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一位文化老人,痛感“文革”期間假話流行,人格墮落,以其耋髦之力,向全社會疾呼“講真話”。
他,就是巴金。
在大浩劫之中,許多人在眾人麵前痛哭流涕,低眉順眼地表示“我懺悔!”;“文革”結束之後,這些匍匐在地的人抖抖身上的灰塵站起身,慷慨激昂地說:“我控訴!”而巴金,在《隨想錄》裏麵,更多地是靈魂的自我拷問。他曾經跟隨眾人批判過胡風,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文《必須徹底打跨胡風反黨集團》,在朋友的傷口上撒鹽,並當麵指責胡風“做賊心虛”。三十年後,巴金重見胡風,他已經認不出這位坐在輪椅上目光呆滯的老朋友了。他沒有勇氣向胡風當麵道歉,但他尚未泯滅的良知讓他寢食不安。他曾經被迫害,也參與過迫害別人,巴金對自己當年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表演“感到惡心,感到羞恥”,“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於是,這位真誠的老人,在眾人挺起身體“我控訴”的時候,匍下身軀,沉痛地表示“我懺悔!”。
一部《隨想錄》,曾經震撼過八十年代多少知識人的靈魂,最早我發表在《讀書》雜誌的文章,題目就叫《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與人格》,從民國初年的黃遠生談到巴金老人:
“ 他作為一個十年‘文革’無可爭議的受害者,今天卻在嚴肅地懺悔在那瘋狂的年代裏自我的怯弱和‘醜陋’。相形之下,那些曾經扮演了某些不光彩角色,而如今卻‘當仁不讓’地將自己劃入受害者行列的人們,清夜捫心,又當作何感想?”
因為信仰過安那其主義,與郭沫若還有過一場論戰,嘲笑過馬克思主義,巴金在解放之後活得戰戰兢兢,唯恐被清算曆史舊賬,他感覺自己像一個“被烙上紅字”的另類之人,因此在運動來臨之際,為了自保,不得不表現得積極一些,於是便有了文章開頭提到的批判老朋友胡風的一幕。反右運動的時候,更成為驚弓之鳥,連續寫了好幾篇“反擊右派進攻”的大批判文章,還參加了對右派作家的批判會,跟在別人後麵高呼口號,揭發批判。
因為恐懼,他追隨眾人“向著井口投擲石塊”,這成為了巴金記憶中永遠的隱痛。他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但在那個年代裏麵,不僅理想黯淡了,而且還與群魔共舞,落井下石,如同魯迅的《狂人日記》裏麵所說,被吃,又在吃著別人。但他的良知猶存,少年時代播下的信仰依然潛伏在心底。當文革結束之後,巴金終於回歸了,回歸到青年時代那個理想的、燃燒的安那其主義者。頑強堅守在內心的信仰讓他死而複生,讓他公開懺悔,讓他大聲地說出:
人隻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注:原文很長,我去掉了中間對他生平信仰的一大段)。