊端就会出现，甚至得不偿失。
第一，高等教育的三次跃进与优质资源的稀释。建国伊始，执政者对民国教育做了彻底否定。“文革”对前十七年的教育也做了基本否定。新时期拨乱反正，对“十七年”的教育做了肯定。应该说，“文革”前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体现在教育的普及上。但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今天尚无充分的讨论。我们若从师资的角度切入，就会觉得“文革”前十七年的高等教育质量，相对于民国是下降的。
1947年，全国有教授6816人、副教授2514人、讲师3426人、助教4184人，教师合计16940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40.2%、14.9%、20.2%、24.7%。到1949年，全国有教授4785人、副教授2168人、讲师3742人、助教5364人，教师合计16059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29.8%、13.5%、23.3%、33.4%。从教师总数上看，1949年与1947年并无明显的变化，但具体到各职称，教授少了2031人，流失30%，副教授少了346人，流失14%，正副教授合计少了2377人，即流失四分之一。由于当时国家采取的是包下来的政策，且教师还没有向其他领域流动，故这批教授主要去了国外。
1949年后任职高校的教授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77年，只剩下2288人，仅是1947年的三分之一[37]。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初的十余年间，高等教育发展却出现了三次跃进。第一次，1952年[38]，高校招生7.9万，是1949年3.1万的2.5倍；第二次，1956年，高校招生18.5万，是前年的1.9倍；第三次，1958-1960年。1957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万，仅是上年的57%。1958年，乘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东风，高校招生26.5万[39]，又是过去一年的2.5倍[40]。高校“大跃进”的1958-1960年，三年共招生86.2万[41]，其任何一年的招生数，都超过民国时期毕业的大学生总和[42]。其中，1960年招生32.3万，是1949年的10.4倍。在某一时段，若总的增长率相同，则这种隔一至三年翻一番，甚至更猛的增长模式，比相对匀速的高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因为这完全打破了教育规律，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1961年开始，虽然高校招生又大幅减少，到1962年，又回落到10.7万，仅是1960年的三分之一，但至“文革”前的1965年，在校大学生仍有67.4万，是1949年的5.8倍。和平时期，如此大起大落而总体高速发展的现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并不是常态。再分析1965年度的师资情况：全国有教授3506人、副教授4382人、讲师29200人、助教89417人，教师合计126505人（不含教员11611人，下同）；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2.8%、3.5%、23.1%、70.7%。乍看，高校教师是1949年的近8倍，但增加的绝大多数是助教、讲师等低层次的，而高层次的教授、副教授仍只有1947年的85%。如果按教师队伍的结构与民国做一比较，差距更为悬殊。1965年，教授在教师中的比例仅是1947年的1/14；副教授在教师中的比例也只是1947年的1/4。教授、副教授合计在教师中的比例约是1947年的1/9[43]。则精英教育的效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与今天的主政者始终保持自我感觉良好不同，上世纪50年代的教育部长们，有一个十分可爱的优良传统——勇于担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就为后人留下了考查当时教育质量之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从马叙伦到张奚若再到杨秀峰，都勇于承认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如1952年，“录取的大学生有不少的人只考二十分，入学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跟不上班”，对此，马叙伦与张奚若都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与不安[44]。此后对教育质量虽有所重视，但“有的地方小学留级生竟达学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中学留级生有达学生总数百分之十七的。毕业学生程度也差。如1954年高中毕业生投考高等学校理工科，数学不及格的占报考人数百分之七十三，物理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二。有些地区初中毕业生投考高中，不及格的人数竟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六。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质量是不高的”[45]。而当时外语考试已取消。无疑，外语成绩肯定更差。由于当年高校录取的新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35倍[46]，则意味着这些不合格的考生几乎全部录取。换句话说，1954年录取的大学新生，多数人的多数主课不合格。对于当时“高等学校所培养的干部质量不高”的原因，杨秀峰的分析比较到位：“在过去几年发展中，没有严肃地考虑到学生来源和师资条件都严重不足的情况，片面追求数量，对于保证质量注意不够。”[47]而似乎没有证据能表明，此后十年高校招收的新生质地和任教老师素质，比前五年有明显的提高！
在第一次高校跃进时还有一个插曲：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多容纳新生”，教育部决定理、工学院1952-1953年的三年级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48]。我们认为推出这一举措的两个理由都不充分。首先，当时至少还有30万知识分子失业[49]，而且，到1957年，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50]。其次，为了多招新生而叫在校学生，尤其是叫本来就因政治运动而耽误了的在校学生提前毕业，这是什么逻辑?？[51]严酷的现实是，这批正规学校肄业的一部分学生，1956年后又不得不到业余高等学校中去“回炉”了[52]。这就是违反教育规律而自食的苦果。
由此可见，1949年后，先天不足的不仅仅是“文革”一代的学生；教育决策中的热衷于打破常规，也不始于今日。事实上，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一开始就走上了“快车道”。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出指示：“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53]这些决策的兑现，自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付出的代价必然是精英教育的滑坡；再有这些先天不足的一代，去担纲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形成了不良循环。
第二，千年积累的“读书种子”基本断裂。统治阶级、有产家层的子女往往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这已被中外历史所证明。但易代之际的过渡阶段，新的统治阶级一般不歧视、排斥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子女接受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体是官僚阶层。而官僚阶层的基本构成是读书人，他们是书香门户和文化承载的主体。故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多数书香家庭的自然延续。但由于权力及其权力导致的财富来源的丧失，这类书香家庭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除非家庭中有人再度跻身于官僚阶层或经济地位的重振。否则，二、三代后多数破落户式的书香之家，必然会被新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孙所替代。同时，新的有产阶层整体上绝对不是靠剥夺他人的家产或夜遇横财产生，而主要靠勤劳、吃苦、节俭、天赋（包括体质）、智慧、机会（有时也包含运气）、胆略、经营等起家的，要不社会发展史（包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人）就无法解释。能进入这类阶层的家庭，其经济地位上升时的第一、二代，往往没有条件读书。只有他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大致达到了小康（如中、小地主）以上的生活水准后，才有可能供子孙长期读书应试。无数的新老地主家庭，形成庞大的官僚、书香的后备军。再经历几代的洗礼，这类阶层的少数家庭上升至统治阶级，部分家庭保持原貌，而更多的家庭会衰落下去，又回到贫穷的境地。除此循环往复，中华民族千年赓衍；约定俗成，龙的传人的读书种子世代延续。而思想家、科学家就是薪火（这里包括物质与精神）相传中的杰出代表。从孔夫子到王阳明、从沈括到华衡芳，凡炎黄子孙的学术大师有几个产生在无产者之家？
时至民国，一代难以产生学者的规律基本没变，所不同的是，书生家庭来源的具体构成出现了变异。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致富的门路和机会增多，财产原始积累的周期缩短，社会精英更替的步伐加快。废科举后，虽然站在权力的角度，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但他们谋生、服务的渠道增加、扩大，而且知识分子离开体制，依靠自己的才智（部分或某一阶段借助父兄的力量）也能比较体面地生存。独立的经济催生现代独立的知识阶层破土而出。由于在新式学校尤其是中、高等学校读书成本不菲，渡洋留学的川资更非下层民众能及，加之成材环境已离不开城市，这又加深了读书人对财富的依赖。故民国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的家庭来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接受教育的诸多因素中，权重向财产倾斜。在此背景下，主要由地主等有产阶级转变过来的工商阶层的子女崛起于知识界。据郑若玲教授对建国前厦门大学2356名学生家庭出身的统计，家长职业为工人、农民、军人、学界（知识界）、政界、商人、其他等七大类的百分比，依次为2.21%、13.54%、2,46%、21.3%、17.74%、40.07%、2.67%。学界、政界、商界三者相加接近八成。又由于军人中有军医[54]，农民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其他类的也不可能全是贫寒子女，故笔者有理由推知，民国时代能跨入厦大校门的，有九成左右是来自有较高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家庭。厦门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的地位属中偏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55]。故由此判断，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主要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这一结果，与毛泽东的旧中国的文化人，被“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垄断（即使识字的，也“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分析吻合[56]，也与科举时代进士、举人的来源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商人后代异军突起，这从纵的方面看，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以横的角度比较，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成相似，便利杰出学者的培育。
总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尚发生剧烈变化的1949年前的百年间，知识阶层的来源做了很成功的过渡与延续。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民国时代，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几乎都产生在有产、有文化的家庭，就是六百位那个时候成长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也有九成以上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这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出身相当接近。剩下的，一般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在此，顺便披露，把数十个贫寒子弟培养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努力中，各层次的教会学校功不可没。
十分遗憾的是，千年延续的“读书种子”1949年后基本中断了。
民国过来的有产阶层的财产被剥夺，其绝大多数人员成了革命政权的专政对象，那个时候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有产阶层和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在入党、入团、提干、参军、求学、分配、招工、晋级等凡向上流动的方方面面，乃至婚姻，都整体受到了歧视。
建国之初，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又有多少人受到了“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牵连？由于相关档案没有开放，既没有充分研究的条件，更没有权威的数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认为：“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一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57]我们基本同意这一判断，并结合李文对“四类分子”的构成和社会背景做一粗略的交待。
“四类分子”中的主体是地主、富农。土地改革以户为单位划分阶级。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58]，凡18岁以上的生活在地主、富农家庭的成人，一般都划为“地主”“富农”。现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和各地区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获知土改前地主、富农有4332万，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4%[59]，占当时大陆总人口55196万的7.8%[60]。假设18岁以上的可划为地主、富农的成人占这类家庭人口总数的一半，就有2166万个“地主”
“富农”。地主、富农是那个时代有产阶层的主体和统治阶级的基础。掌握这一基数和计算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1949年后的三十年中“贱民”的总数、结构和变化。
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和构成比较复杂。反革命分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两种。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61]举偶的现行反革命、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62]罗列的历史反革命，都很抽象和笼统；反革命又没有像地主、富农那样有划定的指标，在相关档案开放前，其确切人数和构成恐怕谁也说不清。据当时参与镇压反革命的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干事况浩文告知：“伪军连长以上、伪政权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63]我们认为“反革命”中的上述人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统治阶级，并假设其人数为200万，连同家属1000万，占1949年全国总人口的近2%。而其余部分的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则大都来自社会底层。
“坏分子”主要是盗窃、诈骗、强奸等刑事犯。据李若建的估计，“坏分子”约占四类分子的5%-10%[64]，若取其中间值，为200余万。由于“坏分子”大都是社会败类，故我们把“坏分子”本人基本上排斥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之外。
综上，建国之初，四类分子大约有2600-3000万，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合计8000万左右，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
随着新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自然死亡的增加，固有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占总人口的比例会逐步下降。但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岁月里，新的“四类分子”和“准四类分子”也在不时地涌现。不过，除了众所周知的1957年中“阳谋”的55万右派，更多的政治犯、失意者和变质分子却已消逝在公众视野。如在“三反”运动中，仅在全国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人[65]。又如，因子虚乌有的“胡风事件”而引起的1955年的肃反运动，“卷进去400多万人”[66]。再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此外，一百多万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失去了政治话语权。所以，政治贱民及受牵连者，在“十七年”中的各阶段大致保持了开国头几年的比例。当然，不少在运动中受冲击的人不一定是专政对象；肃反中的错案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许多人不久甄别后就平反、“摘帽”了。如据1962年8月的统计，“共为695万人平了反”[67]。可好景不长。稍后，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更紧了。“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即使“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68]。
还要揭示的是，政治出身这个“东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玩意儿。即使在阶级斗争稍为缓和的时期，哪怕是虽已平反、“摘帽”的分子，相对于政治、历史清白的人仍然低人一等。在碰到参军升学等上升机会时，他们的子女是竞争不过那些“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的。所以说，那个时代，党的阶级成分政策能全面、始终地贯彻，除了执行者受“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怕被扣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影响升迁外，还与有切身利益的“红五类”的“虎视眈眈”相关。许多场合，虽以革命的名义，实质是个人利益的博弈。那么，在政治高压与个人利益的双面夹击下，“四类分子”、“准四类分子”子女想不受牵连，实属意外了。
本文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建国之初“四类分子”的性质和其作为剥削阶级的经济来源；仅仅指出，其中的三分之二，即占全国总人口10%的属于民国时期的有产阶层、统治阶级或上流社会，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是书香家庭的主要来源。他们及其子女，垄断了20世纪上叶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至于接着倒霉的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等，许多更是知识精英或曾经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外教育史、人才史、学术史表明，本来在1949年后的约半个世纪内，新中国的著名学者主要将从这一阶层及其子女身上产生。现在，既对这一阶层进行了专政，又对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政策，使没有阶级性的科学、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奠品牺牲了重要的部分，也等于基本筛掉了本国、本民族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学术人才的基本断裂就不可避免了。
（2）?大学毕业生质量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教育都是教师和学生两大部分组成的。既然原有的优秀教师大量外调，教授人数不断下降，新归国的欧美留学生难以作为新鲜血液流入教育界，又由于高等教育的“跳跃式”发展，使教授的教学负担大大增加，所有这些刚性的因素，使优质的高等教育师资力量大大稀释，自然亦即必然会影响到质量。同时，一般的文化教育、知识传授、技术培训，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适用的，成效差别也不会太大；唯独对于学者的培养有特殊的要求。首先要求有天赋，民间所谓的聪明人。不可否认，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有天赋的，是聪明人。你能说杨振宁、李政道不聪明、无天赋吗？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上流社会、成功家庭的子女整体上的遗传比一般家庭优秀。否则，何谓优生优学？其次，要有兴趣。前面已说过，中国新兴阶层的最大关注是权力，即使那些高学历和留学生，最后也往往会把主要精力用于仕途。1950年代留苏学生的最亮点在权力的尖上，即是最好的注脚。对学术感兴趣的，一般是已成功的家庭或破落户的后代。现在把原垄断文化的阶层和有较好遗传、对学术感兴趣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给予限制与排斥，等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剔除了最优秀的学术生源。当师资和生源都出现问题，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时，教育质量自然就走下坡路了。
“文革”前，对当时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早在“反右”前，社会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已发现了科学家的断层现象，他对新生代的大学生不抱大的希望[69]。1963年，在部分工科院校负责干部的座谈会上，“有一些老教授认为，解放以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有‘后劲’；1953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的大学毕业生，有‘前劲’而无‘后劲’；而1958年教育革命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呢？既无‘前劲’，又无‘后劲’”。尽管这些观点不久被否定[70]，然而人们不愿看到的是，陶孟和等的分析与预见，不幸被言中。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为例，上世纪中叶的大学生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又如，23位“两弹一星”功勋，有21个是民国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一个“52后”[71]。再如，新世纪才产生的18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大学毕业的时段分别是：1949年以前的有11人；1950-1952年的有4人（内有肄业1人）；1953-1958仅3人（内有肄业1人）。亦即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世纪60年代后大学毕业的科学家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尽管那代大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已进入“古稀”。
至于1949年后培养的社会科学家，更不能与潘光旦、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那代比肩为伍了。
（二）?“文化大革命”之社会全面断裂
革命胜利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政策，造成了“读书种子”的断裂。但第一次断裂的程度是基本断裂，还不至于几乎完全断裂。若不发生1966-1976年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读书种子”会逐步增加，更不至于几乎“灭绝”。因为，在新的统治阶层，虽然有产阶级出身为主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已不多，但各个革命时期，都有背叛原阶级的知识青年和中共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加入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中。第一，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各根据地培养过数万知识分子；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因统战的需要，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到建国前夕，在数百万解放军中“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72]；第三，解放战争的中后期，在国统区有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地下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民主青年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华侨和其他阶层对革命有功的知识分子。笔者估计，1949年后约有60万人左右，占总数20%上下的知识分子本人或家庭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而且，还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得以比较体面的延续。
又由于“十七年”中，在无产者身上已整整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那么，如果不发生“文革”，到建国三十周年，新老书香或精英家庭的数量将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旦遇上如70年代末的开放时代，这些书香或精英家庭的子女去发达国家留学，如同40年代的民国留学生一样，到90年代后很有可能再次“井喷”，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人物。
可历史不承认假设。
继拿枪的敌人、地主与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和敢于提意见的“彭德怀”后，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曾经的战友、时在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再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又发动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等无数冤案，殃及上上下下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文革”打击面最广、人生落差最大的是老干部。但受害最深远的是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整整十年，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或教学单位不受冲击；没有一个课题或实验不至中断；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不被耽误；没有一个上流或知识家庭不受牵连。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大蠢事。“文革”中，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倒霉？在那“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的时代[73]，又有多少家庭、个人受到牵连？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林彪、“四人帮”“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74]。这里，叶是指“文革”中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显然，不包括“文革”前的“地、富、反、坏、右”。而即使“文革”中，不管哪一派得势，“地、富、反、坏、右”始终是垫底的政治贱民。现在，原“五类分子”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此外，还有二个庞大的群体——华桥与基督教、天主教徒，前者作为有“海外关系”者，实质上等同于政治上的不信任者；后者则是“精神鸦片”，也在歧视之列。那么，除了在“文革”中发迹的造反派和林彪、“四人帮”之流，这“十一类”差不多把19世纪末后出生的、居住在大陆的新老精英、上层人员一网打尽了，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应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二以上。也可以说，千年积储的书香之家，几乎无一幸免；他们的后代，在求学路上，绝大多数遭遇不公正。如在“文革”中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些“可教育好的子女”，按政策规定只占3%。而这可怜的3%，许多也是靠“走后门”的[75]。同时，由于“十七年”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曾享受干部待遇，则包括工农出身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就是作为走资派、修正主义（留苏归国者）的黑苗子被批判，或迅速“工农化”、边缘化，使曾寄予厚望的整整一代的“接班人”，他们宝贵的知识与青春大多被耽搁。这使得“文革”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破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战争与政权更替。
等浩劫结束，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来过、选择、积淀；各阶层、家庭，重新洗牌。而这恰恰重犯了学术尤其是中华学术之大忌！
据本人三十年的研究与揣摩，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优秀的人首选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两者都可走捷径或投机，尤以当代为甚），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所以，与欧美相比，华夏民族的大学问家，一般需要家庭更多一代的积累，且通常是父母双方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也几乎是清一色的书香或有产阶层之后的新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的主要原因。因为，后者的积累尤其是文化的积累还不够。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出不了大师，甚至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可以笼统地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而包括民国在内的世界现代人才史表明，三十多年的一个跨度，这么多在发达国家喝过“洋墨水”并大多留下来的群体中，足以孕育出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钱学森式的一代学人了。可我们似乎一个也没有见到！这就是“文革”惹得祸！
“文革”后，在1985年前出去的留学生（包括访问学者）队伍中，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先天不足，要从这一群体里涌现世界级的科技帅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1985年后出去的留学生都经历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练，大致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本科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然而，这一代的创造性，也根本不能与他们的前辈比。
我们拿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陈省身、丘成桐、吴健雄、钱学森等八位英才从他们出国到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时间来比较。最短的李政道用了11年，最长的李远哲用了24年，平均经历16.6年。质言之，如果大陆出去的留学生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周期与他们相同的话，则1985-2000年出去的学者，今天都具备了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时间了。再看这八位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龄，都在50岁及以下。其中李政道31岁、丘成桐34岁、陈省身、扬振宁35岁。此外，1975年出生的陶哲轩，获奖时也只有31岁。“文革”结束也有35年了，以赵红洲的术语表述，正好经历了一个“科学波动周期”。因此，不要说“新三级”学人，与那批海外华裔学人相比，即使“文革”后才出生的学者，也有部分该到了出尖端成果的高峰期了。然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奇迹。
都是同宗、同根、同语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中的达人，又都在欧美国家留学、工作、生活、定居，与体制有关的政治运动、学术环境、学术自由、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官本位等被人诟病的因素，在他们身上都不存在了。为何学术建树的差距也仍然在这么大？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诺奖得主，无论是博士毕业的时间还是获奖的年龄，总的趋势都在推迟。再如，1940年代出去的民国留学生，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都没有从军，而多数欧美国家战时的适龄青年，一般都要尽服兵役的义务。这使得民国留学生与同时代的欧美学子相比，更保证了学习的连续性和成效，这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优势。我认为，这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因为，在现代世界，杰出人才的培养横向比也许比纵向比更重要。但这些，只能说明杨振宁、李政道一代出道早、成材概率高的原因，而不是大陆新时代留学生出不了大师的理由。因为，朱棣文、丘成桐、钱永健、陶哲轩等，都是1948年后才出生的。更何况，在2010年的诺奖得主中已有“70”后。我觉得，大陆新时代留学生与其他华裔科学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家庭背景。
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学者一致，前面提到的十三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无一不来自书香家庭。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学人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如1982年以前的诺贝尔科学家得主共355人，其中可考查到家世的有304人（不含3个华裔），他们绝大多数出生在书香或中产者家庭（这与华裔科学家相似），出生在无产者家庭的仅10 人左右，占3%上下。即使这几个特例，也有半数得到了他人的资助。如1930年获得化学奖的德籍学者菲舍尔，出身在贫苦农家，从小上不起学，是罗兹契克农庄主的资助，才使菲舍尔得以入学，并于23岁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受到亲戚的资助，到柏林进修[76]。所不同的是：华裔科学家几乎都来自书香，诺贝尔科学家得主虽大多也来自书香，但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也占相当的比例；华裔科学家绝大多数需两代以上的积累，诺贝尔科学家得主仅积累父辈一代的也不是个别；华裔科学家多数需要父母双方的积累，诺贝尔科学家得主对母系并不那么依赖。当然，受制于材料，我们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了解不全，但结论似不会改变。概而言之，一代难出学者是古今中外的共同点，相对来说，华人、华裔科学家对家庭的积累和要求更深厚、宽广。
大陆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基本上产自“白丁”和“无产者”之家，尽管其中官员子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1949年后，除了传统的书香世家基本中断，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自豪，知识分子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单一的而不是双向的学习，对学习者来讲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以无文化为荣的社会，有多少孩子会对科学发生兴趣？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又有多少青少年会对知识与知识分子产生心仪？当这一代为人父母后，又有多少人会熏陶自己的儿女“有立伟功于学界之志”？同时，不管是公派还是自费，家庭经济条件对留学的影响不应低估。民国时代的留学生，就是旅欧勤工俭学的，恐怕最低门槛一般也是中小地主。像钱学森、吴键雄等“少爷”“小姐”们，在美攻读时会担忧自己的生计吗？可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经济条件大多不好，家里还指望着他们省吃俭用带回时髦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呢??？[77]于是就去卖茶叶蛋、中草药，或洗碗、带小孩和做家教等。把本该做学问的时间，被“生活”所占去了。或者说，把部分时间换成了“金钱”。即是胸有大志者，你若身无分文，怎样与上流社会打交道？何以参加各层次的学术沙龙？而没有这些条件，往往会失去机遇。要之，1977年后入校的大学生和80年代发家的富人的子女，加入这一时段的留学大军的还不多。家庭背景（包括遗传、知识和在国外的人脉）决定了1995年以前出去的留学生群体都不足以产生较多的学术天才。所以，人们翘首以盼的大师在海外学人身上也没有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把视线还转到国内。除了前述建国六十二年来，杰出科学家绝大多数是民国培养的外，再以“海归”来说，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还是新时期从发达国家回来的科学家，都不及1949年前后从欧美归来的那代天之骄子。还有，包括民国在内，发展中国家的一流科学家都被留学生所垄断。可奇怪的是，新中国培养的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三位科学家——袁隆平、陈景润、王选都不是留学生。这些史料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症结：五六十年代选拔的留苏学生尽管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政审原因把最适合做学问的基本上被淘汰了；新时期的归国留学生，凡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新中国自己造就的两代归国留学生，都不敌产自书香或有产家庭的民国那代留学生，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同样道理，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有趣的是，这四巨头都与教会学校有缘），以及曾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也均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且都出自书香或知识分子之家（亦即本文着墨较多的十八个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全部孕育在文人家庭）。其中，王选、袁隆平、杨小凯三人，父母双方均为书香。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所有对“钱学森之问”给予的答案，只有“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实证与分析，至少在逻辑上是周延的。
（作者为历史文化地理学者）
注 释：
[1]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2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2]目前尚无1949年知识分子的准确数字。这一数据主要根据1955年初“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减去1950-1954年初中以上毕业生总数256万（据《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4-25页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加上这五年间知识分子自然和非自然死亡约50万（根据求得的1949年总数的15%左右推算）。
[3]1949年，全国高校的正副教授和1948年当选的院士，流失率均为四分之一。分别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页、于风政：《改造》第6-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刘超：《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以东大和清华为例》，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
[5]陈丹青：《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6][8]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1期。
[7]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9]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0] [69]转引自于风政：《改造》第135，53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8期。
[12][71]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13][美]李又宁：《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贡献》，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4]《1949-1954年回国服务的留学生情况统计表》，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6]《高等教育部对改进留学研究生派遣工作的报告》，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5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7]参见《1950-1966年留学人员派出统计表》，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0-227页。按：须参阅同书第113、121、140、162、167、190、194等页来理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白云涛：《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9]参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安排归侨学生和侨眷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1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0]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4-227、274、28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1][25][27]《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家计委、高教部、教育部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26、1326-132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2]《关于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学生转学、转专业的具体办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77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3]《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6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4]《教育部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316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6]《教育部关于从1962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外国语考试成绩作为正式分数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7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8][34][37][39] [41]
[46]《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25、27，102-103，26，26，27、2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9]据百度百科：2011年4月26日。
[30]《高等教育部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2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1]《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2]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33]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35]罗祝立：《1978年前我国高校工农阶层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研究》，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2期。
[36] [68]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第49、57，48-49页，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
[38]我们今天见到的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是3.6万（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5页）。可1952年初公布的这个数据是6.4万，即仅该年上半年，就有44%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休学”，使当年高校
“招生十万人以上”（见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的计划流产。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不知与当时在中学也开展的“组织清理”[见《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是否有关？
[40]这一增幅已是相当“缩水”了的。《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日的社论——《党的教育方针的凯歌——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开幕》中的调子是：“全国现有高等学校1408所，学生79万人[按此计算，则当年招生39.5万，是前年的3.73倍（参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2、26页）]”“与1957年相比较，高等学校增长了515%，学生增长了80%”[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6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若果真如此，这该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之最了。
[42]主要参见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第285-2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3]《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6、102-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按：当然，这里可能存在职称评定滞后的问题，一些讲师、助教的实际水平可能超过了他们所授的职称，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是不争的事实。
[44]详见马叙伦：《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载《人民教育》1953年第4期；张奚若：《全力为祖国培育新的一代》，载《人民教育》1953年第1期。
[45]《积极地稳步地提高教育质量是今后普通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载《人民教育》1955年第1期。
[47]《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48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48]《教育部关于理、工学院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问题的几点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6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49]《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3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1]窃认为，这一决策首先是为了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院系调整剩下的教师、教室、教学等一系列的过渡问题。
[52]《高教部下达1956年业余高等教育事业计划和有关事项的通知》，载董明传主编：《中国高等函授教育大事记?文献?资料》第1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6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54]郑若玲：《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载《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55]据向作者咨询，由于“厦大地处侨乡的特殊位置”，占总数四成的“商人”中，“华侨和侨店员比商人的数量更多些”（在此谨向郑博士致谢），这就自然加大了商人的比重。但据笔者对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家世分析，民国时代工商子女崛起于学界是客观事实。
[56]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7] [64]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58]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82-4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9]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第56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60]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1516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61]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44-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62]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244-2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63]杨敏：《“绣花鞋”背后的“镇反”大批捕》，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5期。
[65]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38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66]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第14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67]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0-871、12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70]《蒋南翔同志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上的发言（节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6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72]毛泽东：《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4]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年2月16日。
[75]张刃：《我经历的“教育革命”》，载《炎黄舂秋》2009年第12期。按“毛泽东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点是改善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子女的境遇”（见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第59-60页，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这就怪不得，当时民间普遍的感觉是“走后门”。
[76]《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2） 第158-161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77]为此，许多科技人员“出国前拼命往皮箱里塞方便面”呢！见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第17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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